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家胡适，在自传《四十自述》中讲过一件“发红包上私教课”的事。
胡适三岁丧父，母亲对他的教育抓得特别紧。
当时胡适在安徽家乡读私塾，先生教四书、五经，只要求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经典文学越学越深，学生不能会意，慢慢丧失了兴趣，只好逃学。
胡适不在逃学之列，倒不是因为他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而是先生对他的“额外照顾”。
当时的学费每年两块银元，胡适的母亲却给出“破纪录”的十二块，唯一要求是让先生给胡适单独“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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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上了几年“私教课”， 胡适打下牢固的国学基础。后来他到上海读书，小小年纪就能当堂指出老师讲课的讹误，一天之内连跳三级。 胡适由此得出结论：“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心经》中的难解经文），全无用处。” 孩子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私教课”
中国语言的美和根，全在经典文学里。 诗歌、散文、戏剧、小说，都属于文学范畴，经过时间的淘洗、至今还在流传的好作品，都是经典。 不论是胡适、鲁迅这样的白话文运动旗手，还是后来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以散文见长的朱自清，亦或钱钟书与张爱玲……这些留名现代文学史的名家，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受过文学经典的熏陶。他们的作品，也成为了新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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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从四岁开始接受中式私塾教育
通过文学经典了解中国的文化，提升孩子的人文素养，是为人生打底子的工程。阅读了解中国文学经典，对 提升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等“大语文”范畴 的培养目标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现在有一种说法，“得语文者得天下”。因为真正的语文学习并不只是文字的堆积，而是通过提升语文能力，学会表达、认知、发现和创造，这才是人一生学习能力最重要的体现 。 遗憾的是，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十分有限。语文课的教学常常脱离“文学”本身，选文内容零散、次序颠倒，让学生大呼枯燥。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影响的文学家至少有上千位，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很多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全貌没有系统认识，没有机会更多接触中华文学最精粹的内容，自然也学不好语文课。 
给女儿写书的文学院教授
30年前，真的有这样一位“先生”，为了给年纪还小的女儿讲中国文学经典，动笔写起“讲稿”。
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语，从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讲起，又讲了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一直到沈从文与他念念不忘的“边城”……孩子特别爱听。故事讲得多了，他又琢磨着给孩子们写一套书，孩子有了这套书，就好像 有一位老师一直陪伴在身边，随请随到 。 )
为了让孩子读得懂、感兴趣，作者很是下了一番功夫：”给孩子写书，如同跟孩子说话一样，要弯下腰去，平视着孩子的眼睛，尽量拣他们听得懂的字眼儿，慢慢地讲……每写一段都要朗读、录音，反复听，还要找个中学生来听。若效果不佳，便重新改写，直到满意为止。 ”书稿写成后，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又相继推出了插图版和繁体字版，热销十几年，再版多次，荣获全国畅销书奖，并列入教育部“中华文史知识课程内容与教学指导书目”。很多中学还要求学生人手一册，当作必备参考书；一线教师反映，这套书“拯救了很多‘语文困难户’”。这位给孩子讲中国文学经典，影响了几代中学生学习习惯的“先生”，就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侯会老师 。
十八岁之前，是一个人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 最适合培养兴趣，通过广泛读书搭建知识框架与审美体系。 然而这个阶段，也是 孩子们课业最为繁重的时候 ，读课本以外的书，对他们来说已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即便有条件读书，家长和孩子也常常不知道如何选书；更不要说，还要抗拒来自综艺节目、短视频、网络文学、社交网络的“诱惑”。 能帮我们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方式，就是听音频。古人说：“耳读书而聪，目读书而明”。心理学家认为， 在知识的认知过程中，听的转化效率更高，是阅读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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