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大国竞争与博弈逐渐从现实空间向数字空间扩展。“数字技术和数据应用的边界在哪里，国家在虚拟世界的主权就在哪里”。如何适应新的竞争形态，将成为世界各国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上海来说，针对“未来已来”的新情况，并把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与全球新趋势、国家新格局适时地结合起来，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对应数字世界的兴起，上海不仅要推动城市治理的数字化，也要推进“数字孪生”，再造一个“数字世界中的上海”，还要着眼于“领跑”，即探索和引领未来方向，引育一批新兴的“可控”的数字前沿企业，站在国家战略竞争的高度，不仅实现数字化转型，更向着引领“数字化”的方向努力。             

首先，我们要在思想上和机制上对全面城市数字化转型有全新的认识。数字化转型，不止是上海因应新形势、新技术、新环境，寻求新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更是为国家下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找模式、寻难点、觅痛点，要探寻一套符合共同富裕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符合人民期待的城市数字化建设和发展的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我们要兼顾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适性，不断调试和形成数字化城市的标准，并且在外宣方面有所准备，讲好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上海故事”、“中国故事”。             

其次，我们要在实践中超越现有的数字化转型理论，可以利用个别区域先行试点一些新理论、新技术。推动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的思想和技术很多，国际和国内前沿的理论和技术层出不穷。我们在坚持原创的同时不要忘了“拿来”，我们可以在个别区域设置试点甚至试错，错了摒弃，好的推广。在数字时代，没有哪种思想方法和技术路径能在应用之前就可以承诺百分之百成功，我们要有这样的魄力和胆识，拿来先试，试好了就推。此外，试点后的某些区域天然就形成“示范区”。             

再次，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对企业的引导性作用。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要重视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也不能忽略因此而涌现的一大批创新企业。这些企业既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能量，也可能对社会和政治造成负面影响。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将涌现出一大批企业，所有制形式可能多样，我们要给所有的企业公平参与的机会，在这方面既搞“揭榜挂帅”，还要鼓励联合攻关，让能者、强者能脱颖而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注意对企业的思想引导，不仅仅要求企业公益性、社会责任，还要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国家意识，建成真正的民族企业。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数字时代的政府与企业，其关系更多可以体现在价值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引导上，上海理应培养出数字时代中国最多最好的民族企业、全球企业。             

第四，充分研究相关立法。法治先行，这是上海给全世界的一贯印象，在数字时代，法律多半是滞后的，但我们有了试点，地方性法规的设计和制定可以跟上。这里面有个原则，对于数字立法，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合理规制，而不是设置障碍，通过试点区域，找到一个政府、企业都合适的立法点，方便政府治理，也能推动企业发展，还能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第五，成立数字化转型的专门研究机构。数字时代的治理也多半是滞后的。我们可以整合各方力量，建立专门的市场化的研究机构，瞄准前沿，为上海城市化转型及其与国家战略、产业前沿的对接，提供充足的思想武器和政策建议。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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