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办的《承古萌新 瑞霭迎祥》年画展中，来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年画展品多来自民国著名学者卫聚贤的旧藏。这位传奇的学者是中国文博学界的先贤、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他与上海也有颇深的渊源。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介山、卫大法师等。他本名安双考，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县。四岁时丧父，母亲改嫁至山西省万泉（今万荣）县，此后随继父改姓卫。“聚贤”是他后来为自己起的名字。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里的卫聚贤小像

有“史学怪杰”之称的卫聚贤，少年时因不擅背书，成了私塾里的“学渣”。“记忆力小想象力就大，故我做的文章，往往想入非非”（《卫聚贤的生活》，《新中国》，1934），这或许是卫聚贤在研究、治学上善于推理演绎的天赋吧。卫聚贤起初学商，但因参加学运，求学之路一直不顺。他在学商过程中对商业史产生了兴趣，进而钻研历史和考据学。1926年8月至1927年6月期间，卫聚贤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名家。此后，他毕生治学，成就斐然，涉猎经学、古史、经济、考古、戏剧、小说考证、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鸣世。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1932年，卫聚贤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迫于生计，也兼有其他原因，相继在中国公学、持正中学、正始中学等处任教。因其曾有学商、经商的经历，同为山西人的孔祥熙念同乡之谊，聘他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此后，卫聚贤有了稍微稳定的工作，业余时间依然投身于学术研究事业。”

卫聚贤编《山西票号史》，说文社出版部1944年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卫聚贤《最近上海行使的辅币代价券》（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1933年12月，“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上海市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正式启动。会后，卫聚贤与其他15位业内专家被添聘为筹备委员会，积极参与筹备事宜。1935年10月10日，博物馆建筑工程告竣，随后着手开办工作的筹备。卫聚贤被推为选购委员之一。

上海市博物馆旧影

1935年，卫聚贤参与了在江苏常州奄城遗址和上海金山戚家墩遗址的调研考察。根据之前主持的南京栖霞山考古发掘和奄城、金山等江浙一带遗址中出土的古物，卫聚贤认为“古代吴越自有其本位文化”，这直接促成了良渚文化的发现，推翻了当时考古界普遍认为江南地区没有经历过新石器时代的说法。经他与金祖同、陈志良等人对出土的陶片等古物进行整理研究后，1936年2月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举办了“奄城、金山古物展览会”，展出了千余件古陶片和少量石器。同月，在上海新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卫聚贤为该会成员并担任评议，他与一同参会的会长丁福保、副会长叶恭绰和理事长吴稚辉等人在会上商谈，提议在沪筹备组织一个致力于吴越民族古代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并在江浙两省社里分会、支会。此倡议得到两省数百人响应。同年8月30日， “吴越史地研究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会长蔡元培，副会长吴稚辉、钮永建。卫聚贤任总干事，并主编了《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

卫聚贤作《奄城金山访古纪序》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市博物馆被迫闭馆，吴越史地研究会也终止了活动。“在这苦闷的空气中，各种学术研究，无处发展，以致没有讨论的机会。”（《发刊词》，《说文月刊》，1939.1）。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1939年1月，卫聚贤与几位好友在上海创办了《说文月刊》。1939年10月，他跟随中央银行西迁，到重庆复刊《说文月刊》，直至1947年停刊。能够在抗战期间坚持出版纯学术刊物，实属不易。《说文月刊》也曾一度迁回上海，由陈志良主持编务。最后“并不是稿子不够，实因经济不足”不得不停刊。卫聚贤在最后一期的《编后语》感慨说“在抗战期间，一切国学刊物停止了，惟有《说文月刊》在撑门面，对国家，对文化，也算尽了些义务。”

《说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1943年，卫聚贤在《说文月刊》杂志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以研究学术宣传本国文化为宗旨的“说文社”，社址就在他自己的寓所“聚贤楼”。据计，说文社的163位发起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学界的重要人物。卫聚贤的年画收集工作也始于1943年，即以说文社名义开展具体事务。收集年画这类“现代史料”是因为卫聚贤主张历史、考古、社会、民俗的综合研究，他认为历史研究一面要疑古辨伪，一面应该注重第一手材料，要广为搜集可资利用的“材料”，年画、门神便是此类物品。他希望“有保存此项文物者，不论清代、明代、民国初期年以及现在的。无论一件两件函寄本社，积少成多，可以作出个系统来。如有大宗，请函寄重庆上清寺正街九十一号说文社，以便商购。”（《文物门神年画展览目录及说明》，说文社出版部，1949）

卫聚贤（左）与于右任（右）的合影

卫聚贤所收年画来自全国各地，共计有88处。一收到年画，他就会马上将地名标注上，以免时间久了忘记来源。这些地名大多为印刷字体标注，基本都是指该幅年画当时的行销地。有些年画上还有手写文字，记叙更为详尽。这些都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这批年画留下了线索。上海是卫聚贤年画的重要收集地之一，仅次于北平与西安。1946年，他在上海购买了一批胶印月份牌美人图，每种各购一张。1948年，他再次来到上海，有友人将一卷日本人搜集的上海年画出售给他，数量不多，为抗战胜利后日人回国遗留在上海的。

卫氏旧藏福建泉州年画《财神》，上有题字“永春中央银行吴鹤寿寄”

卫氏旧藏月份牌《双美戏子》

说文社不仅收集门神年画，也自己印制年画。1948年，说文社刻印发行了《福禄财神》，采用锌版印刷在红纸上。内容与上海陈正泰印刷厂印的《一本万利》一样，是漫画家高龙生所绘的“黑虎大仙”赵公明。

说文社印《福禄财神》

上海陈正泰印《一本万利》

1949年年初，说文社在重庆举办了三场“文物门神年画展览”，同时编写了《文物门神年画展览目录及说明》系统记载了年画的收集过程和门类、来源等信息。1950年，卫聚贤将自己多年来收藏的18000余件文物及尚未整理的古币、文献等悉数捐献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后转交西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这其中就包括了他搜集的年画。卫聚贤离开大陆后，一生勤于执教，潜心治学，在台湾度过了晚年。

2012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始着手卫聚贤捐赠的年画，整理出版画册，并举办了“新春献瑞——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年画展”，后在全国多地巡展。2020年新年之际，这批由上海文博界一代名家捐赠的珍贵年画来到上海，并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年画相融合。重新创作而成的“承古萌新 瑞霭迎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年画展”，让上海观众也有幸目睹卫氏收藏的丰神异彩。

“新春献瑞”展览入口

“承古萌新 瑞霭迎祥”展览入口

正如卫聚贤在1945年发表的《宗教与民俗》一文中所说，办展览是 “给宗教民俗的一个新意义，是从空间与时间上看出宗教与民俗不同之点，由旧的无意义的迷信上，转变到新的信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仰。”今天，我们以前人为榜样，守望与传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赋予旧传统活力与生机，唤起中国人心中共有的民族情怀。承优秀传统文化之“古”，承先贤高风亮节之“古”，萌时代精神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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