吕贞白先生（1907—1984），名传元，字贞白，以字行，自称“吕伯子”，江西九江人，编辑、学者、诗人。《吕伯子诗存》，是先生的诗集。笔者曾及门受教，受益匪浅（可参见拙文《博学的真情之人》，刊于褚钰泉主编《悦读》第44辑，江西21世纪出版社，2015年）。上世纪80年代末，承先生的女儿吕姮师妹见赠此诗集，多年来时常翻读，感触良深。现把自己阅读的体会，略作整理，就教于海内外专家，以见当代古典诗歌展开状况之一斑、以显当代学人的一些动向，同时也算心香一瓣，奉献于先生灵前。
吕先生年轻时（1920至1929年间）在通州，先后师从陈祺寿、张謇。陈祺寿（1863—1929），江苏丹徒人。为清代乾隆时期学者陈沆的后人。1920年前后，为南通图书馆长。在民国初期，曾办《东台新闻》，为当地新闻泰斗。张謇（1853—1926）乃清末状元，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吕先生受他们的教诲熏陶，学业有成。年轻时就撰有《淮南子斠补》，学界传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生参加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工作。“文革”中退休。1979年后，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为编审，以治词学和目录版本学闻于世。晚年兼任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84年10月去世，倏忽已三十五个年头了。
吕先生去世之前两年，宴请门生和朋友，委托他的学生喻蘅先生整理遗稿。喻蘅（1922—2012），江苏兴化人。原复旦大学教授，擅长书画。吕先生去世后，喻蘅先生在蒋天枢先生的支持下，整理诗稿。得到吕先生在海外弟子们的支持，先整理出了《词集》，影印了若干册，赠送师友。之后，又整理出此《诗存》。
《诗存》收有吕先生诗作368首，是从先生晚年880多首作品中选出的。前后涵盖1974年到1982年之间九个年头。诗集按照年代，分为十二卷（其中甲寅1卷、乙卯1卷、丙辰1卷、丁巳4卷、戊午3卷、己未3卷、庚申2卷、辛酉1卷、壬1卷）。根据蒋天枢先生《吕伯子诗存弁言》：以“伯子”“为词集之名”“亦伯子所自定也”。
诗集由先生的老友潘景郑先生题写书名，陈邦怀先生写《序》。潘先生，著名文献学专家，学人皆知。陈邦怀（1896—1986），陈祺寿之子，先生终身知己。曾执教南通女子师范、无锡国专，生前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天津市社科院研究员、书法学会天津分会主席。《诗存》全文，是书法家蒋雨田先生书写的。蒋雨田（1919—2000），名启霆，字雨田，号杞亭，海宁人。写就于上世纪80年代的《诗存》，当时无法出版。后蒙台北华侨大学的郑继孟先生、花莲高等工业学校的蔡保定先生资助，得以影印行世。可见，《诗存》中凝聚了众多弟子、友人的心血。也体现了海峡两岸文化纽带的密切相连。
诗歌，被称为是中国人表现情感的主要文学形式。无情难以成诗。
袁枚曾引尹文瑞（尹继善）诗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见《随园诗话》卷一）吕先生晚年的诗中，充溢着在将近七十年人生旅途中凝炼成的深厚情感。
翻开诗集，扑面而来的是怀念师母的诗——《伤逝》。师母是先生的表姐，姓罗，名蕙，长先生三岁，是先生四舅父的次女。两人由先生的外祖母指腹为婚。在当时那个时代，也是常有的。先生十九岁成婚。“碧双楼上明灯影，五夜雠书共对时”（《吕伯子诗存》卷一《寒灰寱语》，《伤逝》之八，二页），是他们当年生活的写照。
在学术上，他们互相切磋。“共事南州师，愧誉读书子。”同时，师母“斗室勤扫除，明窗拂净几。书堆灭蠹鱼，书箧勤料理。”给先生以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闺中有良伴，得以互砥砺。”（卷一《寒灰寱语》，《碧双楼呓语辞》三页）他们共同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旅程。
