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复旦中文系，中学时代，很早就确定了。那年代，离开上海不是像今天那么能被人接受，所以，选择其实不多。
进复旦之前，应该是1983年，父亲曾领我去见过朱东润先生，对我，那多少也有明确方向的意义。实际上，中学时，复旦诸老里面，朱老的著作读过最多，大概除了早年的《张居正大传》和《史记考索》，当时已出的都看过。
1984年那届华东师大二附中的毕业生，高考获得的成功是空前的，我想，也会是绝后的。当年的理工类、文史类和外语类的第一名，都出自我们学校，而文史类前五名都被我们包揽了。在这些同学里面，除杨继东兄去了北大历史系，后来投张广达教授门下，别的都进了复旦。
那些年，高考分数和名次出来，电台新闻都会广播。记得从那天早晨六点天气预报之后的简要新闻里听到高考成绩公布了，三个状元都被我们包揽了，而李荧兄是文史类的第一名，我当场就笑了，既然他能考那么高，自己也一定低不了。后来，我们好像都聚到杨继东家去，正一起听邓丽君，报纸的记者找来了，因为他们很容易发现前几名的准考证号差不多是连着的，出自一个考场一个教室，是一个学校一个班的同学。我们几个人里，尹荣兄进了国际政治系，柴俊兄进了世界经济系的国际金融专业（那时候国际金融还没有独立成系），谈峥兄进了外语系，而李荧和我，都进了复旦中文系。照今天的观念看来，中文系的收获最大。
当时，我们读文科，确实都是喜欢，基本就是依循理想而已，杨继东去北大读历史，陆扬兄去北大东语系读梵文，跑那么远，觉得那里才有发展自己喜好的空间而已。论学业成绩，如果不转文科继续读理科班，大概除了那时全国仅招30名的协和医科大学，想进任何一所大学乃至任何一个专业怕都是有把握的。我考中文系，如果因为家庭乃至个人的因缘，还不算典型，那李荧进中文系并在一年后坚持从文学专业转入语言专业，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我进复旦的时候，中文系没有疑问处于最强的时代。1988年本科毕业，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了，在毕业纪念册的留言里，我引了苏曼殊的一句诗“九年面壁成空相”，几乎是我个人求学复旦的谶言，四年本科、两年半的硕士和两年半的博士，恰好“九年”。当然，这“九年”，不敢说有多少收获，但绝非证成“空相”而已，是可以肯定的。
读本科的那四年，回想起来，是最愉快的，主要就是读书，还有，和朋友在校园里漫步聊天。
那是没有时间性的日子。
就学业而言，标志时间的是那些课。一开始，我就到处乱跑，去旁听别的年级和别系的课。第一学期便去听周振鹤教授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还参加了考试，成绩不错，记得课间谈到过他与本系游汝杰教授合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的事，他还认真地提示我王力《古代汉语》涉及历史地理的某处讹误。从武汉大学转来复旦的彭神保教授开“魏晋南北朝史”，课上提到唐长孺先生的事给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一直计划着出国读书，整个八十年代，对海外的文学、学术怀抱很大的热情，投入也真多，去听几堂外语系陆谷孙教授的“英美散文”便属当然。林秀清教授早年在法国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知道她在讲当年对我影响极大的萨特，自然要去，老太太手执《萨特戏剧集》，很柔缓地一幕一幕讲去，那时年少气躁，听了几回就跑掉了，倒是后来，很认真地细读过她译的《弗兰德公路》。哲学方面好像没怎么凑热闹，只记得楼宇烈教授来做佛学系列讲座，都听了，间歇时还请他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扉页签名。
那时候外来学者的讲座没有今天这么多，但大多精彩。李泽厚讲思想史，除了相辉堂的大场面，也在第一教学楼的小教室；叶嘉莹先生讲古典诗，听众手里多捧着《迦陵论词丛稿》和《迦陵论诗丛稿》；王瑶先生满口山西话，讲现代文学的起始；周勋初先生讲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文稿后来都收入他的《当代学术研究思辨》；罗宗强先生讲陶渊明与玄学，后来又在他《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中读到；郁贤皓先生讲李白生平考证及乐府，一口亲切的上海腔，他提起在他的少年印象中，静安寺以西都是城郊了……
