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中旬，武汉的空气中还未飘散出消毒水的气味，人们按部就班地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新年置办着年货，街上熙熙攘攘，戴口罩的人还只是少数。

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一场暗中酝酿的疫情将会在几天后爆发，且有席卷全国之势。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引发全球的进一步关注。1月24日，美国国务院针对湖北疫情发布最高级别的旅行警告，并派包机前往接回驻武汉的本国公民，此后，法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等国纷纷开启撤侨行动。

但仍有一些外国人，本可以选择逃离这座正在生病的城市，却义无反顾地按下了“留下”的按钮，希望跟这里的亲人、伙伴们并肩作战。

1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会以包机等方式，协助撤离彼时仍在武汉的本国公民。

1月29日，首批搭载着206名日本侨民的飞机降落东京羽田机场，截至1月31日，日本共派出三架包机接回565位日本公民。

就在这场跨国撤离有条不紊地运作之际，一名日本官员自杀的消息一时间传遍社交网络。

留守武汉的津田贤一并未关注过这则新闻，比起本国官员自杀，他更在意的是撤离侨民所引发的歧视。

津田贤一应该是留在武汉的最后一位日本教授了。

来自北海道札幌的他今年44岁，去年9月被华中农业大学以高水平人才引进，在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及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

他的同胞们已经搭乘三架日本政府租用的包机安全回国，得知他留守的决定后，大家都颇为惊讶，毕竟，他的父母、中国妻子、孩子都还在日本，他并没有留下的直接理由。

但作为科研人员和博士生眼中的“老板”，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的研究室里还有中国学生，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抛下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逃回日本。”既然是领头人，不能就这样把他们放下不管，虽然学校已经放假，津田觉得放下不管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早在一月初时，津田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会给自己身处的城市带来怎样的隐患，“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事，气氛上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

23日武汉封城之后，他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学校开始控制进出校门的人员，测量体温的场景随处可见。进出校门需要做登记，进一次研究室所在的楼也要登记量体温，在一次用圆珠笔填写登记表时，他发现那支笔湿漉漉的，一闻原来是消毒液的味道。

津田所在的华中农大离疑似病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有20多公里的距离，疫情期间他就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封城之后，他没有离开过学校一步。校内的食堂、超市正常开放，这是他在中国过的第一个春节，没想到第一次就令他印象深刻。

平时不怎么刷社交网络的津田，在这次事件中开了自己的推特账号，他把自己在武汉的见闻发到网络上。不少本国网友给他留言，“如果你发烧了会不会被赶出大学？”他对此倒是颇为淡定，“放心，如果发烧了，会有人送我去医院的。”但他还是会反复叮嘱网友们注意身体。

大学和驻武汉的日本领事馆各给他寄来一盒口罩，但他并不像周围人那么紧张，1月26日开始，日本大使馆每天都会给他发一封邮件，收集在汉的日本人的情况，并向他们询问是否有回国意愿。

此时的日本，已经在抓紧部署撤侨行动。截止1月23日，滞留武汉的日本公民共有710位，有646人希望回国，日本政府先后动用三架包机。消息一出，津田远在北海道的父母第一时间转发给了他，在崇尚以心传心的日本家庭中，父母希望用这种方式暗示儿子赶紧回国。

“爸妈发消息给我的时候，感觉他们松了一口气，但我很快拒绝了，他们下意识接了句‘回来不挺好的嘛？’，从他们的语气里我感觉出他们的失望。”

电视节目是父母那辈人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为了让父母安心，他答应了东京电视台对他的采访，“爸妈看到电视上的我应该会安心一点吧，至少让他们觉得自己儿子不是因为坏事而上的电视。”

津田留守学校的事情很快在网络上发酵，在被各路媒体报道一通后，他其实有些不堪其扰。“日本的一些媒体曲解了我的部分表达，再加上一些网络上的推测，夸大武汉的疫情，给国内的日本人带去不必要的恐慌。”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津田对事实和真相非常看重。在他社交账号的个人简介里，他直言自己讨厌欺骗、谣传、仇恨和歧视。他曾在西方生活多年，每每因东方人的身份遭遇不快，这次看到中国以外不少对武汉和湖北人的歧视，甚至发展到对整个中国人的歧视，他都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

