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指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号召全国政协委员、专员和一些社会人士撰写文史资料，要本着“三亲”原则，即由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回忆录。大家认为这样的文章使人看了如同亲临其境，更具有“第一历史”的传世意义。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仅在“文革”中停止十年，至今已出版173辑，颇有资料价值。我亦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今本人也以“三亲”原则撰写此文，用以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图 | 在中国画研究院筹备会议上，李苦禅与谷牧、万里副总理等讨论建院事宜。左一至左七：李可染、朱丹、谷牧、苏立功、万里、黄胄、李苦禅，右一右二：张仃、王朝闻

1969年春至1973年冬，我正在宣化1605部队579团学生连接受农场的“再教育”，也不分配工作单位，更不可能画中国画。尤其是由于父亲李苦禅老人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的老师一辈如吴作人、李可染等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的著名教授们，也戴着这顶帽子，分别被以各种劳动形式批判改造，也绝对不许他们动笔作画。

但在1972年某日，忽然接到外交部服务局的公函，让我速回北京，协助父亲为国家的外事宾馆、饭店和驻外使领馆作画。同学们以惊讶和羡慕的眼光，目送我这个尚戴着“可教育好子女”帽子，又曾与吴作人院长、李可染等老教授一起关进过“牛棚”的美院学生。

图 | 作者李燕与父亲李苦禅

到了北京才知道，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指示，开始了创作“宾馆画”的特殊工作。让“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迫害的一些著名画家，特别是老画家住进宾馆饭店。得到一段难以形容的缓冲，大家感到又回人间了，被服务员尊称姓名，周到服务，小灶供伙食，不收粮票油票，不收饭钱，有干净舒适的卧室，有当年罕见的卫生间（那年月多用公厕、公共大澡堂），有保健医生随时诊治，有宽敞明亮的画室(家已多半被造反派们占了）。虽说是不付画酬的义务作画，但大家出于对周总理大恩的无限感激之情，不仅精心作画，还要多画，稍有不满意的绝不凑合，毕竟这些老画家们已多年没机会动笔了。

图 | 周恩来总理（左二）、外交部长陈毅（左一）将荣宝斋复制的唐代《簪花仕女图》赠送给缅甸总理

父亲每天坚持上班，不肯休息一天，母亲是徐悲鸿院长当年聘任的美院校医，如今负责父亲的保健和生活起居，我则陪同父亲作画，自己也画。那时，父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要拿出好画来，不然可对不起周总理啊！”

说起“宾馆画”，在中国美术史上还是一个特殊的名词，用谷牧副总理的话说，“宾馆画是个代名词，指画家按照周总理指示为国家完成的特殊政治任务”。建国后有几次“宾馆画”。

第一次“宾馆画”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周总理指示相关部门，请画家为国家的大型活动场所画反映新中国面貌的绘画，还安排多名画师合作大幅中国画，周总理认为“这样还可以增强画家的团结”。例如，请齐白石、陈半丁、何香凝、于非闇等14位画家合作了《和平颂》，并由郭沫若题字，展示于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得到国际性好评，现藏于对外友好协会。

第二次“宾馆画”是在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时，遵照周总理指示，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关山月和傅抱石在东方饭店，根据毛主席《沁园春·雪》词意创作了大画《江山如此多娇》，经周总理审定后，请毛主席为大画题字，放大后落于此画。

第三次宾馆画，是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所有机构的合法席位后，又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先由国管局成立一个绘画组，于1972年2月至5月，陆续开始组织在京部分画家，在内部的14号宾馆（紫金宾馆）、15号宾馆（后改为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专驻宾馆）、22号和24号宾馆（后为首都宾馆），以及老“六国饭店”，为我国驻外机构和人大会堂、钓鱼台、首都机场、北京站等接待外事工作的场所作了大量的绘画。此后又于1973年，由中央工艺美院教师们在外交俱乐部（阿老同志主管）、北京饭店、友谊商店、政协礼堂作画。也请了部分上海、西安、广东等外省市画家参与其中，引起了书画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因为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动向，有不少画家多方争取参加到这项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发起的“宾馆画”活动中，能参加不仅能从挨“造反派”批“四旧”阴霾中解放出来，还是一种至高的荣耀。

