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题目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这个题目是我个人比较能接受的，讲这个题目首先要有哲学观的问题，即大家如何理解哲学。我们可以看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区别，比如说化学，我们去化学系学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也能说出什么是化学，但是哲学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回答不出什么是哲学。哲学考察的概念也没有定论，比如经验和超验等，这可以成为我们说哲学不是一门学科的证据，这也使得大家认为其他的学科都有进步，但是哲学是否有进步也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在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且我们仍认为他们仍是顶尖的哲学家，而没有人认为古希腊的一个化学家在今天也是顶尖的化学家。这也就使我们认为哲学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学科，这也就使很多人对哲学有独特的看法，今天我讲的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对哲学有很特别看法的人。

对于维特根斯坦我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20世纪极其重要的一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后期他就没有出版什么著作，他的学生对他后期的哲学笔记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哲学研究》，我下面的介绍，以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为准。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概念考察

如果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有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标准的定义是“哲学是概念考察”。但什么叫“概念考察”呢？

我们平常用的很多词，比如跑、跳、正义、人权、漂亮、美、合理，这些词我们都把它们叫做概念。我们说话、讨论问题要使用概念且离不开概念。我们平常用概念说事情，却不考察这些概念。从三、四岁起，我们就会说跑、走、跳，我们说了一辈子，也从未用错过一次。但是如果现在你成为字典编撰者，或者从事什么语言学工作，让你来定义走、跑、跳，我相信你绝不是不假思索就能对这些语词加以定义的。也就是说，使用概念来说话和对概念本身进行考察、界定不是一回事。我也可以说是两个层次上的事。粗浅说，我们平常说话是一阶的，是用概念说事情，哲学是二阶的，哲学是对概念有所说。

现在我们回过头用概念考察这种提法来看看历史上的哲学。哲学一般认为是从柏拉图开始或者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反正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不大分得清哪些是柏拉图的，哪些是苏格拉底的。当然我们也说到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但是哲学作为一门系统的追问应该说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我们回想一下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对话，在那里，所谓哲学思考是什么样子的？柏拉图发问的形式是：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善?可以说每篇对话大致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柏拉图是在进行概念考察。我们平时用美、正义、知道不知道、合理不合理这些词来说话，但我们不对这些概念本身进行考察。在柏拉图对话中，往往是先有人用这个词说了话，然后苏格拉底就想方设法，兜着圈子就把问题引到概念考察上来，逼迫对方回答，你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应当怎么界定？这样，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把我们通常一阶上的交谈引到了二阶上的对概念的考察。

哲学是二阶思考，这种提法大家都不陌生。实际上，哲学家因此觉得他们应该用某种元语言来思考、写作。比如说太极、无极，比如说知、情、意，哲学家说到“知”的时候，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知道、了解、懂得、理解、明白等等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它们之间有相近、相邻或者有共同之处。我们在实际说话的时候，如果不是在写哲学，什么时候用“知道”什么时候用“理解”，多半要分清楚，否则语文老师就要说你不懂汉语了，但是在做哲学时，我们就倾向于用一个词把所有这些词都概括在内，甚至认为这个哲学上的“知”是所有这些概念的共同点的抽象。维特根斯坦把这样加工过的概念称作超级概念。几千年来，人们要进行哲学思考，就要建构超级概念，用超级概念来从事哲学，无论是好是坏，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建构哲学理论的一种手段，也是建构哲学理论的一种标志。维特根斯坦拒绝用建构理论的方式来从事哲学，这种拒绝突出体现在他不用元语言来做哲学，不用超级概念来进行哲学探索。他说，用一阶的方式来做二阶的事情，就是用谈论事情的方式来做哲学，这是否可能呢？

概念考察是考察我们已经使用的那些概念，或者用哲学圈子的说法，考虑日常语言使用的概念，考察自然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所以需要去考察这些概念，是因为关于应当怎么描述这些概念发生了分歧，产生了争论。有时甚至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概念发生了分歧。我们在这里出现混淆、发生争论，所以我们努力澄清它。比如说就人权问题发生了争论，一方说权利是这样那样，另一方说权利是那样这样，所以我们要澄清权利这个概念。如果你自己制造出一个概念，我们不使用它，因此对它不发生什么困惑，因此也就用不着去澄清它。