师母在先生六十八岁时因病去世。师母去世后，先生怀念师母的诗作，倍显哀切。“昨日晴风今日雨，添衣谁更问寒暄。”（卷一《伤逝》之三，一页）无论阴晴变化，即便日常添换衣服之际，也会触发寒暄乏人的悲哀。其他如《菩萨蛮》：“双鸳枕角留芳迹，人天从此无消息。腊尽又春生，春来残梦惊。”春寒惊梦，夜深人静，鸳鸯枕边，往日情景，依稀迷蒙。由当日“芳迹”引发的思恋，发人联想。
“七十衰翁枯泪眼”“梦断采莲歌一曲，鸳鸯头白叹孤飞。”（卷九《戊午消夏诗》，五十一页）往昔充满生命活力的田田采莲歌，变成了七十老翁哀叹白头鸳鸯孤飞的咏叹调。
在师母去世两年时，先生到苏州灵岩山扫墓，感触清末词人范伯子“草根无泪不能肥”的诗句，赋就的《江城子》：“草根无泪不能肥，意凄逶。”“等恨诉分镌，坠珥遗簪虽再觅，缘已断，梦还疑。”（范伯子[1854—1905]，原名铸，又名当世，字铜士，又字无错，号肯堂，排行居一，故称伯子。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清末文学家著有《范伯子诗文集》）
失去伴侣的伤感，无时不在的思念，催人泪下。
人们常说，时间和年龄会淡化悲哀，抹平创伤，但师母去世八年，七十多岁的先生哀切依然。绵绵的思恋之情和深沉的悲怆哀疼，浸透在先生诗作的字里行间。令人感到，在先生晚年，日常的开朗直爽之下，内心深处一直回荡着对故人的真挚情感和爱怜，流淌着漫长人生中老年独有的孤寂。读来怆然。
有的文学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古典诗歌中缺乏男女的情爱，而在现代我国，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老年人的爱情之作，更为少见，吕先生的这些诗作，或可为当今诗坛增添一些色彩。
吕贞白手迹
除了对夫人之外，对于女儿也是充满疼爱和期待之情：“垂髫弱女娇憨甚，索写新诗费锦笺。”笔下是不知世事小女孩的天真。
看到女儿能做诗，称赞她：“能读我书学我诗，朗诵高吟得吾笔。”“衰翁七十拙生事，赖尔晨昏绕吾膝。”这是由衷的欣慰之感。
他对女儿充满期待：“要知诗是吾家事，流派西江须祖述。”希望她“当从典籍究今古，新知旧训涂无殊。勖尔此言愿不虚，毋将日月荒居诸”（卷三《小姮生日示此勖之》，二十六页）。
还有 《姮儿就业诗以勖之》：“汝初涉世途，敬恭所执业，奋发以图强，劳动乃天职。”（卷十二，六十六页）明白俭朴，显现了对于女儿的疼爱、关切和期待。
诗集中更有对自己遭遇的感叹。
先生曾豪情满怀：“狂言读史能资治，未信工诗会坐穷。”对生活比较自信。然而过了还历之年，竟然到了要靠卖书度日的地步，“囊书都卖尽”（卷一《岁暮偶成》，五页）。先生虽“志向书丛作蠹鱼”，但自家的藏书多流失，或卖掉换米度日，有时连这样的“蠹鱼”都做不成。更复何言？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境遇，知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的变迁。
诗中有孤独：“愁苦又一岁，孤抱何所託。风雨复交加，长夜殊寥廓。”（卷二《乙卯除夕》，十五页）“悠悠七十春，忽忽忘老至。”“键户息交游，颇得萧闲致。”（卷二《丙辰元旦》，十五页）这是一种经历了世事变迁的苍凉和悲凄，一种独立于世的孤傲和深沉。
总之，无情不成诗，先生诗中的情感，有缠绵的，爱怜的，关切的，独白的，共鸣的。可以令人感受到，在先生诗的深层，有着一种“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独坐静观”（明钟惺《诗归序》）的孤寂。
有的研究者认为，人的孤寂有两种，一种是独处的孤单和悲哀，另一种则显现了对于独自生活方式、独特感觉和思辨结果的自信。（见欧洲旅日学者比艾尔·伽拉达[日语译音]《自爱和利己主义》[日本，讲谈社，1989年]中的论述：“孤独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大众中的孤立的痛苦，即lonelines；另一类是内心在沉默中的充实，即solitude。”而中国明代的钟惺《诗归序》：“夫人有孤怀、孤诣”，也是感觉到了孤独的不同情况。）吕先生的孤独，也许两者都存在吧。这种人生的苦涩和孤傲，使整个诗集充溢着沧桑感。正是这种深沉的悲哀，融铸了先生的诗魂。
《诗存》表现的真诚情感当然是个人的，但是，个人的情感，总包含有人类共性的内涵。只有这样，作品才能感人。一个没有真诚情感的人，能写就真正的诗吗？至少，我是不相信的。
