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宣统二年）10月底，上海闸北甘肃路、北山西路、阿拉白斯脱路（今曲阜路）一带发现鼠疫。其时正逢东三省鼠疫肆虐，死者枕藉，故租界当局大为惊恐，工部局派员前往查验、消毒。由于当时尚无抗鼠疫的特效药，巡捕强捉小孩去种牛痘，引起民间恐慌，加之洋人医生擅入华界，对华人居住环境横加指责，更遭到民众的抵制和反对。工部局便出动大批巡捕强行进行检疫，招至数千被激怒的民众将巡捕殴打致伤，并砸毁了消毒车，混乱之下，商铺也关门罢市，酿成震惊一时的“检验鼠疫大风潮”。

11月13日，工部局出台“检疫章程”，专以罚款为能事，如医生诊治传染病不报罚洋10元；患病家属拒迁出者罚洋50元，无钱者羁押一月做苦役；阻碍消毒者罚100元或羁押二月；阻碍种痘罚5元；住房40方尺（约4.5平方米）只许住一人，多住罚25元；疫死不报工部局，自己殓葬者罚25元。这种完全不顾华人现状的罚款条例，更引起民众的不满。此时，商务总会议董沈仲礼等代表华人团体与工部局频频交涉。沈提出由华人自设医院，聘请精通中西医术的华人医生按中国习俗检疫，并需有一名女医生随行，以除妇女之虑。几经交涉、最后工部局让少，宣布不再查疫，由华人自行检验。10天后，即11月24日，上海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在天通庵正式成立，由沈仲礼负责总理一切。经过10多天的努力，查验了8000余户．未发现一人感染，就此查疫暂停，风潮平息，市面恢复。

不料，时隔半年多又传噩耗。1911年8月初，闸北热河路天保里5天内连死10人。8月6日，中国公立医院闻讯即派医生前往检验，将患者8人急送公立医院救治，发现患者均发高烧、头痛、伴肺咳少痰，全身疼痛难忍，死者和重病者均发现腿、腋部有核块（即淋巴结胂块）。随后，逐日进行挨户严查，发现海宁路、甘肃路、北公益路（今蒙古路）、南川虹路（今新疆路）一带均有患者。

8月11日，工部局卫生处洋人带领工人到海宁路至北川虹路（今新民路）、开封路至北公益路，沿途竖立铅皮隔离围墙，以防疫情蔓延到租界。民众不服，将所筑铅皮围墙推倒，于是巡捕房出动40名荷枪印捕弹压，眼看又要酿成乱子。巡警局长率队赶到维持秩序，商定待工部局总办与上海道台议妥再说，才暂告平息。

8月18日，发出防疫告示，开始动员染疫地段的居民迁入消毒所暂住，十天内不得外出。所需饮食及更换衣服一律由防疫所供给，不收分文。店铺、住家的物件，均由巡警卫生处和闸北防疫所派人搬运至棚屋分列暂存，物主跟同编号记账，由巡警看守。又专门配备50名清道夫成立清洁队，50名捕鼠工成立捕鼠队，预先给每人注种疫苗，分别发给蓝布号衣，由巡警领队上岗工作。又将染疫地段以白铁皮围墙隔离，进行熏洗消毒，十天内完成，方让居民迁回原址。关絅之懂得社稷“以民为本”的道理，体恤民情，虑及居民由此将旷业多日，收入无着，特呈请道台允准，各户津贴半月房金，并无论男女，成人给洋2元，小孩给洋1元，以示体恤。此举深得民心，民间称颂：“关老爷亲如慈母”。结果3天内顺利完成了迁居计划。

正当准备进行熏洗消毒之际，怎知天公不作美，从8月21日开始连续10天大雨倾盆，使消毒工作延缓。人怨“屋漏偏逢连夜雨”，而关絅之却说：苍天有眼通晓民情，居民住房原本陈旧失修，怎能仅此消毒了事呢！当时“万国防疫研究会”指出，此次疫症传染乃由人与人相传，起初虽曾发现死鼠，是否源自旱獭（亦称“土拨鼠”），尚无确凿凭证，至多是一媒介而已，与所见肺瘟切近关联；又强调传染大多由吸入疫者之痰星沫或痰尘中疫毒所致，则居住环境拥挤特别有关。为此，关絅之决定消毒、修房一并承担．这样，至9月中旬完成了全部58幢房屋的消毒、修房工作，居民纷纷回迁，还民以安全、清洁的居住环境，疫情亦趋平静。

居民暂居日期的延长，津贴费用上升，加上房屋修理，经费不敷应支，只得向道台请求追加拨银。此际正处辛亥革命前夕，政局动荡，又因“橡皮股票风潮”影响，尚未扭转财政亏空，上海市面混乱，刘道台一时踌躇未决。时闻朝廷不管百姓死活，隆裕太后又下谕限令水晶宫工程月内竣工，一身傲骨的关絅之眼看许诺于民的津贴要打折扣，将无颜以对，再因与巡警局共办一事多有龃龉，只得自请辞差。闸北商团和民众闻知后，大为痛惜，报上慨叹“如失慈母”，反响强烈。其实上海道台心里也明白，防疫各事头绪纷繁，而关絅之接手办理得有条不紊，颇为得力，于是便一面慰留，一面将款拨下。关絅之也就无法推托，在防疫第一线上一直坚守到上海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