我们可以说，概念考察和经验性工作是两个层次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人都会使用“为什么”这个短语。但有时我会说，这事儿没什么为什么。你说，怎么没有，凡事都有个为什么。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为什么本身了，例如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凡事都能问个为什么。这你就不一定能讲清楚。我来上课，大家都坐在这儿，有一个同学过了半个小时才进来，我问，你为什么迟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听懂。但若我一进教室，大家都按时来了，我问好好坐在那里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迟到？这个问题你们就听不懂了。你们答不出来，不是因为你们不够聪明，是我有点儿蠢，问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弄得你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毛选里有句话，说是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事情上你无法问为什么。但哪些事情能问，哪些事情不能问为什么呢？考虑这样的问题，就属于探讨“为什么”这个概念的结构。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作为概念考察，它只追问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世人忙于贪新求知，哲学家不是这样，他逗留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中。庄子说：“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老子甚至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在已知的事情里求道理，这是概念考察的又一个特点。就人们经常对经验这个词的误用而言，哲学是非经验的，简单说，它不依赖于发现更多的经验事实。

哲学的功能是治疗

哲学不像科学那样提供解释世界的理论，这就把我们引到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另外一个基本的提法。他认为哲学的功能，简单的说，是治疗。这个提法也和大多数人对哲学的想象不大一样，大多数人大概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建构，而不是治疗。我也从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治疗这个提法。

首先，我们有病才需要治疗。但为什么我们在进行概念思考的时候容易出毛病呢？上面讲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免要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作一番考察，然而，我们平常更多是用概念说话而不是考察概念，可以说，我们没受到过概念考察的训练。于是，我们在作概念考察的时候就常常出错。概念考察不是我们的所长。我们两岁就开始问为什么，什么都问，天为什么是蓝的，爸爸为什么要抽烟，爸爸为什么不是妈妈，也许深刻得不得了，也许是瞎问。从三、四岁以后，哪些事问为什么，哪些事不会问为什么，我们就清楚了。但我们说了，要说清为什么在这些事上问为什么有意义，在那些事上问为什么没意义，却绝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几乎从来不在一阶上用错概念，除非你小学语文课学得太差。其实，甚至不上一天学，很多人说话也说得很好。我愿说，说话对我们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概念考察却不是我们天生就会做的，是需要我们专门花心思琢磨才会做的事情。因此，在二阶的思考上，我们容易出错。

可能有同学反驳说，我们在一阶上也会产生疑惑，发生分歧，某种情形应该叫作经验还是叫作体验，某种政策应该说成是正义还是公平，我们可能发生分歧。这我完全承认。不过，像经验、体验、感觉、正义、权利这样的语词，天然就像是二阶词汇，我平常把它们叫作论理词汇，它们本来就带有强烈的理论意味。我等一下会讲到，哲学工作主要是考察这类概念。在这里，关于概念使用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如何描述概念的争论。我下面说到误用概念，通常就是指这类概念的误用。我们使用这些词汇，很容易引起分歧，而这些分歧把我们带向对概念本身的争论。我们经常争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在讨论美国人更幸福还是中国人更幸福，现代人更幸福还是古代人更幸福，但这类讨论几乎不可能是单纯事实的争论，几乎总是包含着概念层面上的考察。

而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地建构理论，说某人幸福，某人不幸，这时候你没有建构理论，但是当你在回答什么是幸福的时候，你差不多已经进入了理论建构的预备阶段，似乎继续追问下去就不得不建构一种伦理学。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用一篇对话来讨论什么是正义？从此产生了政治学。我们用一篇对话追问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物质的运动，物理学就产生了。

人们想要理解这个宇宙，他们认为理解这个宇宙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建构关于宇宙的理论。我们要理解国家，理解人生，理解大自然，我们就要建构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通过理论，我们就会对这些东西有透彻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地方，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跟传统哲学观分歧最大的地方。若说传统上我们相信哲学是进行一种理论建构，那么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哲学是进行一种理论解构。维特根斯坦本人好像不用解构这个词，我们就说消解。

我们怎么建构理论？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前，建构理论的方法就是通过考察基本概念。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善，和善连在一起的有正义、幸福、性情，然后有幸运、性格、目的、手段、意义、死亡，等等。你要想建构关于物理的理论，那么你就要对运动、变化、静止、动力、时间、空间这些最基本概念进行系统的追问和系统的研究。这些基本概念里似乎隐藏着世界结构的线索。当然，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我们平常所使用的概念不大准确，那么我们就调整、改造这些概念。空气的气，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哲学家把它变成一个超级概念，用来指某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武器的器，哲学家也赋予它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哲学家用理、气、器这些概念建构一个关于宇宙人生的大理论。古代的理论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古代理论家发明新概念的情况并不多，多半是通过对平常概念赋予某种新意义来建构理论的。

