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悠久且深刻。从身体到行为，从心理到社会，形成了我们日常生存奋斗的基础。医生和患者都需要让思考跨越病床，延伸至农家院、丛林、海洋和天空。因为这个世界的健康并不只取决于我们人类，而是由这星球上所有生物的生活、成长、患病与痊愈来决定。

《十二只猴子》剧照

1999年的夏天,纽约市皇后区空中出现了数百只歪歪斜斜飞行的乌鸦,然后它们突然暴毙,落在人行道上。特蕾西·麦克纳马拉 (Tracey McNamara)不禁感到一阵恐惧。因为很少会有单一物种染病后突发死亡,而附近的其他动物却安然无恙。几个星期后,布朗克斯动物园(Bronx Zoo)中由她负责照料的外来鸟类开始大批死亡。麦克纳马拉心里清楚,某种禽鸟杀手正逍遥法外。如果她不能马上找出凶手,这个恶徒会将动物园里的全部鸟类尽数消灭,不留活口。

麦克纳马拉是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兽医和病理学主任,她立刻着手做两件事。身为一个负责的员工,她打电话给纽约州野生动物保育官员,向他们通报在布朗克斯动物园出现了某种令人担忧的致命传染疾病。

可是麦克纳马拉也是个正经严肃的皇后区居民,拥有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以及多年在显微镜下鉴别组织的经验,对鸟类疾病见多识广。秉持着特立独行的性情与对精彩医学谜团的热爱,她自己展开了调查。凝视着放大的载玻片直到深夜,身边摆满瓶瓶罐罐的两栖动物和外来爬行动物真菌的标本,麦克纳马拉寻找着线索,试图解开什么杀死她的鸟的谜团。有件事非常明显,这个凶手动作敏捷,无情冷酷,使受害鸟类的大脑无法正常运行,并且摧毁其他器官。鸟死于脑部大量出血和心脏受损,这强烈指向由某种病毒引发的脑炎(encephalitis)。但这是哪种病毒呢?

麦克纳马拉知道三个重大嫌疑犯:引起新城病(Newcastle disease)、禽流感(avian influenza)和东方马脑炎(ea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EEE)的病毒,这三种病毒全都以攻击鸟类而臭名昭著。由于时间紧迫,麦克纳马拉开始逐一排除嫌犯。新城病和禽流感具有高度传染性,通过动物传播,它们可以立即消灭邻近的成群飞禽。但是它们不可能是犯人,因为动物园中的外来红鹳和老鹰已经奄奄一息,可是儿童动物区的鸡和火鸡都平安无事。麦克纳马拉将二者从名单上除掉。这么一来只剩下东方马脑炎了。可是麦克纳马拉很清楚,动物园中的鸸鹋(emu)没有生病,这似乎可以排除东方马脑炎。这种跟鸵鸟长得很像的大型鸟类特别容易受到这种病毒的攻击,假如凶手真是东方马脑炎,鸸鹋肯定会展现出病征。去掉三个选项后,麦克纳马拉手上的嫌犯一个也不剩。

它肯定是一个不同的致病原,一种并不通过鸟传鸟散布的病毒。麦克纳马拉突然想到蚊子。儿童动物区在太阳下山前就闭馆了,而且会在太阳高高升起后才开馆。在黎明与黄昏这两个蚊子主要的进食时间,此区的鸡和火鸡都安全地待在馆内。而红鹳、鸬鹚和猫头鹰这些外来鸟类却危在旦夕,因为它们在动物园闭园后仍待在户外。这可不是个令人欣慰的猜测。假如蚊子真的正在散播这种传染病,不管它是什么,鸟类都不会是唯一身处险境的动物。任何能为蚊子提供大餐的温血动物(像犀牛、斑马和长颈鹿)全都有危险了。这一瞬间,麦克纳马拉有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纽约地区的人类也将大祸临头。