受疫情影响，华农延迟开学，津田作为研究室的负责人也不得不推迟了之后的各项学术活动，本来计划2月在欧洲的国际学术会议他也无法参加，目的地国家可能会因为他从武汉来而拒绝他入境。

昨天，日方宣布禁止14日内有过湖北逗留经历的外国人入境，这当然不包括津田这样的本国公民，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少优越感：“没觉得自己是日本人就完全ok”，他甚至能预想到自己回到日本会遭遇什么样的目光，而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坚守在学校岗位上的他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因为吃饭太快、怕给别人压力，他喜欢一个人吃饭，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海道家人，就是他唯一的心理支柱，他开玩笑说老婆的笑容是他在家收拾房间的唯一动力，他也时不时会看看孩子们的照片。

不久前，他将三个孩子的照片放到了网上，配文是：“三兄弟看来在日本玩得挺开心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团聚。”

对加州男孩道格·佩雷斯来说，这次疫情可谓是他有生之年遇到过的最大挑战。

两年前，这个喜欢户外运动也喜欢交朋友的美国男孩来武汉做英语老师，继南美、欧洲之后，中国成了又一个承载着他梦想的土地。

他1月中旬开始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情况，那时他也没察觉到有什么异样，只是觉得春节快到了。23号封城那天，他从国外媒体上刷到一则网友拍摄的视频，才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看到汉口站门口已经有了警察和武警，这说明疫情严重了。”

不久后，美国政府忽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开始组织撤侨计划。佩雷兹本可以乘搭第一趟包机回到家乡，但他在慎重考虑之后放弃了。

一时间，佩雷兹成了美国媒体争相联络的“武汉通讯员”。他在采访中说，从那时候到今天，自己虽然在家隔离，但美联社和福克斯新闻网等各家媒体都在联系他，通过skype连线采访，他一度忙到应接不暇。坐在电脑前，他一遍遍重申不回国的原因，语气里透着些许的不耐烦。

“我不想因为这场疫情，就丢下女友自己一个人跑回美国，当然还有我的狗，因为他们无法跟我一起回美国，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我走了，我就是懦夫。”

在我们连线佩雷兹的过程中，摄像头背后的他显得开朗而健谈，穿一身睡衣、留着些胡子，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疲倦。自从武汉封城后，他和女友几乎没有离开过在武昌的家。几次出门，都是在小区里散步遛狗，“我的拉布拉多犬Chubby受不了无法出外的痛苦，它很乖，但和我们不一样，他会望着窗外，想出去玩。”因为在家宅得太久，Chubby还把佩雷斯的游戏机手柄给咬坏了。

佩雷斯和他的爱犬Chubby

最近的一些新闻佩雷斯都有关心，一些混血家庭因各国陆续撤侨不得不面临分隔两地的窘况，他理解为人父母的考量：希望第一时间把孩子送到安全一点的地方。

“但还是有100多个美国人选择留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安家立业，多数人有了至亲、挚爱，“大家都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甚至坦言自己已经算是一个武汉人了。

“过去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很多武汉人都会跟我打招呼‘欢迎到武汉，欢迎到中国！’”在佩雷斯看来，虽然武汉人有时候显得性子急、容易生气，但内心都是非常热情的，“这里的人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我曾经在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生活过一段时间，那里的人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欢迎来到他们国家之类的话。”

佩雷兹和Chubby一起“散步”，出于防疫考虑，都穿上了自制的“隔离服”