但是这种情况到十六、七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转变。十六、七世纪的思想家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这些人，造就了一种新的理论方式，近代科学的理论方式。这里不可能描述新理论的结构方式，但有一点很明显，新物理学的矛头指向亚里士多德或亚里士多德主义。新型思想家们发现，我们反复追问概念的深层内容，看似不断提出了新见解、新说法，其实只是在我们早已理解了的东西里面打转，并没有产生新知识。要推进知识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打破传统概念的束缚，大胆采用新概念。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即关于运动和静止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运动，什么是静止，但是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改变了我们这些概念，新物理学宣称，我们平常看到的静止的事物，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直线匀速运动之中，这个我们在初中物理学都学过了。新物理学改变了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概念，改变了我们描述世界的方式。

我们现在大概都承认，近代物理学是对的，它对世界的描述是正确的、科学的，是真正的科学知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无效的、应当被抛弃的。西方的理论冲动似乎终于通过伽利略、笛卡尔、牛顿找到了正确的建构理论的方式。

从那以后，哲学就开始面临着生存危机。危机感是逐步变得明晰起来的。在这之前没有这种危机，因为哲学家就是科学家，就是理论家，就是提供世界的正确画面的那些人。可是当这项工作由科学家接手去做，而且显然做得远为成功，哲学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就变成了一个让哲学家头痛的问题。我们有几个选择，我在说这几个选择的时候，我是用外在的方式说的，我并不认为它们都是并驾齐驱的选择。

近代物理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没问题。不过，让我们回到起点。我们一开始干吗要建构理论？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科学理论是否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世界呢？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来问这个问题，有点儿不合时宜。但不管它，还是允许我胡乱问问。

我们原本对世界就有所理解，不过，我们同时也有很多困惑。比如说，我们都对时间有很多困惑。我们知道，时间问题的很多方面在物理学上已经解决了。例如，时间有没有开端。天体物理学说有，时间是从大爆炸开始的。我们也知道时间和速度的关系，速度越快，时间流逝得越慢，接近光速时，时间就变得极其缓慢了。我们在任何一本科普著作或科幻小说里都可读到这些内容。

但是物理学理论，这些极为成功、极为高深的理论，是否解决了关于时间的困惑？奥古斯丁曾设问：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在干什么？他回答说，时间是随着创世一起创造出来的，因此，并没有上帝创造世界“之前”这回事。我不知道你对奥古斯丁的这个回答是否感到满意。如果你听了奥古斯丁的回答仍然感到困惑，那么，你听了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这回事恐怕也仍然感到困惑。这里的困惑恐怕不是能够通过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消除的。且不说，关于时间的困惑很明显是和我们对生死的体悟、感叹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一开始希望通过理论获得理解，通过对概念的思考建构理论。后来人们发现，要建构一个能提供正确世界画面的理论，单靠对概念进行思考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概念，需要构造很多新概念。然而，等我们建构起这样的理论，无论它能帮我们理解多少事情，却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关于概念问题的困惑，因为这些困惑的根子埋在我们原本用来思考、言说的自然概念里面，而我们今天的科学无论怎么发达，我们仍无法抛弃这些自然概念，在直接和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仍然是在使用这些自然概念。

现在我们能较好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了。维特根斯坦干脆说哲学根本不提供任何理论，提供理论是科学的事情。但是哲学也并不是无事可做，因为科学虽然提供了理论，这些理论并不能消除我们的概念困惑。哲学的工作是通过概念考察澄清意义。科学关心的是真理，哲学关心的是意义。哲学进行概念考察，而这个概念考察的工作不是用来建构理论的，我们已经看到，通过穷究概念建构起来的理论是些伪理论。概念考察的目的是进行治疗。往小里说，它治疗我们对概念的误用；往重大里说，它治疗我们希图通过概念描述进行理论建构的冲动。

哲学旨在消除我们对某些表达式的误解。上面我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某些误解可以通过表达形式的替换来消除。当然不是说后者就不可能引起误解了。误解总是特定的误解，我们在出现误解的时候想办法消除它。而不是，我们找到了藏在日常表达式下面的真正表达式，一旦立足于这种真正的表达式，表达就充分澄清了，我们就不会产生误解了。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需要任何理论，我们不作任何解释，我们只进行描述。很多人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哲学不做理论还叫哲学吗？但这的的确确就是维特根斯坦的意思。的确，维特根斯坦挑战我们一连串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今天只能提供一个初步的介绍，大家知道有这么一种挑战就行了，究竟他讲得有没有道理，还要靠自己去研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维特根斯坦自己更多把哲学比喻为心理治疗，而不是身体治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心理毛病，如果不是我们人人心中有个哲学家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治疗意义上的哲学。但是我们还不至于算作心理疾病患者。哪些人是智性上的典型患者呢？就是那些用概念来建构理论的人，就是那些我们平常叫做哲学家的人，他们是典型的病人，是最需要治疗的人。我们受伤时会说，我受伤了。哲学家会说，我的身体受伤了。他觉得他这么说更准确，因为有个理论支持他这种更准确的说法。我们普通人也会学着这么说话。前面说过，我们人人之中都有一个哲学家。

