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1885年出生于贵州兴义的一个豪族世家。彼时列强环伺，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共和，以组织策划“护国运动”而蜚声海内外，一度被任命为贵州省长，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和交通部部长，直到1944年辞世，服务地方和中央，位居中枢凡30余年。王伯群为革命纵横驰骋，奔走南北，一生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日记、书信和相关档案。笔者根据这些珍贵史料，略略梳理数则王伯群所亲历亲见，从中一窥乱世潜流下斑驳陆离的民国官场。

图 | 1928年7月的王伯群

蒋介石隐瞒软禁胡汉民之事实

1931年3月，王伯群参加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听蒋介石做时政报告。蒋介石略谓，自国联会沙尔德等来华后，对中国经济交通卫生等事，均有相当辅助，最近期间，当有整个报告；印度问题，有相当解决，甘地亦已相当让步，英印间或可相安一时，印度问题解决后，不但对英国经济问题有关，亦与世界经济有关；意法海军争点，上周已解决，一年来纠纷，几引起二次战争，上周英海长到法意后，一切已解决，至此法意海军问题，亦告一段落；政府对银（行）问题，正在努力研究进行。

最后，在谈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时，蒋说：“胡汉民已返城休养，此后将在京久住，至胡在汤山时，外间所传病重及日报所载绝食等消息，完全不确。”

王伯群知道，蒋介石介绍胡汉民事件，刻意不实。是年2月26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胡汉民，并软禁在南京小汤山。胡汉民被关押一事，举国舆论顿时哗然，特别是遭到两广人士的强烈反对。蒋介石的这个鲁莽行为，为自己在年底被迫通电下野付出了代价。

图 | 1928年8月19日，交通部长王伯群（前排右六）主持召开全国交通会议

财政部与立法院会场互怼

1931年6月，王伯群与蔡元培、张学良、何应钦、孔祥熙等十一人被指定为国民政府常委会出席人。八月，他参加国民政府第十次常委会，其中讨论涉及水灾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公务人员为灾民捐款。是年上半年，江淮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灾区涉及鄂皖苏等八个省区，受灾人口达五千多万，四十多万人死亡。会议决定全国官吏及国营企业职员、公立学校教职员、公立教育机关职员应依下列办法扣缴水灾捐款：月薪在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二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四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五；六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二十，以九、十、十一三个月为限。

另一个重要议题为讨论发行水灾公债事宜。会上，财政部提出发行公债一千万，而立法院认为数额太小，必须发行八千万。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从上海专门打电话给王伯群，申明八千万基金不确，仍请先公布一千万公债。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则大不谓然，代表立法院说了许多理由，坚持主张发行八千万公债。王伯群受托极力为宋子文加以解释说明。邵元冲悻悻曰：“苟不通过八千万者，立法委员恐将全体辞职。”会场气氛顿时紧张。此时，会议主持者道：“此乃财政部负责，若通过八千万，若财政部不能完成，恐财政部也得辞职。”正在双方争论不下时，叶楚伧提议此事在程序上应遵中央政治会议，不如于二三日内开一临时会议，可促财政当局出席加以说明并商妥后方公布，会议才由僵局转为缓和。

陈立夫利用党部培植私人势力

1931年底，王伯群参加于右任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上，陈铭枢提出要改组上海党部。他以其奉命查寻详情报告，以上海党部人员行为太不光明，又复互相倾轧，影响党誉甚大，宜有以惩处之。会上，张励生、陈立夫闻后，相继发言，皆左袒上海党人。陈铭枢不服，再举事实证明其手段卑劣，全社会所不齿，表示若不惩罚，党誉难恢复。

蒋介石见现场争辩不已，最后打圆场道：“上海数青年，此次对学生指挥不灵，不能辞责。然过去数年，清除共党、指导工人实有不可漠视功绩，应矜全之。”王伯群认为蒋介石说此番话似为陈果夫、陈立夫二陈所蔽。

他在笔记中评论道：“上海工人他不具论。以邮工而论，因党部欲利用以增加其私人势力，每于军事发生之时，辄怂恿滋事，以行政机关为对象，要求种种，其结果则破坏纪律，增加经费，减低效率，使昔日良好之事业虽苦心维持，不特无进展，反日渐退化，此党人阶之厉也。而办党之人，毫不觉悟及蒙蔽上峰，以逞其私，勿怪政治败坏，建设无由，卒使蒋不能立足，虽有百战功勋，亦不能抵偿，终于下野。小人误国，二竖浸心，真可为国家民族太息痛恨者也。”

“他这是真儿戏党团之至也”

1932年1月，王伯群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常会。在讨论执委会内各种规章时，汪精卫提出一临时要案，即孙科电辞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临案一出，会场哗然。陈铭枢闻之，提出院长既辞，副院长请另推一人暂代。

