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曾说：“没有饭局解决不了的事。”算一个人18岁开始成年步入社会，到你80岁告别人间，期间62年你要吃将近70000顿饭，每一顿都可能成为饭局。都可能成为你认识一个人、谈成一单生意、解决一个问题的场合。

饭局重点从来都不是饭，而是局，既然是局，就会有必要的权力结构和人情交换。所以最后落到买单这件事上，重点从来也不是买，而是谁来买。

在中国，这个问题可能尤其棘手，因为是否买单绝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其背后文化、心理、社会关系学的水相当深。

抢买单：中国式奇观

我们或许没搞明白为什么要抢，但这一行为的普遍性和仪式感总能给我们带来强烈震撼，以致于不自觉效仿。除了在吃饭上面极富想象力创造力外，饭后强着结账买单这件事上也一直走在时尚的风口浪尖。抢买单的各种先进事迹几乎每年不断能出现在媒体版面上，坚持为人们提供丰富的江湖传说和普法宣传材料。

即使AA制已经在很多人甚至夫妻之间稀松平常的时候，中国式抢买单，依旧是我们社会的一大奇观。

一般来说人们约定俗成将抢买单这事视作社交中一种必要的仪式，正常情况下算是在别人结账时以一种相对过激的方式表示自己的谢意。但经常有人会在上演仪式时入戏太深，最后为了抢而抢，以下是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动手伤人就很常见了：“男子欧某与钟某等人酒后去夜店，凌晨5点半离开前欧某结账，钟某抢着买单，欧某认为看不起人，于是殴打钟某。经鉴定，钟某轻伤一级。钟某表示拒绝谅解并索赔约13万元。”

打进医院也不在话下：“广州男子饭后抢买单被朋友打至昏迷入院，打人者表示对方买单是看不起人。”

闹得足够凶残的时候连小孩可能都要放进火锅里涮：“醉酒女与四五个人一起吃完火锅时，因争着买单，与同桌吃饭的人发生了争执，并打了老板几巴掌。这时，醉酒女的情绪失控，抱着自己仅6个月大的小女儿就要往滚烫的火锅盆里摔，幸亏店老板及时制止，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还有一些人并不伤人，他们自残：“宁波有四个闺蜜，一起吃完火锅后又约着其他三个朋友去了KTV唱歌。等到买单的时候，四人因抢着买单引发冲突，推搡扇耳光割腕，还有一人情绪失控跳入池塘溺亡。”

类似的案例多到法学学者不得不专门撰文，讨论如何给这种本来同桌吃饭的交情，抢买单抢成仇人的事例该如何量刑。覃剑峰等学者的论述特别强调了这种情况的特殊性：“特别需要注意犯罪的故意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故意……应当预见的判断标准是以主观为根据、客观为参考。”这大概也是中国的法律从业者才可能会遇到的一类特殊案例。

抢买单原因多，但有钱不是其中之一

否定抢买单仪式作用的人往往认为这个事很好解决，要么AA制，AA制不好意思就轮流请，或者谁要买单，提前说好，该怎么办怎么办。这种想法显然买单另外包含的互惠属性。

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所谓互惠制就是一种双方承担义务的制度，一方做出给予行动后，被给予的另一方必须给予相应的回馈。同理，一方不正当的欺骗行为也会导致另一方与之断绝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费孝通先生用投资的概念进一步解释了这点，他在《生育制度》中指：“亲密的共同生活中个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了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视觉中国/图）

简单来说，欠这件事，有时是保持关系的最佳手段。买单也可能成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获得人情制高点的机会，如果一个人每次都能抢单成功，某种程度上他便一直掌握着人情债主的主动权。只要吃饭一直是我买单，那么欠我人情的人回馈时就不得不找别的形式——或许是物质，更可能是人事，后者当然更好，因为大多没法用钱买到。买不到的，才是最贵的。

至于说你这笔投资到底相当于多大一个人情，要多大的回礼才能填补，对于买单的人来说，这个标准越模糊越好，不能较真。别问，问就是不够朋友。如费孝通所言：“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 ‘算账’ ‘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这个所谓的模糊标准，在人情往来的时候要确保一个大概持平，人们不会纠结于具体的数字，但心里基本都有个大致尺度。回馈的标准太高太低，都容易翻脸。

A请B吃个麦当劳B马上就要回请A以个肯德基，这种高效精准的人情回馈，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划清界限：咱们就当个饭饭之交，别的事你莫挨老子。交情特别好的朋友请你吃顿饭，你才不会惦记着赶紧回请，你甚至会定期提醒他：你还不来请老子吃饭？

AA制会终结中国式抢买单？

即使我们能排除人情投资这种因素，AA制一时半会恐怕也难以成为主流。

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用餐形式，实则给我们实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AA制制造障碍。人们普遍围着一张桌子聚餐，同吃一盘菜，同饮一锅汤，每个人吃喝或多或少，事后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反而容易造成不快：有的人不饿没吃多少，有的人晚到了没吃到多少，有的人不喜欢点的菜但不得不陪着吃，问题很多。

中国人也有过分餐制，而且似乎领世界风气之先。《礼记·礼器》中即有载：“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其中“豆”指一种盛食物的餐具，皇帝可以吃二十六盘菜，往下的王公诸侯大夫，级别越低盘子越少，每个人有自己的位子，吃自己的东西。

这样的制度贵族固然可以玩得很欢，但对于挣扎温饱的广大平民而言毫无意义，单是要用到这么多碗碟，平民上哪搞去？ 聚餐是典型的市民饮食文化，并且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渗透影响，陶禹廷在《中国人为什么从分餐变成了合餐》一文中指出，“贵族门阀的兴衰，与“餐制分合”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唐宋之交，正是中国由门阀士大夫社会，转向科举士大夫社会的关键时刻。”科举制带来的阶层变动，也在不断将平民生活习惯，如聚餐，带入上层建筑。

这种变化甚至连带影响了我们后来的料理烹饪形式。做菜用的锅碗瓢盆大小，肉菜以及油盐的用量，乃至最后菜品呈现的方式，都有意无意地服务于聚餐需要——比如我们做鱼，不论煎煮蒸，最后都是一整条呈上餐桌，然后一人一筷子去撕扯。

这并非科学健康的做法。从几乎感染了一半中国人的幽门螺旋杆菌到近期的新冠肺炎，很多常见疾病都存在消化道传染的风险，分餐本能有效缓解这方面隐患，但事到如今我们调和聚餐文化和卫生健康矛盾的最常用方式是公筷——然而即使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宣传号召，公筷的推广度也并不是很理想。

聚餐这个习惯只要没发生全面的移风易俗，实现向分餐的转型，那么AA制恐怕难以推开。因为AA制的形成本身基于分餐制，各自点自己要吃的，各自吃自己的，结账时各给各才显得顺理成章。想实现AA制，很可能意味着中国人的整体餐饮形式要调整适应分餐，完成从厨师烹饪方式到食客的饮食习惯心理建设的全面改变，这个趋势目前看来实在没什么苗头。

而只要我们还会聚餐，那么买单这个事，就总会有人要抢。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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