哲学是一种专门的治疗，有一种专门的批评和批判是属于哲学的。这种批判是针对我们的一些初级反省几乎不可避免会落入其中的那些错误，那些我们一旦开始对概念进行反省就几乎难以避免的错误，比如抽象的普遍性、共相、意义的指称论、语词意义私有论、感觉原子论，都属于此类。我们一进入二阶思考几乎一定会是那样的思考，不是因为你特别笨，特别古怪，这些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智性反思固有的倾向。简单地说，一般被我们称作哲学的东西恰恰就是哲学所要治疗和批判的。乃至可以说，“哲学”这个词有双重意义。这两者之间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对常识的反省，都是二阶的，然而，我们的初级反省倾向于上升为理论，成为坏的哲学。如果没有坏哲学，就不需要好的哲学。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就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的，一方面哲学被当作要被批判的东西，一方面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哲学工作。其他一些人，比如尼采、海德格尔，也常在这两重意义上说到哲学。

一点评论

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哲学史家，但是他对西方文化的整个脉络有很深的了解。他并不是整日攻读哲学经典，但他有多方面的修养，对音乐、小说、哲学、科学、技术都有很深的理解。所以，我们把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本性的洞见放在整个西方的思想史中来看待。

二十世纪的哲学似乎仍然不能完全合乎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界定。就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例。海德格尔的许多思想，就我个人所能看到的，是跟维特根斯坦相当呼应的。我不是说他们互相影响，这两个哲学家几乎根本不了解对方。倒不妨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来历相隔那么遥远，所以他们的呼应就显得更有意义，更发人深省。但我这里想说的是，海德格尔喜欢谈论西方的历史、西方的天命、西方的概念史，我们叫做宏大叙事。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看不到任何这类宏大叙事。我们了解了他的哲学观之后，就多多少少知道他为什么避免宏观叙事，因为哲学根本就不是一阶的描述工作。然而我们似乎不能因此否认海德格尔所做的也是哲学。这么看，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界定，虽然大有深意，但稍嫌狭窄。

我想，哲学的核心固然是批判性的概念考察，但往宽处看，哲学也包括观念批判。观念和概念这两个词，时间关系，这里无法细讲。一般说来，观念是笼统的、社会指向的，概念是就义理而言的。这不是我的定义，观念、概念这些词就是这样用的。我们说，近年来，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说就业概念发生了转变。就业观念是就其社会总体思想方式而言的，不妨说，就业观念是社会学家关心的，就业概念是经济学家去研究的。

我们前面引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语法考察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但说哲学的语法考察不同于语法学家的语法考察在于前者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这有点儿像是循环论证。我认为在这里可以稍稍拓宽维特根斯坦的提法。哲学的语法考察依傍于观念批判。观念批判既要求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又要求对概念义理的分析。更进一步，我们看到，像海德格尔那样着眼宏观历史的哲学家，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观念史家，他通过观念史的梳理来批判流行的观念。

狭义的哲学家就是那些专门梳理概念义理的人。概念考察构成了观念批判的核心。同样，概念史研究是观念史研究的核心，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概念史研究。

这么说，哲学有广义和狭义，观念批判和概念考察。维特根斯坦是完全在狭义上或者在核心的意义上界定哲学、从事哲学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必须同时容纳广义的哲学，这不仅使得我们对哲学的界定更切合实际存在的哲学家、哲学工作，更重要的是：正是观念批判才使对概念的哲学考察具有意义，获得了“光照”。

观念批判既牵涉到社会观察也牵涉到概念考察，可说是两者的混合。那么当观念批判在学理上进行得比较深入了以后，概念考察工作就会被提到日程上来。当然提到日程上来并不一定就有人去做，我们明明知道应该去做，但是没人去做，这也没有办法。

我说到概念考察是哲学的核心，当然不是在社会意义上讲，而完全是在学理意义上说的。在社会意义上说，概念考察工作永远是非常边缘的，是那种永远坐在冷板凳上的工作。社会的思想文化热点永远是观念批判，因为它和我们普通人直接相关。我的经验是，普通人对观念批判更有兴趣，即使他们有时对概念分析也发生兴趣，多半也是把它当作观念批判来领会的，文化批判家或观念批判家则有时候对概念分析的内容真感兴趣。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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