诗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展现，同时也展现着诗人所处的世态现实。吕先生不仅是诗人，还是学者，在吕先生的《诗存》中，自然映现出先生所处的现实和世态人情。而其中不少学者间交往的细节，作为史料，对于研究当代的学术文化，不无补益。
在诗集中，充溢着先生对朋友的真情。如《次韵和效鲁见赠之作》所云：“盈颠白发两衰翁，三世论交感不穷。最是怕听邻笛奏，几抛酸泪哭欧公。”效鲁，指冒效鲁（1909—1988），别号叔子，江苏如皋人，清初名人冒辟疆的后人。民国间，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外交官，后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是吕先生的挚友。“邻笛”，指向秀《思旧赋》“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的典故。哭欧公，指苏轼在欧阳修死后对他的思念，见所撰《祭欧阳文忠公文》，又有《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故人已为土，衰鬓亦惊秋。犹喜孤山下，相逢说旧游。”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友朋情感的典故，在吕先生心中引起共鸣。
这种情感，除冒效鲁先生外，对于下面要谈到的叶恭绰、吴湖帆，还有其他友朋，也都如此。
先看写叶恭绰先生的诗。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祖籍浙江余姚，生于广东番禺。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二届中国政协常委。上世纪60年代，受到冲击。去世数十年以后，才开的追悼会。吕先生为此写了诗。诗题很长，兼有小序的作用：
叶丈遐庵与寒家世谊弥笃。在中日战争之际，戊寅年间，贞与叶丈俱客香港。所居山顶，相距咫尺，朝夕过从。香港为日军沦陷后，迫回上海。丈则闭门不出，画竹石以自娱。解放后，丈奉召赴京任职，并兼文史馆副馆长、国画院院长，居东城头发胡同。予每到京，必诣丈深谈。不幸在丙丁浩劫之中弃世，距今已十三年矣。今岁元宵节，北京书画院为丈举行追悼会。北地南天，相距甚远，未能临吊，惟有临风挥泪而已。微闻丈生前所珍藏金石书画等文物，亦俱散失尽矣，可叹可叹。丈在吴门置有别墅，榜题风池精舍，今亦鞠为茂草，慨叹何极。
诗倒不长：“劫运几能逃世网，寇深相与叹特艰。”（见卷十四，七十页）是说半个多世纪，历经刺激厄运，最后两句：“精舍风池余茂草，低徊赢得泪潺潺。”对叶家和“精舍风池”变迁的哀叹，颇堪回味。
有关近半个世纪的老友，一代画家吴湖帆的诗，更为感人。吴湖帆（1894—1968），江苏苏州人，为吴大澂嗣孙，初名翼燕，书画署名湖帆。书画、金石、诗文俱佳，三四十年代与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并称为海上画派的“三吴一冯”。晚年在“文革”中受迫害，1968年8月11日，自己拔去治疗的导管，去世。
老友蒙冤去世，先生抚其残卷。1976年元旦后写的《检视湖帆词笺怆然有作》有曰：“痼疾癖烟霞，真手能不坏。”句下小注：“湖帆患风疾后，尚能作画。叶遐庵赠以‘真手不坏’四字，湖帆刻石章纪之。”
诗曰：“论交四十年，披襟吐肝肺。”“犹忆君病中，舌僵难言话。匆匆弃人间，解脱天刑械。”（卷二，十六页）这是隐指吴湖帆在最后，自己拔去输液管离世之事。
吴湖帆也是在去世十年后，才开的追悼会。诗集有一首1979年写的诗，诗题也长：《上海画院为湖帆举行追悼会，距湖帆之逝世已十一年。沉冤得雪而秘箧所藏俱尽，可不哀哉。往吊，悲不能胜。四十余年之交谊，恍犹在目前也》（卷十二，六十四页）。
诗曰：“已伤劫烬家俱破，更惜埋忧骨亦灰。”“绝怜一代倪黄笔，点染江山不世才。”以吴湖帆比作倪瓒和黄公望，为绝代大家。
在诗的小注中披露：吴湖帆曾师事张謇，受到张謇的赏识。他晚年“患风疾，口喑，不能言者三年”。
1976年以后，“弟子俞子才、任书传诸人，为追念湖帆，集湖帆生前书幅展览”，曾函邀吕先生观览，先生有诗曰：“故人真个骑鲸去，忍忆嵩山旧草堂。劫烬堆中收故纸，寸笺尺幅亦琳琅。”
