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在特尔斐神庙上刻着三句箴言，即：“毋过”“你是”和“认识你自己”。语短意深，言简义明。这是人文的话语，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无论是西方的他者，还是东方的我者，都无法回避这一始终与你同行的议题。

世界是多元的，世界上的文明也是多元的。文明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别。多元的文明给世界带来了万分的精彩，精彩的世界又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特尔斐神庙遗址

中华文明具有5000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她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华民族发展之根本，复兴之基础。根深方能叶茂；基实才可致远。培根固基是时代之使命，更是民族复兴之伟业。中央社院以文化复兴为己任，抓住知彼识己之根本，立足比较，察析异同，追源溯流，明辨主张，为学术添新知，为决策献依据，成就斐然，声誉鹊起。

近年来，中央社院组织专家联合打造《先秦政治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研究》《秦汉皇朝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魏晋隋唐民族融合与欧洲蛮族入侵比较研究》等著作，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之源，为我们深刻认识中西文明之本源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从严格意义上说，政治不等于文明，但政治是历史的脊梁、文明的核心。因此，从解剖政治入手，显然是理解中西古代文明的一把重要钥匙。

先秦中国的华夏人群和古代希腊人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明。它们分别被视为中西政治文明之源。从政治表象上看，中国先秦时期各诸侯国（方国）与古希腊人在“荷马时代”之后建立起来的诸多城邦，十分相似，但实质内涵却迥然不同。各诸侯国（方国）是王朝治下的地方单位，长期臣属于中央政权，是以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是中国发展的主要趋势。而古希腊人的城邦则是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国家林立，互不相属，缺乏联合统一的内在动力和实际行为。二者的差异性对后世中西历史影响深远。

秦疆域图

中国自秦汉王朝起确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系和以儒法合流为特征的治理模式，基本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中央集权、郡县治理、编户齐民构成了两汉皇朝治理的鲜明特征。与此同时，罗马也形成了西方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体系。但问題是，罗马帝国由强力而成，省分三等，民为九级，中央始终难以集权；正像“罗马无皇帝”一样，罗马也无“孔子”，书不同文，俗不同规，有帝国之身，但无巩固帝国统一之思想。其文明传统最后为基督教文明所替代也是必然的事。

魏晋隋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冲突、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形成了政治、民族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认同，不但化解了断裂的危机，还迎来了隋唐更高的统一。这种现象在同期的罗马世界并没有出现。帝国境内的各族群始终保持独立。蛮族入侵摧毁了西部帝国，族群各自独立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罗马人和蛮族既缺乏结构性的认同基础，更没有帝国统一的意向与责任，从而导致罗马的历史和文明没能渡过危机，出现了实质性的断裂。

古罗马斗兽场

中央社院的潘岳先生高度重视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他花了大量的功夫研读原典，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中西文明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新见迭出，发现了众多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的大问题。例如：他提出：“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政治制度方面，古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追求。……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再如：他认为：“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政治观念亦基本趋同。这个政治观念，就是‘一天下’。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

潘岳先生以极其敏锐的眼光、缜密的分析，得出是中西两种文明的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西方不断走向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也有统一的努力，如罗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则不断走向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其间也有分离的时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冲击，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

这些观点与见解论证周密，分析透彻，有历史之实，更有哲学之义，极具思想价值，对于人们进一步辨析中西文明之本质内涵意义重大。

作为研究的课题，马上就会结束，但作为研究，还远未终止。起步虽不易但非常值得期待，因为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更需要了解世界，更需要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世界的优秀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各国人民间的人心相通，更离不开中国智慧的无私奉献。

历史进入了新时代，进入了文化大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新时代需要有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中央社院任重道远！

作者：杨共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中西文明比较研究项目”专家组主要成员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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