时间来到8月下旬。大约一周之前,纽约附近的急诊室医生开始追踪一种突然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神秘疾病。它看似神经方面的疾病,患者会出现高烧、虚弱和精神紊乱的症状。有些病人的大脑出现肿胀——脑炎。当患者人数达到四人时,某家皇后区医院的传染病专员发出了警报,于是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派出一组流行病学家前往调查。因为出现了脑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也想到了“蚊子是病媒”。其中一位研究人员这样写道:“假如你在夏末发现脑炎,就必须考虑病毒可能通过蚊子正在传播。”这一年对这些昆虫吸血者来说是很理想的一年,漫长而干燥的春季结束后,大量的雨水和高度的湿气创造出孕育蚊群大爆发的理想条件。

过了几天,对病人的脊髓液进行了测试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员得意扬扬地宣告他们已经解开了谜团,它是圣路易斯型脑炎( St . Louisencephalitis,SLE )。这种攻击大脑的疾病会让受害者,尤其是老年人发高烧,进而脖子僵硬,甚至死亡。这种病没有疫苗,虽然它常见于美国南部与中西部,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已在东岸绝迹。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迅速提出一份预算高达六百万美元的灭蚊计划,包括发放免费驱虫剂、宣传小册子,还有一架直升机负责将马拉松(malathion,一种强力杀虫剂)洒遍纽约市的每个角落。

这原本该是整个事件的结局。只不过,这个圣路易斯型脑炎的诊断有个大问题。身为兽医,麦克纳马拉对它知之甚详。引发圣路易斯型脑炎的病毒是通过蚊子叮咬受到感染的鸟,接着再叮咬人,才让人染上的。可是鸟类通常不会因为染上圣路易斯型脑炎而发病,也不会死于此病。鸟类不过是带原者、中间人。麦克纳马拉后来到加州波莫那的健康科学西部大学(Western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担任病理学教授,当我拜访她的时候,她对此直言不讳。

“动物园里有很多死鸟,用桶来盛放,”她告诉我,“不可能是 圣路易斯型脑炎。”她解释说,虽然当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已经准备要结案了,但是她仍认为这些死鸟和那些病人之间必定有所关联。而且她知道自己必须与时间赛跑,她的禽鸟死亡数目正在快速攀升,尤其是红鹳。假如没有人正确辨认杀手,那么不只动物园会失去绝大多数禽鸟,人类也会对错误的疾病发动一场徒劳无功的战役。紧接着,又有两名病人因而丧生。

直到夏天结束之前,麦克纳马拉不断推敲着街头鸟群之死、动物园禽鸟之死和人类死于可能是圣路易斯型脑炎,这三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劳动节那个周末是个极限。她的鸟群遭到严重蹂躏,在很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地折损了一只鸬鹚、三只红鹳、一只雪鸮、一只亚洲雉和一只白头海雕。又有一个人染上圣路易斯型脑炎——在布鲁克林区,表明传染病已经散播到一个新的行政区了。麦克纳马拉停止遵循官方规程,决定自己打电话到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去。她愿意提供手上那些毛茸茸的尸体,以及这段时间以来她在实验室搜集到的所有资料。据她表示,她已经“为他们排除了嫌疑犯”——包括圣路易斯型脑炎在内。

麦克纳马拉原以为她提供的数据会得到对方的感激,因此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在简短地交换信息后(她称之为“降格迁就”),与她交谈的这名官员很明白地告诉她,他们还是会维持原来的判断,她可以保留她的鸟和她的关注;因为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解决的问题是人,而不是动物的疫情爆发。麦克纳马拉对于猛然甩上的门感到惊讶不解(她说那位官员竟然挂断她的电话),而且对于她再次致电时得到的回绝和冷落感到困惑不已。

麦克纳马拉,以及当时整个纽约的动物与人类的健康,都成了医学界与公共卫生界中间分化对立虚伪的受害者。兽医和医生很少站在平等的地位彼此沟通。

在位于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实验室中,麦克纳马拉被死亡的鸟尸与垂死的人类报告团团包围,但是人类医疗机构中似乎没有人愿意聆听,麦克纳马拉明显感受到人兽之间的鸿沟。她失意泄气,却决心要揭开这个致命的谜团。于是她开始着手与其他的渠道联络,并将感染的鸟类组织样本送到美国农业部(USDA)位于艾奥瓦州的一间实验室。威斯康星州的另一间实验室检验了鸟类组织,确定并非感染圣路易斯型脑炎。