除了短期讲座，还有一学期的授课。也是在一年级，我就去听了鲍正鹄先生给高年级开的“近代文学”。鲍先生早先就是复旦的教师，后调往北京，那次回系开讲，精神很盛，记得课上讲得最多的是龚自珍，《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一篇就不止两堂。鲍先生风度极佳，令人折服，当时课是在校内上的，结束后得穿过邯郸路回住处，有一回，见他临过马路之际，不过是留意是否有来往车辆，但由其不疾不徐的左右瞻望，配以挺直的身姿，让人兀然觉得真有顾盼自雄的味道。也就在他讲课那时候，从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论文集》里读到他与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的通信，知道鲍先生是国内最早翻检彼得堡（当时称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的学人，努力找他的文字，仅读到《龚自珍全集》和《清诗纪事初编》的两篇序……
当时风头正健而较为年轻的外校学人，与复旦素无渊源，也有来中文系授课的，我本科那几年便有许子东、余秋雨、叶长海等几位，该是当时主系务的陈允吉老师邀约的。叶长海讲戏剧学史，大抵以他的《中国戏剧学史稿》为本；许子东刚出了《郁达夫新论》，来讲郁达夫，第一堂课黑板上只写了“性”与“生”两个字，演说郁达夫早年文字里性苦闷与生苦闷的交织；余秋雨的课只听了一次，不过，他讲课内容主要就是那本《艺术创造工程》，与他之前的《戏剧理论史稿》和后来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倒都读过。
系里开设的课当然是重头，林林总总，如果有什么一致的精神，就是自由与探索。选修课不用说，大抵都体现各位任课教师自己读书、研究的体会和心得。那时候的选修课真是多，加上我常常旁听别年级的课，真难数得过来了。哪里像如今改来改去，学生毕业只要7门就成，那时一学期怕都有这么多堂课要混。
各位老师个性十足，上的课差别既大，风格殊异。刘季高老先生的“左传研究”，条理明晰，提出一个观点，便抄录若干史料，一一解说，娓娓道来；顾易生老师后来是我读博士时的指导教授，当时开先秦诸子的课，旁征博引，辨析入微，时有幽默的谈吐；王水照老师讲苏轼，阐说细腻，关于苏诗用典部分印象很深，同时读他的《苏轼选集》，了解到出自苏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河东狮吼”一成语实涉及佛典而未必是惧内的意思，因为课时不够，王老师印了自己关于苏文艺术的长文给大家参考，还仔细审阅了我这个旁听生贸然提交的文章；应必诚老师讲《红楼梦》研究，引发我对《红楼梦》版本的兴趣，记得曾仔细对读了应老师的《论石头记庚辰本》和冯其庸的《论庚辰本》；陈允吉老师的“佛学概要”，扼要而生动，我在二年级时就去旁听，后来在他给我们年级开的时候又听了一次，还有相关的“佛教文化”一课，都给我很大的教益，展开了之前未曾知晓的天地，由此决定了继续跟陈老师读书，这么多年，此方面的研究始终是自己关心、留意的……
说到自由与探索，系里的必修课，也充溢了这样的精神。陆丙甫老师的“现代汉语”课，常常让我们就有关语言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分析，如果他觉得有意思，就给你记上5分，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问他自己是不是不必参加考试了，因为好像那些分数已经累加到80以上了；骆玉明老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唐前一段，满堂倾倒，教材当然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但极少依傍，胸中另有格局，往往谈自家的见解，当他要学生打开书本、翻到某页的时候，往往要说的是：“嗯～，这个地方刘先生好像有点小问题”；唐宋时代的文学史，是陈允吉老师讲的，条理既清，又极生动，吸引力有口皆