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笔，宣纸，印刷术，是传统中国文化载体的一部分，它们以器物的形态凝结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风姿，也在漫长的时光里悄无声息地伴随并塑造着民族的精神形态——正是它们与向外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向内纾解情感洞明自身的中国人，构成了相互依生的人文景观。

然而时移势迁，这些器物已在历史更迭之中慢慢褪去了实用价值，只作为一种遗产符号留存着，并且在现代文明的包围和挤压下不断缩小着本就可怜的生存空间，就连制造手艺本身的传承，也普遍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如果有那么一天，它们真的消失，不见的将不会只是一支笔、一张纸、一块泥版，而是文化基因的彻底断裂。

湖笔

湖笔是产于浙江湖州的毛笔，有“毛颖之技甲天下”的美称，与徽墨、端砚、宣纸并称“文房四宝”。湖笔起源于秦代，湖州的善琏镇既是湖笔的发源地，也是湖笔的主要产地，是中国的“笔都”。

善琏镇极小。古时福善、宝善、庆善、宜善仅这四座石桥将小镇环绕。镇南十里有一高丘名含山，山顶有一座“笔塔”，一座“蚕花殿”。镇上出笔工，山上村民则种桑、养蚕、织绸。沿袭千年至今。“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就在这僻静之地经过120多道工序手工制作完成，然后一路颠簸运出小镇。

即使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颜真卿、苏轼在湖州府（吴兴）治郡时，这个水上小镇的笔匠只知道做好了笔就要撑船送去湖州及各镇，从未想过生于手上的一支支笔到了谁的手上、写出什么样的字，竟能成了文人墨客推崇至极的物件。直到作为前朝遗逸的赵孟頫被元世祖惊为“神仙中人”，将他推上书画神坛，善琏湖笔因其力推而名声大震，这时笔工们才知道他们做的笔和别处的笔是不一样的。

湖笔以羊毫见长，只取杭嘉湖地区的山羊毛。气候适宜，春食草，冬食桑，山羊毛才会长出一段有韧性的半透明锋颖。但能做采料用的也只有如脖颈处、腋下不易受摩擦的部位，挑到最后，一只山羊身上真正出锋颖的顶多一两六钱。

善琏笔工每人只能学一或两道工序，湖笔四大工序，水盆、择笔、装套、刻字中，水盆与择笔是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水盆工（也称水作工）的双手终年泡在冷水中，细选并理顺适合做笔的毛料，经过十几道工序后整理成半成品的笔头，要的是静心。

择笔则在半成品笔头上进行修整，经过注面、捻、挑、削、择、抹等多道工序，将无锋的毛以及影响美观的废毛剔除。最关键的笔头成形讲究的是“择三分、抹七分”，用一种俗称六角菜的海藻研磨调制成粘料，渗透每一根锋颖，再靠几十年的手上功夫将笔整形成为尖、奇、圆、健之品，用的是巧力。

民国之前，善琏湖笔的诸多规矩中还有只传当地人的严格限定，而后频繁的战乱让笔工大批四散至各地，为了继业才打破了规矩，开设不少笔庄，苏州的“周虎臣”也是其中一家。不管这些笔到了哪儿，始终都还是“湖笔”。当善琏小镇正面临湖笔失传的危机，或许一脉相承的技艺会在别处生花。

宣纸

宣纸是文房四宝之首，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宣纸质地纯白细密，纹理清晰，绵软坚韧，百折不损，光而不滑，吸水润墨，宜书宜画，防腐防蛀，故有“纸寿千年”“纸中之王”的美称。

宣纸的隐秘，正如一本被撕碎的天书，每个人都熟读一章，却也只能见到这一章。捞纸的人不能真正懂得晒稻草的工序，正如飞鸟不懂鱼一样。

老孙为宣纸厂工作了一辈子，临近退休的时候下岗了。他仍然守着这片山坡，他的家就是山脚下的小屋，面对着简陋的仓库里三米多高的稻草。多年的工作让老孙养成了不抽烟的习惯，他做的是宣纸的原料加工，经过挑选、检查原料，进行蒸煮，以及沤、浸、扯，扛到山坡上风干，进行自然漂白。“没有一个人会做宣纸的全部工序。”老孙说他从十几岁开始学做宣纸，用了两年多才熟练地掌握好属于自己的这一小部分工作，而完成宣纸需要有至少一百四十多道工艺。

如今，你依然能看到传说中最神奇的那个步骤：工人们从水中捞纸，只在甩动之间，水中已经凭空绽放开一张宣纸。捞出的纸堆在一起，像块被切得极薄的豆腐，每张纸内部仿佛都吸纳着呼啸的风声。空气中弥漫开一股酸味，攀着墙角的蜘蛛网扶摇直上。

“泾，山邑也，故家大族，往往聚居山谷间，至数千户焉。曹为吾邑望族，其源自太平再迁至小岭，生齿繁夥，分徙一十三宅，然田地稀少，无可耕种，以蔡伦术为生业，故通读之外，经商者多，人物富庶，宛若通都大邑。”《泾县小岭曹氏族谱》曾对家族世代居住的这片山地，留下过如是赞叹。