这些诗记载并透露了一代画师晚年的境遇。可供研究。我想，经过了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在这些诗句中读出自己的感受。
在诗歌中，先生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记载了一些文坛往事。比如，朱氏结一庐藏书（见卷十二，六十五—六十六页）。
关于“结一庐”藏书，黄裳先生、沈津、陈先行、王世伟等同行、友人，都有文章介绍，此不赘述。而吕先生的诗曰：“遗经那及黄金重，可笑痴儿只癖钱。今日尽归官库庋，胜他片纸散云烟。”这是他的见解。
在诗的夹注中，吕先生曰：“仁和朱修伯结一庐藏书七十余柜.多宋元刻本，后归丰润张幼樵.张氏后人不能宝守，现闻悉归上海图书馆。有感于书籍聚散无常而子孙多不见永守世也。”又云：“结一庐所藏宋元刻本、明钞本多清怡亲王明善堂旧藏及宋牧仲旧藏。咸丰庚申年，英国兵焚淀园，京师戒严，怡府藏书多散出于海王村。提银数两即可得善本多种。朱氏即于此时收得，后悉归丰润张幼樵家。”
幼樵，是张佩纶的字。张佩纶为张爱玲的祖父。那么，怎样归张幼樵的呢？先生曰：“传闻张幼樵系朱修伯之婿。朱氏殁后，张幼樵续娶李鸿章之幼女，所得奁资极富。朱修伯之子子清一官潦倒，张幼樵以廉价尽得其所藏，亦巧取豪夺也。”
到了张家以后，这些善本的结果如何？有些精品，如“《花间集》、《陆士龙集》、《艺文类聚》等，张氏早已售出。”“后自北而南，几经迁徙，兄弟析产，争夺涉讼经年，然终没于官。”
藏书大家朱氏结一庐的书，经李鸿章之门转辗流迁，相当一部分，最后归到上海图书馆。吕先生的诗歌从他当时个人的角度，表达了他对这一流变的看法。这一看法是否准确，姑且别论。以上诗歌，映现了百多年时代风云的变迁，则是显然的。
综上所述，诗中所及诸事，景况各异，世间说法，也自纷然，可再探讨。诗中所涉诸人，当然并非都是完人。但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为当今的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谓当代中国文化苍穹一角的群星，明暗大小不同，但都在闪耀，引人仰望遐想。
吕先生的诗是个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
中国的诗，形态有变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上，从民间的国风，到官方的雅颂；从楚辞到汉代的古诗；从古体诗到近体诗；从唐诗、宋词、元曲，直到近代的新诗。“五四”以降，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新诗”，传统的旧体诗在诗界的地位，显然衰退。但是，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依然有很多人在用此表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文学的发展，不应机械地割裂为“当代”和“过去”。这正如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一版《序言》所说：他们“拒绝接受把文学分成‘当代的文学’和‘过去的文学’的观点。”（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19页）我想，这是正确的。
吕先生的诗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那么，从古体诗“风雅传承”的角度来看，吕先生的诗歌有哪些特色呢？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鲜明的上海、或者说沪渎文坛的地域特色。
吕先生的诗中，显现了上海，尤其是上海市中心区域这一特定地区、特定历史时代的诗歌特色。
如，对于上海新雅饭店的变迁，写了好几首诗，讲到了新雅的变迁，反映了上海社会的实际变化。所谓“层楼掌故吾能说，闲依阑干数人过”（卷十四，七十一页）。
