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中泥土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个华人家里做客，他柜子上放着两样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一只玻璃杯，里边是土；一个玻璃瓶，里边是水，瓶盖用白蜡封着，防止蒸发。我问主人这是什么。他说他是移居澳洲的台湾人，心怀故土，因而带来家乡的泥土与河水。我听了很感动。

有情怀的举动，总能叫我感动。

壬申年到自己的老家宁波慈城举办画展时，受到家乡亲人真心爱惜，深感于心。特别是父亲出生的房子与院落犹然还在，叫我分外欣慰。那时正要给父亲迁坟，忽地想起澳洲那个台湾人的举动，遂在当地的瓷器店买了两只淡茶色的杯子，与同来宁波的儿子冯宽在祖居的菜园中挖了两杯泥土，带回津门。一杯在父亲迁坟下葬时，摆放在父亲骨灰盒边，以示“入土为安”；另一杯拿到书房里，先把书架一格的图书腾出来，再将这杯老家的泥土恭恭敬敬地放上去，如同供奉。

我的生命来自这泥土；有它，我心灵的根须便有了着落。

王梦白

别人的书斋墙上有画有字，我没有，我四壁皆是书架，放满了书。然而，我在北边书架上端钉一枚长钉，每年农历腊月底必将一轴画挂上，便是王梦白的《岁朝清供图》了。

古人将岁时室内摆放的盆花、瓜果、文玩之类，称之为“岁朝清供”。

此幅画随意又松弛。窄长一条，仅花两盆。上为方盆，有梅一桩；下为圆盆，植满水仙。上边老梅的主枝向下垂倾，下边的凌波仙子举首相迎，上下呼应，使得画面颇有情趣。

红梅采用老辣的没骨点染，水仙使用流畅的白描勾勒，两种笔墨相互对照，又彼此搭配，这是此画又一高妙之处。看得出王梦白作此画时，随性又经意，兴致甚浓是也。

落款是丁卯年，应为1927年。先生名云，字梦白，生于浙江衢州，才艺颇高，有些孤傲，一时为京津名家，可惜只活了四十六岁。这画是客寓他乡之作，画上钤印四方，右下角的印文为“天涯浮白”，天涯即远方，浮白为酣饮。不知画家此刻浪迹何方。特别是此画写明“作于除夕之日”，上面的题诗更有意味。诗曰：

客况清平意自闲，生来淡泊亦神仙。山居除夕无他物，有了梅花便过年。

我喜欢这种岁时情感的表达，既深挚，亦自然。故我年年的腊月底，必将它悬挂书斋，以贺岁迎新。

小药瓶

一段时间，我曾把一个长方形的小瓶，拴在台灯拉链的下端，做为链坠儿。每逢开灯关灯时，便会把它光滑地抓在手里。这是个老瓶儿，包浆肥厚，光溜滋润。

这小瓶仅一寸高，四分宽，二分厚，灵巧可人。它原本是装祛暑丹的小药瓶。人到夏日，衣衫单薄，此瓶要随身携带，故小。其更可爱之处则是瓶上的图画与文字。小瓶两个侧面都写着楷体朱色文字。一侧面写着药名除瘟祛暑丹，一侧面写着店名北京德寿堂。小瓶的正反两面各画着一怪人头像，同一图形，釉上彩，形象十分古怪。经人指点，方知这头像颇有些奥妙，小瓶立着看是一张面孔；倒立过来看，立即变成另一张面孔，模样全然不同。立看这人满头金发，身着黑领红装，头饰绿叶，好似豪门仆役；若把小瓶倒过来，这人的西装便成了另一人头上高高的帽子，一头金发成了另一张脸下巴上金色的卷须，有如一位爵士。立着看时的颈饰倒过来，神奇地变成一副小圆眼镜。这小药瓶原来如此妙趣横生。

以今天的眼光看，瓶上这滑稽可笑的人物，无疑是民国早期北京人眼里的洋人形象。如此小瓶，挂在我书桌那盏老式绿色玻璃的台灯罩下，颇有一种民初时期独特的风情呢。

这药瓶底部竟然还有年款。上书四字：癸酉年制。应是1933年，正是这个坐落在京都珠市口德寿老店的创建之时。

楹联

我书房中，第一眼看去，三样东西同时进入眼帘。一是书，二是书桌，三就是这对木制楹联。两块老木板上各写了一句话：

司马文章辋川画，右军书法少陵诗。

这副联是名联，被人常用，并不新鲜；但它以司马迁、王维、王羲之、杜甫这四位旷古绝今的大家，把诗文书画全放进去，也将书斋里文人的全部事情明明白白全说出来，构思够巧，也大气。尤其这四样——诗文书画我全做，于我再合适不过。

可是，我这楹联并不讲究，不过两片松木板，浅刻涂漆，朱底墨字，既无名款，也无年号；由于历经久远，漆皮皆已无光，还大多脱落，许多地方尽显木头本色。挂楹联的铁环，式样古朴，却缺失左边一只，勉强用一团铁丝替代。显然它绝非出自高贵门庭，乃来自一位乡野寒士之茅草书斋是也。

我却喜欢它字写得圆厚饱满，有大明气象，故一切遵从老楹联的原本模样，连代替挂环的烂铁丝也照旧未动。于是，一种草莽间悠远的历史气息就来到我的书房了。

架上的书

我要我的书房“四壁皆书”，故而房中除去门窗，凡墙壁处，皆造架放书。书架由地面直通层顶。我喜欢被书埋起来的感觉。

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

过往的几十年里，图书与我，搅在一起，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我与书缘分太深，虽多经磨难，焚书毁书，最终还是积书成山。我把绝大部分图书搬到学院，建一个图书馆，给学生们看，叫作大树书屋；还有一部分捐到宁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馆。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书了。留在家里和书房里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数千册。应说，能被我“留下”的书，总有道理。比如常用的书，工具书，怕丢的书，还有一组组不能失群的书，比如敦煌图书、地方史籍，还有“劫后余书”和自己喜欢的中文名篇的选本和外文名著的译本。其中一架子书，全是自己作品的各种版本。背靠南墙的书架格距较大，用来放开型较大的图典、画集和线装古本。

文人的书架与图书馆不同，大多分类不清，五花八门，相互参杂。我对自己不同种类的书，只是大致有个“区划”而已。写作的人都随性，各类图书信手堆放，还有大量的资料、报刊和有用没用的稿子混杂其间。

然而书房不怕乱，只要自己心里清楚，找什么不大费劲就好。

书房正是这样乱糟糟，才觉丰盈。像一个世界那样驳杂，深厚，乃至神秘。

书房里的快乐，除去写作，就是翻书了。只有在翻书时才会有一种富有感。书架上的书并非全看过，有的只有略略翻一下，有的得到之后，顺手放在架上，过后就忘了，有的即便翻过却记不起来。惟其这样，每每翻书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甚至新的惊喜。哎哟，我还有这么一本好书呢！这便从书架抽出来看。

老书如老友，重新邂逅，会有新得。经多世事，再看唐诗，总会从原先忽略的诗句中找到一些动心的感受或触动时弊的启示。

我的书不只在书房。任何房间，到处皆书，图书在我家纷纷扬扬，通行无阻。它们爱在哪儿，就在哪儿；我随手放在哪儿，它们就在哪儿。但只要被我喜欢上的书，最终一定被我收藏到书房里，并安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如果不喜欢了，便会在哪一天清理出去。逢到此时，便要暗暗嘱告自己：写作不可轻率，小心被后人从书房里清理出来。（选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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