接着,艾奥瓦州的实验室找到了某个具有决定性但令人恐惧的东西,麦克纳马拉说,它让她“寒毛直竖”。不管这个致病原是什么,它的直径只有40纳米长,这可能代表它是一种黄病毒(flavivirus),与黄热病(yellow fever)和登革热(dengue fever)有关。处理黄病毒需要特殊的防护衣、围堵与处置措施,这些在她先前于自己的实验室中处理样本时,一样也没做。“那天晚上,”她告诉我,“我回到家便提笔写下遗嘱。”实验室通知了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这项最新发现,但对方依旧令人沮丧地毫无反应。

几天后的某日清晨两点,麦克纳马拉从床上坐起来,她突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她需要一间具备更高级生物安全管制体系的实验室。这间实验室里的病理学家见多识广,对各式各样的传染媒介物具有丰富的经验。“那时我灵光一现,”麦克纳马拉告诉我,“我必须打电话给军方。”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恳求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实验室看一眼这些样本。在48小时内，麦克纳马拉称之为“科学界的最佳方式”合作,这间陆军实验室确认了麦克纳马拉的推测。这不是圣路易斯型脑炎,而是一种黄病毒。

这原来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原体,过去从未在美国出现,事实上从未在西半球出现过,它叫作西尼罗病毒(West Nilevirus)。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员终于承认自己错了。他们撤销了先前的圣路易斯型脑炎判断,同时宣告西尼罗病毒抵达北美海岸。这个病原体迅速跨越整个北美洲,在2003年抵达加州。如今,每年春夏它都会随着当年饥饿的蚊群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浮出水面。

人畜共通传染病的预防

假如当年人类医疗机构愿意在一开始就听取兽医的意见,说不定很多人能因此获救。1999年的西尼罗病毒大流行夺走了7条人命,造成62个确认病例的脑炎病变。之后,造成将近3万人生病,1000多人死亡。此外也造成许多动物伤亡:数千只野生与外来鸟类以及相当数量的马,均无声无息且未被计算过地死于这种病毒之手。

不过,这个错误的判断是美国公共卫生界的一个转折点。一份提交国会的报告详细描述了疫情爆发后一年的状况,美国国会总审计局[U. 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现更名为美国政府责任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承认,这个经历能“作为教训的来源”,让公共卫生官员在处理“成因不明”的危机时更有准备(这份报告的日期恰好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一年,它也指出西尼罗病毒事件足以成为如何防范生物恐怖袭击的范本)。与呼吁各政府机关间应有更充分沟通并行的,是当时相当惹人注目的提议:“ 兽医学界不应被忽略。”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注意到政府责任署的呼吁,在2006年创建了一个新的部门:全国人畜共通、病媒感染、肠道传染疾病防治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Zoonotic,Vector-Borne,and Enteric Diseases)。这个单位负责监控食物安全和生物恐怖袭击,值得注意且具有象征意味的是,负责人是由一名兽医,而非医生[短短几年之后,这个羽翼未丰的单位又被并入一个名为“全国新兴及人畜共通传染疾病防治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merging and Zoonotic Infectious Diseases)的更大单位中]。

今天医学界最令人兴奋的新想法之一,是我们祖先认为理所当然而我们却不知怎地忘了的事——人类和动物会罹患相同的疾病。通过并肩努力,医生和兽医也许能解决、治疗并治愈所有物种的患者。

毕竟,通过遗传和演化的连贯性去观看这个世界,会让人产生某种肃然起敬的感受——遗传与演化的连贯性几乎可说是生物学的统一场论。它提醒我们与动物共有的困境,能使我们变得更有同理心,还能拓展我们的思维能力。而且它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安全。预防医学不只适用于人类,保持动物健康最终也能帮助人类保持健康。意识到这些重要的关联性,能让我们准备好面对和对抗下一波传染病。