诗集中讲到在上海襄阳公园散步、复兴公园赏花、会友；还有到苏州的灵岩山扫墓，杭州、常熟、无锡的游览，凡此等等，荡漾在江南的湖光山色画面中，充溢着沪上文化的氛围，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没有在上海原来中心区域（原来的法租界、今复兴中路、淮海中路到延安中路一带），在江南地区长时间的生活经历，是写不出这些带有鲜明特色诗歌的。
第二，诗中多有人名地名。
关于诗歌中引用地名人名的艺术效果，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狄奥尼修斯《属词论》首言诗中用人名地名之效。”又引述了李特（H.Read）《诗态》（Phases of Poetry）评论白朗宁（Elizabeth Barrett）等 诗人诗句的论说：“此数语无深意而有妙趣，以其善用前代人名、外国地名，使读者悠然生怀古之幽情，思远之逸致也。”
在吕先生的诗中，虽然没有很多古代的地名、人名，但确实有很多现当代的地名、人名。在诗集中，据笔者检核，涉及的各界人名有：
汪旭初、陈祺寿、张謇、徐森玉、叶景揆、任心叔、刘世襄、吴湖帆、陈从周、蒋天枢、潘景郑、王欣夫、谢国桢、周子美、王西野、胡道静、陈奇猷、金云峰、蒋雨田、夏幼达、蒋梦华、陈邦怀，章培恒、喻蘅、李庆甲等等。不下数十人。
这些人名，在当前看来，或许不一定有“使读者悠然生怀古之幽情，思远之逸致”的作用，但夹杂在诗题、诗中的这些人名，肯定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当时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的氛围，映现出那个时代文化界的许多具体情况，个人关系乃至细微的情感。在隐约的文学话语中，可以领略时代大潮中，中国知识阶层精神世界的变迁。随着时代而推衍，或许就会越来越使人产生“怀古之幽情，思远之逸致”，展现出魅力。
第三，呈现了当代旧体诗的新题材、新意境。
这些诗作，虽说形式还是旧体，但显然已经超越了19世纪末到上世纪初，黄遵宪“诗界革命”时代，“说西洋制度名物”多以“新词”入诗的阶段（钱锺书《谈艺录》三，23页，347页）。
笔者以为，吕先生的诗，有些题材、场景是新的，意境也是新鲜的。比如《仙人掌花盛开喜而有作》（卷九，四十八页），写“仙人掌”：“非草亦非木，既含难名状。仙人掌上花，丽色莫与抗。青黄鲜且妍，挺立无依傍。”不仅写花，而赏花之人“对花倾玉卮，酌以葡萄醸”。这当然不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时代的“葡萄酒”。这诗中的题材、形象、意境，都是以前诗歌中未见，或少见的。
其他如《天津地震灾难创深》等作也是如此，表现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特定的场景，表现了先生独特的情感和生命力。
中国的旧体诗，在近代中国，其存在的形态，越来越纷然多样：有民众打油诗、通俗化的表现；有干部酬唱，抒发自己情感的形态；还有像陈寅恪、聂绀弩那样的知识分子，以诗歌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痛烈。可见中国的旧体诗，历经社会沧桑，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仍然生存着。如吕先生这样以大量的作品，汇集成《诗存》这样的形态留存下来，非常不容易，比较少见。可以说，在这些诗作中，中国文化的精魂仍存。吕姮所赠的《诗存》中，印有一方白文方章：“宗法西江第几人”，或许就是先生怀抱着某种自负的象征吧。
对于这样的古体诗，作为近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是否也可更进一步地做些分析研究，进一步展现、提升其生命力呢？
我们期待着。
纪念（2018.12.28）| 爱怜、孤寂、百年风云——吕贞白先生和他的《吕伯子诗存》
本文据作者在2018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二届“风雅传承”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补充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