图 | 1956年，周恩来（右一）参观徐悲鸿画展，徐悲鸿夫人廖静文陪同

不过此事最初还是很让父亲感到突然的，毕竟从1966年8月，他被拉到美院操场，在烈日下罚跪批斗，戴上尖尖的“反动画家”帽子以来，他早已离开了笔墨，先是下农村劳动改造，后又被安排在中央美院看守传达室，每天收发报纸，为留守的职工蒸热盒饭，烧开水，住房挤在了一角，书画与多年收藏的文物也被造反派抄没了。然而代表国管局绘画组的古今明同志、宋潮同志与美院国画教师梁树年先生、中央工艺美院的副院长阿老（曾在新四军任职）等诸位同志的来访，顿时让父亲心中一阵阵激荡，因为这是周总理的任务啊！周总理的名字，让老人解除了顾虑，明确表态，一定积极参加这项宾馆画的工作，而且在狭小的地板上拾起旧毛笔，把昔日练字的毛边纸拼接成幅，又练起了笔墨，老人又能名正言顺地重操旧业，大展所长，报国有门了！

在宾馆，各位昔日只在家作画的同仁们，此刻几乎每天都能聚会交流，相互切磋，各展所长，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实际行动和满意的作品贡献国家，报答周总理的恩情。在“四人帮”横行无忌的严寒岁月，是周总理给大家带来了心灵的温暖，带来了中国美术的春天。

在此期间，父亲所作的“宾馆画”，大到丈二匹，小到六尺、四尺、斗方等等，共有300多件。有一次，阿老同志布置下一个紧急任务，为迎接日本高官桥本龙太郎因重要国事来京，下榻的民族饭店，中间大屏上已有了李可染先生的一幅《漓江》，两边须两件丈二匹竖幅花鸟。父亲已古稀之年，只用两天时间，就在地板上画出了一幅《竹崖群鹌图》、一幅《荷塘图》，巧妙地利用大空白，却营造了生机勃勃的画面，及时装裱在迎门大厅，完美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在场全程观画者们的好评。阿老同志怕老人犯血压高，让老人多休息几天再上班。父亲说：“我高兴就不累了，画挂在那地方，周总理一定会看到。”次日还照常上班。当年在我和母亲的陪同下，父亲都是步行上班，没有如今小车接送的待遇，那年月，小轿车是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配备的公车。

图 | 1972年李苦禅为民族文化宫创作《绿荫之下》，200x300cm

但是好景有变，“四人帮”认为周总理是他们篡党篡政阴谋野心难以实现的最大障碍，反周暗流在涌动着。“宾馆画”忽然变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江青公然叫嚣：“是什么人把那帮被批判的老家伙又请出来画黑画了？又捧得那么高！”她把持的文化部，改成文化组，派出小密探，搜集“宾馆画”的内幕黑材料，又弄出一部分“宾馆画”，主要是北京饭店的个别人提供的，还有一个甘当“四人帮”的密探者邵某，从宋文治先生手中骗出来一本册页，内有一幅黄永玉画的《猫头鹰》。他们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场“内部黑画展”，组织一些单位来参观批判，无限“上纲上线”，说黄永玉画的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是对社会主义的阴暗心理”，列入“第一反动黑画”。又在父亲画的一幅《荷塘翠鸟图》中发现有八朵荷花，翠鸟向下觅鱼，“是讽刺八个革命样板戏，是讽刺文化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垂头丧气”。说李可染画的山水画是“江山如此多焦——黑山一片”。说黄胄画的一件题为《任重道远》的骆驼“是垂死走不动的寓意”，画的驴是“黑驴贩子”，更扬言黄胄赴西沙部队写生渔民生活“是伺机登船叛国投敌”。说李斛画的《三峡夜航》“是影射社会黑暗”。说宗其香画的《虎虎生机》因是三只虎，三虎为“彪”，“是为叛逃坠亡的林彪招魂”……