在西尼罗病毒袭击纽约十年后,全世界的公共卫生系统都被动员起来对抗另一种人畜共通传染病:猪流感(swine flu),又名H1N1。有条新闻讲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这个病毒巡回全球的感染旅程中,“人类”流感病毒竟然从猪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中得到了某些遗传物质。

尽管这条新闻会让普通大众吓一大跳,但是兽医和医生一点也不惊讶。流行性感冒病毒是声名狼藉的变形病原体,它们能轻易地在报道这场2009年病毒大流行的诸多头版头条新闻中,突变,这就是为什么每年都有新流感疫苗问世——每一个都是前一个主题的变奏。不过,流感病毒还有另外一个花招。如果有两个不同的病毒株(比如猪和人的)发现它们在同一时间占有你身体中的同一个细胞,它们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彼此交换某几段遗传密码,一个全新的混种病毒就此产生。

兽医很明白(但医生或许不清楚)的是,除了猪和鸟之外,那些流感病毒还悄悄潜伏在许多动物中。狗、鲸、貂和海豹的特定病毒株全都已经被找出来了,只要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和人类病毒株混合。虽然截至我撰写本书时,这些易变的病毒尚未跨越进入人类群体中,但它们还是受到兽医流行病学家的严密追踪与监控。

这场2009年的猪流感爆发绝不会是从丛林、工厂化农场、海滩、自家后院的喂鸟器......甚至是狗屋和垃圾桶浮现的这片疾病汪洋中的最后一波浪潮。2005年的禽流感恐慌,2003年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恐慌和猴痘(monkeypox)爆发流行,1996年的埃博拉(Ebola)病毒侵扰, 还有20世纪80年代晚期横扫英国的疯牛病(mad cow)带来的恐惧——奇特的人畜共通传染病一点也不新鲜。想想某个大型传染性杀手,而它可能是人畜共通的,通过其他动物传播或窝藏。疟疾、黄热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狂犬病、莱姆病、弓浆虫、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些全都是始于动物,然后跳进我们族群中的疾病,某些通过昆虫(如跳蚤、蜱与蚊子)传染给我们,其他则在排泄物与生肉中四处移动。在某些案例中,致病原会离开它们的动物传染窝、突变、演化成为人传人量身打造的超级病菌。

在2006年污染了嫩菠菜,夺走3条北美人的生命,使得200多人生病的大肠杆菌,其源头竟是野猪的排泄物。一种名为Q热(Q fever)的人畜共通传染病在刚进入21世纪时曾重创荷兰,爆发了一场史上最猛烈的疫病。它从附近农场受感染的山羊传染散播给人,13人死亡,上千人因染这种细菌性传染病而觉得身体不适。

动物疾病在没有恶意或蓄意协助下,单枪匹马地在人类之间旅行所造成的威胁已足够让人紧张不安。可是,就像我们害怕核武器有一天可能会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人畜共通传染病也有可能会被故意用来对付人类。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指出,在六大“造成国家安全危机”的生物体中,有五种本来是动物疾病:炭疽病 (anthrax)、肉毒中毒(botulism)、鼠疫(plague)、兔热病(tularemia)和病毒性出血热(viral hemorrhagic fever)。在没有生物能真正隔离,而疾病散播的速度跟喷射机飞行速度一样快的世界里,你我都是金丝雀,整个地球就是我们的煤矿场。所有物种都可以变成危险的哨兵,但前提是健康照顾的专业人员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各种迹象。

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悠久且深刻。从身体到行为,从心理到社会,形成了我们日常生存奋斗的基础。医生和患者都需要让思考跨越病床,延伸至农家院、丛林、海洋和天空。因为这个世界的健康并不只取决于我们人类,而是由这星球上所有生物的生活、成长、患病与痊愈来决定。

文章选自《共病时代：动物疾病与人类健康的惊人联系》（[美]芭芭拉·纳特森-霍格威茨 [美]凯瑟琳·鲍尔斯 著 三联书店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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