泾县宣纸一度分为两大派。

小岭曹氏被视为泾县造纸的本尊。乾隆年间，曹氏家族重修族谱，在序言中写道：“宋末争攘之际，烽燧四起，避乱忙忙。曹氏钟公八世孙曹三大，由虬川迁泾，来到小岭，分徙十三宅，见此系山陬，田地稀少，无可耕种，因贻蔡伦术为业，以维生计。”在曹氏家族入驻泾县之前，宣纸尽管出现在贡品名单中，其声名却远在麻纸、蠲纸之下。经过曹氏家族的技艺改良，以及当时书画风格的转变，宣纸才终于名满天下，成为泾县的命脉。曹氏家族还建起蔡伦祠，与佛寺道观分庭抗礼，坚持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传说中的蔡伦诞辰日，停止一切生产，全族祭祀。曹氏家族不但改变了这片不适宜耕种的荒芜之地的生态，也带来新的信仰，成就了这座县城赖以维系的新传统，从宋末到民国，维持了近千年。

另一派汪同和曾经名噪一时。明末清初，在外省任官的汪锡乔期满回乡，他遍访泾县山川，最后选定城北官坑，率领家族开始造纸。至清朝中期，已有9帘槽生产，甚至在上海还开设有“汪同和纸栈”商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万国博览会，曾是中国民艺的第一次回光返照，中国的产品频繁地运到国外，斩获金奖。宣纸亦不例外。汪氏的“鸡球”牌棉料净皮单夹宣，首先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后来，汪氏的另一品牌“帆船”牌棉料单夹宣则获得上海万国纸张博览会金奖。宣纸的声名不胫而走，也正是在此时，这种轻薄奇妙的纸张开始引起国外的关注。

木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始于宋元两朝，并流传到海外，带来全球性的印刷技术革命。2008年，木活字印刷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木活字印刷术依托“梓辑”的形式，依然在东源村得以传承和发扬。

王超辉伏案在祖屋前，颔首凝神，自制刻刀笃笃刺开秋日的温软阳光。“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笔画从木面次第浮上，飞屑如雪落下。

东源村静卧在飞云江下游南岸，东岙山西麓，是浙江南部毗邻福建的一处古老村落。这里的人们除了耕作，曾多事制鞋，默默无闻的营生让整个村落隐于群山，被时光遗忘——直到21世纪初，木活字印刷这一千年绝技被媒体发现，一段看似不起眼的配图文字迅速引起了海内外注目：“在电脑照排带来印刷高速而方便的今天，在浙江南部山区、飞云江中游南岸的一个山旮旯里，一个叫东源的村庄有家还会全手工操作的木刻活字印刷作坊。”

这一印刷史上里程碑式的技术，在湮灭数百年之后，竟于东源村惊现于世人面前，这里保存的技艺与八百年前王桢在《农书》中所描述的高度相似。2008年，木活字印刷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东源村保存的《太原郡王氏宗谱》记载，元朝初年，一个叫王法懋的谱师在长泰里开始替人修宗谱。时值木活字印刷兴起的年代，王家于是让木活字印刷与修谱结下了千年之缘。清乾隆元年，王法懋的后人王应忠一支迁居到今天的东源村，并在瑞安一带开办了“王氏印铺”。就这样，木活字印刷的技术以宗谱为载体，在东源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东源村所在的温州地区，至今仍保留着很强的寻根续谱的宗族观念，一般每隔20年左右，每个宗族都要续修族谱一次。

王超辉，正是村中王氏家族的后人，木活字印刷的第二十三代传承人。从二十岁起，他就在一颗颗棠梨木模上，反写反刻着老宋体。而刻字，其实远远不是王超辉工作的全部，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他继承的，不仅仅是这门手艺，更是祖传的古老职业——谱师。和大多数谱师一样，在忙碌的时候，王超辉每个月有二十天要外出修家谱。

那么，一颗颗小小的棠梨木活字，如何变成了几十代人的生命脉络？工艺流程上，有开丁(采访)、誊清(理稿)、排版、校对、刷印、打圈、划支、填字、分谱、草订、切谱、装线、封面、装订等15道工序；而不在外修谱时，要做好取材(棠梨木)、制字模、写字(反手)、刻字等基础工作。

其中，刻字有刀法，捡字有口诀，排版有格式。东源村的谱师，刻、印用的是老宋体，字形古拙。明朝以来，老宋体曾长期作为官方字体，出现在严肃庄重的文字场合。老宋体字，必须用纹细而质硬的棠梨木反手刻写，先横、次直、后撇。先将要刻的字，用毛笔反写在平整光滑的字模上，字形要求方正扎实，因此，书写时必须静心运气，功到字成。然后用刻刀依次将横、直、撇刻出，最后将空白边角挖去，一个反写的老宋体字就凸现在木模上了。

从开丁到宗谱完成，一代又一代以梓辑为生的谱师，偏居寒祠陋舍，耕耘着二尺字盘。一年的辛苦，仅够支撑一家人的基本用度。古老的木活字印刷，缓慢、庞杂而脆弱，仅从成效来说，如今，它早已被不断发展的新印刷技术所超越。就连王超辉的儿子王建新，为了顺应市场需求，也早已学会了更快捷更实惠的电脑排版、铅字印刷。虽然如今的技术，已经可以让印刷排版在电脑上须臾完成，但其原理，仍脱胎于活字发明。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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