在今天听起来如此可笑可悲的牵强附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当年可是如同晴天霹雳。不仅“宾馆画”全部告停（此时1972年5月，周总理因癌症日重已难以再直接过问此事），参与“宾馆画”的画家，被列入了“黑画家”的黑名单。“四人帮”在各单位的喽罗纷纷召集“批黑画”的大小会批判“黑画家”。中央美院的新任领导在700人的大礼堂批父亲四次，而且还侮辱人格，命令父亲：“转过脸去，叫广大革命群众认认，这就是黑画家、反动学术权威李苦禅！”父亲暗自苦笑：“我这大半辈子都为国立艺专、中央美院效命了，连美院托儿所孩子都认识我，就你这个‘三点水儿’（江青）的小喽罗不认识咱堂堂李某！”

1973年，李苦禅为国家宾馆创作《盛夏》，200x400cm

此期间，父亲躲在我的小家月坛北街居住，这里离美院宿舍远，而且街道邻里和派出所民警都佯装不知。他们像广大群众一样，都对这场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厌倦了，所以月坛地区成了父亲的避难所。然而，批“黑画”的阴霾正向全国扩散，天似乎越来越黑。正是在这种黑暗之中，古今明同志和宋潮同志（今已故）来看望父亲，传达了周总理对老画家们的关怀。一直大力支持“宾馆画”的谷牧同志，也在事先秘密约好的时间地点看望父亲。在夜幕中的单元楼群里，我在他的小车前方引路，车只开小灯，在一个单元门前下车，走进没有照明的楼道，进了一户门，一见父亲，谷牧同志就激动不已，坐都没坐，将父亲上下打量一番，连问“斗得怎样了？您老经得住吗？”父亲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来看我，您不怕我也不怕，我这辈子什么罪没受过？这几年我都记不住挨过多少回批斗了，再多挨几回也受得了！他们这帮妖魔厉鬼，哪里是斗我们呢？是冲着……”谷牧同志立即会意地深深点了点头说：“正因为如此，他们休想得逞，只要您老人家顶得住，保重身体，咱们还是会名正言顺地画宾馆画的，有什么情况以后仍叫李燕到大酱房（谷的住处）来联系吧！”古今明同志和谷牧同志的先后到来，温慰着父亲的心，因为他们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友情，还代表着敬爱的周总理对老画家们的挚爱关怀。

此时，姚文元组织起一个写作班子，集中一批笔杆子，写“批判反革命黑画”的文章，每人每天赏赐伙食费五元钱（按当时物价算这五元能买多半只烤鸭）。只企图谎报军情，请来毛主席下达“批判”的指示，这些文章都要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万炮齐轰，但是他们的妄想落空了！

“四人帮”在文化部专管美术界的一个王婆子，将列入主要“黑画家”的一些“黑画”拍成大幅照片，送给毛主席看，想借此告周总理的状。毛主席边看边说，画得好，还说中国画就是这么画。此后批黑画事件草草收场。正在主席那里汇报外交工作的王炳南同志见证了全过程。王婆子：“主席啊！您看黄永玉画的猫头鹰，是一眼睁一眼闭的呀。”毛主席看看笑了，抬起头来，也做一眼睁一眼闭的表情，逗得在场工作人员都乐了。主席讲：“几年前一位德国画家也送给我一幅猫头鹰，也是一眼睁一眼闭的，它用眼晓得劳逸结合，我就忘了学它也劳逸结合，每晚都要不停地看书，把眼看坏了！哦！又该点白内障眼药了。”服务员立即为主席点了眼药。王婆子又拿出李可染画的山水画说：“主席！您看他的画有多黑？”主席说：“这还不算黑，中国画有一种叫泼墨，就是用墨画的嘛！”王婆子又拿出父亲画的《荷塘图》说：“这是李苦禅画的……”毛主席忽然打断了他的话，若有所思地说：“李苦禅，苦禅，他的名字好像头陀，解放初期，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主席伸开双臂示意），反映他的工作没得安排（笔者注：因大写意画不被重视，李苦禅失业），生活困难，求助政府，我曾给徐悲鸿回信，现在李苦禅的工作情况如何？生活还好吗？”