武汉于他而言是一座特殊的城市，这些天来，因为长期隔离在家，大家的情绪不免显得有些压抑。1月27日——封城后的第四天晚上，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武汉民众打开自家窗户大呼“武汉加油”的诸多小视频，佩雷斯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那天晚上，窗外在放烟花，女朋友打开窗户加入了给这座城市打气的大军。”Chubby似乎也知道了些什么，跟着两个主人对着窗外“汪汪”叫。“我们需要呼喊，这能让我们振作起来，让我们看到一线希望。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每个人都在这里，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因为武汉是我们的家，我爱这个城市。”

佩雷兹在旧金山的爸妈并没有对他留在武汉的决定表示过反对，“至少不会当面跟我说”，他补充道。

眼看着确诊病例日益攀升，每天宅在家的佩雷兹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他的中文还没有那么好，女朋友会把一些中文网络上的新闻和消息告诉他。“我自己看得最多的是《柳叶刀》上关于疫情的论文，这场肺炎的致死率不是很高，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度紧张。”

除了和各路记者连线外，在家的佩雷兹也给自己安排了很多任务，利用空闲时间看电影，翻出压箱底的Kindle看书，还给自己安排了学习编程的计划。

“将来肯定是会回国的，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陪着女朋友和Chubby。”对这段感情，佩雷兹坦言自己的态度相当认真，“我计划等疫情结束了就跟她求婚，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女婿。”

1月15日，一趟来自英国的航班如期降落武汉天河国际机场，54岁的英国人Jeff Siddle带着42岁的中国籍妻子Sindy和9岁的女儿来到这座城市，他们是来妻子的老家一起过春节的。

但仅仅半个月后，一切都成了一场噩梦。

1月30日，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220例，荆门市70例。

半个月前，Siddle一家从英国出发时，还未收到任何疫情方面的警告，“事态发展太快了，我们到了之后才开始爆发。”

妻子的老家在湖北省荆门市下面的洪图村，距离本次疫情的中心——武汉仅有三小时车程。

1月23日，为了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武汉下达了“封城”指令，关停机场、火车站和市内公共交通系统。

此时的Siddle一家已经安全回到老家，只是，原本定于2月1日返程的航班被通知取消了，和他们一样被困在湖北省内的英国公民多达300多个。

Jeff Siddle一家

1月28日，英国外交部敲定了撤侨计划，消息指出会尽快帮助英国公民撤离湖北省。

这本是一则给Siddle一家带来希望的新闻，可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持有中国护照的妻子不在撤侨范围内，“我的妻子是中国公民，虽然她作为配偶已经拿到了英国的永久居留签证。”

对这一混血家庭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女儿才9岁，我不想让她置于这么高的风险之中。”Jeff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但她也不能没有妈妈。”

是让女儿和自己一起走、留妻子独自在这里，还是一家三口留在中国？Jeff想得头痛欲裂，“怎么能让一个家庭置于这般境地呢？离开自己的妻子这件事对任何人来说都太残忍了，我要怎么告诉女儿她妈妈必须留下？”

跟丈夫相比，湖北人Sindy显得更加坚决，她坚持让父女俩先行撤离。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又横亘在眼前，“我们村的路都封上了，不允许汽车通行。”他们甚至发愁要如何前往机场……

“没有车，没有的士，什么都没有，只告诉我们说可以接我们离开这里，怎么去机场呢？”身处武汉市区的其他英国人也发出了同样的困惑。

面临和至亲分离困境的远不只这一个家庭。在武汉做体育老师的Kharn Lambert选择让有肺部疾病的祖母先行撤离，而他自己却放弃了回国的计划，“祖母在武汉生活需要长期服药，但随着疫情的加重，药品供应越来越成问题。”

来自Sunderland的Chris Hill也拒绝回国，他结婚11年的妻子还在武汉的医院日夜奋战，这位现年38岁的英国男人身上有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想丢下自己的家庭一走了之。

4岁的女儿Renee还未到理解这些事情的年纪，但已显得有些早熟。“她知道人们生病了，也知道不能在人多的地方停留，当我问她‘如果爸爸必须回去，但你要留下的话，你希望爸爸走吗？’她坚定地摇了摇头。”

但对更多不得不异国分离的家庭来说，团聚的日子显得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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