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骤来:洋人举措不得民心
1910年(宣统二年)10月底,上海闸北甘肃路、北山西路、阿拉白斯脱路(今曲阜路)一带发现鼠疫。其时正逢东三省鼠疫肆虐,死者枕藉,故租界当局大为惊恐,工部局派员前往查验、消毒。由于当时尚无抗鼠疫的特效药,巡捕强捉小孩去种牛痘,引起民间恐慌,加之洋人医生擅入华界,对华人居住环境横加指责,更遭到民众的抵制和反对。工部局便出动大批巡捕强行进行检疫,招至数千被激怒的民众将巡捕殴打致伤,并砸毁了消毒车,混乱之下,商铺也关门罢市,酿成震惊一时的“检验鼠疫大风潮”。
11月13日,工部局出台“检疫章程”,专以罚款为能事,如医生诊治传染病不报罚洋10元;患病家属拒迁出者罚洋50元,无钱者羁押一月做苦役;阻碍消毒者罚100元或羁押二月;阻碍种痘罚5元;住房40方尺(约4.5平方米)只许住一人,多住罚25元;疫死不报工部局,自己殓葬者罚25元。这种完全不顾华人现状的罚款条例,更引起民众的不满。此时,商务总会议董沈仲礼等代表华人团体与工部局频频交涉。沈提出由华人自设医院,聘请精通中西医术的华人医生按中国习俗检疫,并需有一名女医生随行,以除妇女之虑。几经交涉、最后工部局让少,宣布不再查疫,由华人自行检验。10天后,即11月24日,上海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在天通庵正式成立,由沈仲礼负责总理一切。经过10多天的努力,查验了8000余户.未发现一人感染,就此查疫暂停,风潮平息,市面恢复。
不料,时隔半年多又传噩耗。1911年8月初,闸北热河路天保里5天内连死10人。8月6日,中国公立医院闻讯即派医生前往检验,将患者8人急送公立医院救治,发现患者均发高烧、头痛、伴肺咳少痰,全身疼痛难忍,死者和重病者均发现腿、腋部有核块(即淋巴结胂块)。随后,逐日进行挨户严查,发现海宁路、甘肃路、北公益路(今蒙古路)、南川虹路(今新疆路)一带均有患者。
8月11日,工部局卫生处洋人带领工人到海宁路至北川虹路(今新民路)、开封路至北公益路,沿途竖立铅皮隔离围墙,以防疫情蔓延到租界。民众不服,将所筑铅皮围墙推倒,于是巡捕房出动40名荷枪印捕弹压,眼看又要酿成乱子。巡警局长率队赶到维持秩序,商定待工部局总办与上海道台议妥再说,才暂告平息。
坐镇一线:法官改行督办防疫
此时,道台刘燕翼对防疫之事颇感棘手,意识到这不仅是卫生事宜,更多涉及华洋官民各种关系的协调处理。所以,决定把时任上海浚浦局提调、去年为应付“橡皮股票风潮”而调去兼任清理倒账案件委员的关絅之调来。8月12日,设立中国巡警卫生处,请沈仲礼任总办,关絅之为会办;同时又设立上海闸北临时防疫所,由关絅之任坐办,具体负责防疫第一线的常务工作。先从调和种种关系人手,卫生事宜以杜绝病源为要,以维持社会稳定。看来刘道台有知人之明。关絅之自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案”后,声誉腾起,民众对其信任度极高。他曾三任会审公廨谳员,与洋人打了7年交道,刚正不阿又经验丰富,洋人见他也敬畏几分。
法官改行干卫生防疫,确属应急无奈之举,但关絅之本人并不在乎。他对老前辈沈仲礼(道员职衔)非常尊重。沈早年曾肄业英国剑桥大学法政科,曾任南洋大臣的翻译官,关絅之曾任上海道台的翻译,两人可谓同行,又都是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所以相互融洽,配合默契。关絅之工作极为认真有序,第一次防疫所的会议上他就拟定了办事章程,制定了工作方案和计划。正逢闰六月盛暑,关絅之亲自到闸北一带察看,许多群众和铺户纷纷哭诉惨状,以“贫苦遭查,无衣无喝,苦不胜言”递文于他,要求抚恤。他连日督率医生及工作人员检疫,安排购置药品器具;在南川虹路兴业里租赁六幢楼房筹办消毒所(住所),以备居民暂迁过渡居住;同时又租下附近七亩多高燥地,搭盖棚屋50余间;再向海关河泊司商借硫熏锅及操作人员,为进行消毒作好了准备。当得知此疫目前尚无法治疗,唯注射耶信氏血清能退热减轻病症,死亡率很高,关絅之又与保安堂董事商妥,所供棺木以半价优惠。种种筹措可谓具体周全、面面俱到。5天之中,道路已清扫干净,消毒所设施、人员配备一应俱全。
体恤民情:消毒修房同时并举
8月18日,发出防疫告示,开始动员染疫地段的居民迁入消毒所暂住,十天内不得外出。所需饮食及更换衣服一律由防疫所供给,不收分文。店铺、住家的物件,均由巡警卫生处和闸北防疫所派人搬运至棚屋分列暂存,物主跟同编号记账,由巡警看守。又专门配备50名清道夫成立清洁队,50名捕鼠工成立捕鼠队,预先给每人注种疫苗,分别发给蓝布号衣,由巡警领队上岗工作。又将染疫地段以白铁皮围墙隔离,进行熏洗消毒,十天内完成,方让居民迁回原址。关絅之懂得社稷“以民为本”的道理,体恤民情,虑及居民由此将旷业多日,收入无着,特呈请道台允准,各户津贴半月房金,并无论男女,成人给洋2元,小孩给洋1元,以示体恤。此举深得民心,民间称颂:“关老爷亲如慈母”。结果3天内顺利完成了迁居计划。
正当准备进行熏洗消毒之际,怎知天公不作美,从8月21日开始连续10天大雨倾盆,使消毒工作延缓。人怨“屋漏偏逢连夜雨”,而关絅之却说:苍天有眼通晓民情,居民住房原本陈旧失修,怎能仅此消毒了事呢!当时“万国防疫研究会”指出,此次疫症传染乃由人与人相传,起初虽曾发现死鼠,是否源自旱獭(亦称“土拨鼠”),尚无确凿凭证,至多是一媒介而已,与所见肺瘟切近关联;又强调传染大多由吸入疫者之痰星沫或痰尘中疫毒所致,则居住环境拥挤特别有关。为此,关絅之决定消毒、修房一并承担.这样,至9月中旬完成了全部58幢房屋的消毒、修房工作,居民纷纷回迁,还民以安全、清洁的居住环境,疫情亦趋平静。
居民暂居日期的延长,津贴费用上升,加上房屋修理,经费不敷应支,只得向道台请求追加拨银。此际正处辛亥革命前夕,政局动荡,又因“橡皮股票风潮”影响,尚未扭转财政亏空,上海市面混乱,刘道台一时踌躇未决。时闻朝廷不管百姓死活,隆裕太后又下谕限令水晶宫工程月内竣工,一身傲骨的关絅之眼看许诺于民的津贴要打折扣,将无颜以对,再因与巡警局共办一事多有龃龉,只得自请辞差。闸北商团和民众闻知后,大为痛惜,报上慨叹“如失慈母”,反响强烈。其实上海道台心里也明白,防疫各事头绪纷繁,而关絅之接手办理得有条不紊,颇为得力,于是便一面慰留,一面将款拨下。关絅之也就无法推托,在防疫第一线上一直坚守到上海光复。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