针对孙科辞职议案，王伯群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说：“现在之行政院等于立宪国家之责任内阁，院长等于内阁总理，决定此制度系根据上海和议。孙科乃和议中粤方首席代表，对于此制之创制、此位之重要必有精深之研究，于就职之前，党中推任孙科任此职，亦以希望此职最切而最合，且乃推之亦非无意义也。今任职未一月，而三去辞，未免以国家作儿戏。”

王伯群表示，当此内忧外患严重时期，孙科曾主张团结御侮者，蒋汪因孙科之无请而来，来未数日，一切大计尚未决定，孙科忽而态度又变，贻蒋汪以不采纳其意逼之出走之讥评，又以党治国数年于兹成绩不见国人，对党已万分非难，而孙科轻举妄动，时时表暴国民党无治国能力之弱点，而增加国人毁党之口实，果党因之而败坏而丧亡，孙科其唯一罪魁。人言父创造之，而子丧亡之，将实证耶。当前锦州失守，上海受侵，皆孙科二十余日责任内阁所招者也。凡此种罪戾，岂以一走能了事耶，真儿戏党团之至也。

王伯群的发言获得会场共鸣。但最后会议讨论结果，还是决议派张人杰、张继、居正前往慰留。王伯群闻之叹息道：“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如此不仁之孙科，推而居如此高之位置，安得不播恶于家乎。上亡道，下亡法，国不亡者几希。” 王伯群对孙科的无作为，向为不屑。他记得自己当年追随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时，有人提议孙科为广州市长。孙中山当即予以否定，说：“知子莫若父，此子年幼学浅，尚欲令其博学成立不可以任艰巨。”

王伯群评论道：“余虽不敏，然对此等院长实难佩服也。以父兄之荫而酬以如此国家要职，不问才不才，此亡国之象也。”

图 | 1928年10月3日，王伯群（二排右一）出席中央政治会议后合影。前排右四谭延闿、右五胡汉民、右六蔡元培、右七孙科

国民党之敝，在无中心思想

1933年春，王伯群与何应钦、何梦麟、钮永建等座谈党政问题。

在座各位纷纷发表宏论后，最后问王伯群对当前党政问题有何高见？

王伯群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问何梦麟，江苏浙江素称财富之地，今为何亦一蹶不起？何答原因有三：“其一，政治制度不良，官吏无责任，中饱私囊者多。其二，中央束缚太甚，所有生产之费皆无所出。政治不良，民穷财尽，监匪充斥，人民不能安乐，经济枯竭，此为其三。”

接着，他再询何应钦中央对外交有何办法？何答曰：“须日本人悔祸，能取消伪组织之满洲国，吾国方能屈与商量，否则只是屈服作城下，不谅于天下后世，无人敢负此责也。”

询答之后，王伯群道：“国民党之敝，在无中心思想。以发令为政策，勉强精诚团结相号召，实则集合百余人思想不同、目的不同之人于一堂，掩耳盗铃。”

他建议，目前应该将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一项，切实体察中国目下国情与现代思潮之关系，而下一适时适地之论断，以为治国之标准。若中心思想不确立，则每次议案，均以每人意思一时冲动而出之言论为基础，故人杂言庞，莫衷一是。不特党外之人深致怪论，即党人亦莫明其妙，于是党内时起纠纷，党外对党愈轻视。更有学非所用，地质家谈政治，市侩谈教育，政治与教育安有清明与进步之望。

王伯群最后道：“至政治之敝，在以军事为主，推动其他，故军事发展已到极度，而其他政治落后，结果军事亦失败。以后应使教育、实业、工商与军事同时同样发达，无倚轻倚重之弊，然后国力方能表现，社会方觉有序，民力方能充实，国势亦可日拯矣。”

王伯群说完，众皆以为然。

卖命、豪赌与召妓

1933年，王伯群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是年6月，他登车北上，赴北平正式履职。

为了解北平状况，王伯群一到北平，遍访京城要人。他与平政整委会委员长黄郛乃数载的革命好友。他先往丰泽园晤黄郛。一见到王伯群，黄郛就忍不住历数一月来之困苦：财政只有两月准备，以后则非宋子文接济不可；告中央不予体谅，屡多隔膜；平政整委会内部只一秘书处负责，办事亦只秘书处为自己之人，余均仍旧。

接着，黄问王伯群大局如何？王答曰：“始终感觉中央政府太无威信，中央政治太不清明，恐努力结果仍是徒劳无益。”果不其然，黄郛代蒋介石签订的《塘沽协定》，引来全国一片责骂声。

翌日，王伯群访范悯黔将军。在交谈中，范悯黔说，现在国事蜩螗，外交窘迫，但还是有某些大员生活作风不检点，肆意妄为。王伯群惊问何出此言？范悯黔说，唐生智、俞飞鹏、朱孔阳、邱炜等经常在沪狂赌，动则胜负数万数情形。王伯群听后大骇，道：“经手银钱之人，有此豪赌，不侵蚀公款，吾不信矣。最不廉洁者，莫如军界，此弊不除，政治无由清明，政治不清明，复兴云云不知何时矣。”