碑，尤其唐代一段融会独有的研究，像王维的佛教文化背景、李贺诗艺与心理特征，变文体制与佛教渊源等，专精的研究化为深入浅出的讲解，很有启发性，或许也就是因为要讲的那么多，宋代部分便相形简略了不少，但好像没有学生会觉得那是缺憾；陈思和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抛开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自己构设一个框架讲，挥洒开来，不少观点参酌着读他那时陆续发表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系列论文，往往给人新鲜的刺激……
课堂固然重要，但只要你真读书，有能力，不听课也成。本科时我曾免修两门专业必修课程：每周四学时的古代汉语和每周三学时的外国文学史。两门课都通过了专门安排的免修考试，外国文学史记得自己考了88.5分，而古代汉语免修前，当时既是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同时也是古汉语专家的严修老师，让提出申请的李荧和我去他家谈过一次，切实了解我们的程度之后才予以批准。
提点学生，确实不仅授课一途。那时，老师常来学生宿舍聊聊，说起来容易，一直坚持，却只有真心投入的才能做到。记得古代文学史是每周四课时的，一周两次，骆玉明老师和陈允吉老师几乎都在上课那天的晚上来看学生，谈谈读书学习，别的也不妨说，一次，有同学问骆老师如果喜欢一个人怎么办之类，回答是直截了当地：“你去对她说！”无论生活上，还是学业，不少意识和觉悟是在如此不期的场合中得到的。
我第一次遇到陈尚君老师大约是两年级的时候，大概说起平时也读读唐诗的话题，他突然问：“你知道《全唐诗话》么？”我回答在《历代诗话》里翻过的，他紧接着问：“你知道那是伪的么？抄的谁？”这真是一次难忘的刺激。老师不以学生为幼稚，平等对待，回想起来，是很让人感动的。1987年骆老师出了他与贺圣遂先生合作的《徐文长评传》，专门题送给我们几个与他较亲近的学生；1992年我已读博士了，陈老师的《全唐诗补编》出版，他特意让我去受赐，记得那天是与后来往北京大学现已转去香港任教的汪春泓兄一同去四舍陈老师家的。
接着五年研究生，硕士跟陈允吉老师读，博士跟着顾易生老师，他们给予的教导是永久的。两位老师都鼓励博览多识，从来不屑于言及功利地读书、撰文，同时都强调要掌握根柢性的基本典籍：陈老师一开始就要求认真读《文选》，我也是十年后才渐渐深悟这是研习中古文学的不二法门；跟顾老师时则将周秦汉诸子整个重温一过，至今仍相信不通读诸子，实不足以知其中任何一子。
那时老师带研究生，还是师傅带徒弟式的，十天、两周去导师家聊，各式学术话题，往来出入，无有涯际。陈老师常常细致地讲他手边进行的研究，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材料如何择取，论文结构怎样安排；顾老师往往从一个字或一句话的诠解，衍发出一段新说，尤其乐意回护、阐扬传统的精义。
还想说，老师那些年里给予的极大宽容，永远无法忘怀。有一年多，我情绪极恶，陈允吉老师劝我读陶诗，并由着我花半年多写出好些篇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文；邓逸群老师路上拉我去家里坐，与应必诚老师一同好言劝慰；汪师兄和骆老师都曾请我去家中喝酒，骆老师说：“你要记得，以后你要做大事的。”
九年学生之后，是十余年的教书，后者几乎超过前者一倍时间了，不过感觉上教书的日子过得飞快。大概读书时是最愉快的，现在几乎记不得有什么特别要操心的，有什么特别的企求，回想起来，那真是没有时间性的日子；教书就不同，无论顺利还是不顺，总是有往前赶的味道，近年节奏更是紧张。
以前读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他引了巴拉丁斯基的诗句：“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现在知道，这是真的。况且常常觉得，这十多年教书所提供的，远不能与当年读书所领受的相匹，所以，也就不多说了吧。
作者：陈引驰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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