图 | 1973年，李苦禅作《荷塘盛夏》，95x180.5cm

总之，王婆子大失所望，怏怏而退，转告姚文元。狡猾的姚文元无可奈何，只得向“批黑画”的笔杆子们说：“那些黑画家越批他们名气影响就越大，现在你们暂时回本单位去，以后有任务再通知你们吧！”于是，这场闹剧草草收场，但对毛主席的明确表态，则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还扬言“谁传出去，谁就是伪造主席指示”。

然而，王炳南同志立即将这历史性的一幕，原原本本地转告了另一位老同志张协和（他是秘密战线上工作过来的老革命）。张协和同志叩开了我家的门，父亲惊道：“协和，你怎么这时候还来？”张协和笑道：“我是报喜来了！”于是，他将毛主席的表态也原原本本地转告了父亲，父亲的眼眶湿了，长叹道：“润之，老同学，毛主席还记得我呀！”我正在家听到看到了这一切，心中沸腾了，因为我们又胜利了，“宾馆画”不黑，想借此污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三点水儿”们又栽啦！不出三日，群众中就传播开了“毛主席说黑画不黑”，虽然不是原话，但一切“批黑画”的闹剧果然都蔫儿了。

在“宾馆画”工作期间，也请了外地的著名画家，送往迎来，礼遇很高。例如，关山月返回广东前，周总理指派外交部几位领导乔冠华、仲曦东、符浩、王海容等，在14号国宾馆设宴为关山月饯行。我陪父亲、李可染先生、黄胄先生应邀赴宴，其乐融融。席间，乔冠华代表外交部感谢画家们对外事工作的无私支持，又即兴诵诗一首：“为送关山月，情亲酒一杯，风云方浩荡，正应大笔挥。”并起立向关先生举杯敬酒，一饮而尽，畅怀大笑。“乔老爷之笑”，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仰面大笑，载入了历史，此时又现，何其欢快！但工作人员小声叫起王海容去接电话，一会儿，她回到席边，向乔冠华讲：“X号照会总理看过了，已报游泳池了。”（作者注：“游泳池”是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处的代称。）可知此际，周总理正在忙于外交大事，还嘱托外交部关照着为“宾馆画”工作的老画家们。

图 |在颐和园藻鉴堂“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李苦禅作画。自左至右：许麟庐、李苦禅、万里、谷牧、黄胄、张仃

1983年6月，谷牧副总理把黄胄请到中南海紫光阁，请黄胄延续宾馆画的人脉和奉献精神，筹建“中国画研究院”。说明情况后，黄胄先生风趣地说：“首长，我可是二流画家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我，国务院放心吗？”谷牧副总理也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是二流画家，画完这批画就是一流，过不了十年就是超一流，等不了二十年，你们就是‘大熊猫’。”在场的人们听后发出一片笑声。最后，谷牧同志认真地说：“黄胄同志，这个任务就拜托你了，你多费心，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我，这也是国务院和我们这些人对周总理的纪念呀！”黄胄听后严肃地说：“谷副总理，请您和国务院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任务完成后，我们一分钱不要，您跟我们合个影就行了，我们这些人能有今天不都是靠周总理的保护吗？他对我们国画界有恩情啊！”

图 | 1976年作者李燕与父母在一起

为了建成中国画研究院（今名“中国国家画院”），昔日“宾馆画”的画家们齐聚友谊宾馆、颐和园藻鉴堂，义务创作了大量的精品，无偿奉献出来，仅父亲就奉献出了大小200余幅，黄胄献画数百幅，许麟庐献画近千幅，连病体缠身的石鲁也来京献画不少，至于其他画家们究竟奉献了多少件，至今没有一本记录的清册。但只有一个“数目”是绝对肯定的，那就是人人“分文不取”。这正是周恩来一生无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这种最伟大精神感召下的画家们，永远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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