王伯群记得有次从上海坐江华号船赴南京。在船上偶遇立法院副院长覃振，听其谈立法院工作及其个人欲出洋等。正在畅谈时，忽来一女子，王伯群初以为是覃的女公子之类。正疑惑间，见彼女举动不类高等人，愈疑愈信。王伯群细审其情形，决为私妓之流，因其举止太欠大方。目睹此状，王伯群为国民党政府大员颇为堪忧。

“失地将军欧游还”

1934年1月，王伯群赴南京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

王伯群参加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在听完汪精卫报告政治会议及行政院工作后，他禁不住评论道：“汪精卫说得天花乱坠，慷慨激昂，无如行起来的时候，只为私而不为公，只知植私党分赃，所谓国与党存亡俱不顾矣。尤其是毫无政治道德，惟知势利，较之任何人皆卑劣可鄙。”

王伯群对汪精卫的判断实在是精准。几年之后，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万人唾骂的伪政府。

会议期间，王伯群参加经济组审查会。在讨论关于土地制度政策、土地法案时，王伯群主张由中央政治会议详细研究，因国家地广，各省风俗民情大不相同，断难以一法通行全国，应多派人往各省详为调查搜集材料，然后制定富有弹性之法律以施行细则补助之，始能行之有效，否则闭门造车安能合辙，掩耳盗铃徒自欺耳。孔祥熙提一减除苛捐杂税及附加款案，王伯群极赞同，遂连署之。

晚，闻张学良列席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于是戏谑地赋诗一首，以表心迹：“监委席中一少年，气宇昂藏信不凡。忆昔何处曾相识，失地将军欧游还。”

会议结束后，目睹衮衮诸公参会情形，忍不住作诗一首，云：“四中全会如期开，大小委（员）五方来。政局顿呈新气象，最怕各仍怀鬼胎。”

图 | 1930年代，王伯群、保志宁夫妇与长子王德辅、长女王德馨

中央军凭啥在贵州奸淫抢劫

193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王伯群赴首都饭店访张学良、何应钦，坐中有宋子文、张群、杨虎、杨永泰、朱家骅等。

未几，陈希曾来，说在中央饭店抓得一散攻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传单之人，已扭送中央饭店警察。陈希曾携来一张传单，递与众人传阅。

杨永泰、张学良展阅后，皆谓不尽实。

王伯群问杨永泰：“此请愿书有人负责，非匿名揭帖可比，望明察之，黔匪猖獗，中央军奸淫抢劫究竟有无其事？”

杨永泰亦不能为讳，答曰：“欲剿黔匪，须地方保甲办理完善或能有功，军队往则匪散，军队去则匪聚，故也。至于中央军曾有某某师纪律不严，已择惩办，不可盖而论，且奸淫或有之，黔人以一麻布包裹作下衣，此外无长物供抢劫也。另外，攻击吴忠信者，多非事实，各机关皆安徽人，亦诬也。唯吴忠信甚刚愎自用，如冯剑飞任保安处长，均不准参加省政府会议，以为伊本人为保安司令，可代表矣。然何既有省主席，有何必要各厅长会议耶？”

王伯群对中央军在家乡的所作所为，相当愤恨。他一再叮嘱杨永泰道：“无论如何，贵州不能再任其成匪区，以上累国家，下害黔民，足下留意焉。”

为“傻儿司令”范绍增排解纠纷

过去很长时间，在民间流传四川“傻儿司令”范绍增的故事，传其有40多个姨太太。不过，王伯群记载其有姬妾九人。

1941年11月30日上午，王伯群陪同何应钦，以及王东臣、何键两夫人赴山洞范庄为范绍增排纠解纷。

范绍增，帮会出身，早年投身四川袍哥。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和护法战争，升任为国民革命军第88军军长，成为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一个部属，其奋力抗日之战绩，深得何应钦之器重。

王伯群于当晚记述道：“绍增蓄姬妾至九人之众，有不安分者遣之，范装奁不以为奇。独有何氏者，与某男子合一影，为范发现，遂大怒。” 姬妾何氏的一密友听闻后而悯之，于是求援于何宅。何应钦妻子王文湘认识何氏，亦甚可怜她，乃转求王东臣夫人营救。王东臣夫人足智多谋，乃央何应钦前往。

结果就出现开头何应钦率众夫人前往调解一幕。

事后，王伯群觉得这事，乃一小说资料。

是日晚，王伯群赴胡仲实、雷嗣尚两伉俪宴。宴会计有四席，坐中有牛某率两妾来，均少艾。唐生智素喜言笑，酒后均有醉意。一妾不满唐生智之语，怒而动武，狂扇唐一巴掌，举坐为惊。

一天之内，两出闹剧，让王伯群感觉如观人间喜剧。

（原文《乱世潜流：王伯群眼中的民国官场》载于《世纪》杂志2020年第1期，本文有删节）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