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海报

最近，韩国电影《寄生虫》在奥斯卡满载而归，被誉为“亚洲之光”。

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但作为一个俗人，或者说，作为一个注定要为房子操心的中国人，《寄生虫》最吸引我的不是情节，而是朴社长一家居住的豪宅。

这座豪宅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安全。它坐落于半山腰的位置，沿街道的一侧被2米以上的墙壁遮挡，外面的人无法向内窥探；通过可视电话，豪宅里的人可以远程控制院门；与此同时，监控探头正对着院门，让每一个来访的人无处遁形；专用车库大到可以同时容纳一辆加长版豪车和一辆越野车，从车库可以直达客厅，无需顾虑风霜雨雪，也不必担心爱车失窃。

▲坡道上的高墙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

当镜头跟随基宇进入豪宅，观众惊讶于豪宅惊人的尺度：宽敞的草地足足有2间普通公寓那么大；西式厨房、餐厅与客厅是完全连通的，没有立柱或墙壁在视觉上造成阻隔；客厅的沙发可以容纳两个人平躺，朴社长夫妻和金基泽夫妻都曾舒适地在上面休憩（以形成某种对比），茶几则宽阔到让金基泽、基宇、基婷3个成年人藏匿于其下都不被发现。

这座豪宅的风格，与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在《独异性社会》中形容的“新中产品味”如出一辙：

晚现代的居所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将空间扩大，而且彼此打通（比如客餐厅一体）；复式成了主要风格……在房子内部和从外面都要能看到景致。此外，大窗户、大层高还能加强空间的大气感。

▲豪宅内部的通透感。

对巨大透明玻璃的喜爱，与他们高度重视个人隐私的习惯看上去是矛盾的，然而事实非如此。如果一个富人决定兴建一座大胆的、先锋的、透明的住宅，那他还应该把方圆100米的土地都购买下来，并筑起高高的围墙。那样，他不仅可以透过宽大的玻璃将私人领地尽收眼底，而且，若没有主人邀请，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座建筑，更不用说透过玻璃偷窥了。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现代主义设计师们对这类简洁、硬朗的设计风格的偏爱，他们试图赋予这种风格过多的内涵。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中解释了建筑设计与观念之间的关系：

本质上说来，设计以及建筑作品对我们诉说的正是那种最合适于在它们中间或者围绕着它们展开的生活方式。它们告诉我们某种它们试图在其居住者身上鼓励并维持的情绪。……将一座建筑描述为美的因此也就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美学趣味，它也意味着受到这幢建筑……所鼓励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吸引。我们感觉到美也即意味着我们邂逅了一种我们对美好生活所持观念的物化和体现。

▲现代建筑技术让没有立柱的玻璃里面得以实现。

现代主义就声称开放的、简洁的、大气的功能设计是令人愉悦的。为了阐释这种设计背后的观念，鼓吹者甚至将之称为“民主的设计”。

然而，为了显得“气派”，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样才能兼顾气派、隐私与安全。这不仅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也与现代主义试图为其注入的观念背道而驰。

当然，能够支付得起这种设计的买主，无需思考这背后的自相矛盾之处，他们只需要享受这样做的好处：同时拥有气派、隐私与安全。

比如，他们为豪宅配备了可视电话、远程门锁、独立车库、监控探头，这些设备说明豪宅的主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要在院门以外——哪怕是接近院门——的地方长时间停留。

社会学家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试图解析这种泛滥的“外紧内松”安全政策背后的社会心理：

谋求同一性的压力会产生更多的紧张，同样，因“陌生人就站在门边”所带来的危险而感觉到的恐惧也会越多。一群陌生人会带来危险，这是一个经典的自我实现预言。要将看一眼陌生人和对不安全可靠的弥散性的担忧融合在一起，这越发变得容易起来了；在开始时只是被推测到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已经得到多次证实的东西，并且最终变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

▲前保姆破坏监控探头为金基泽的逃生埋下伏笔。

居住在豪宅里的朴社长一家，绝不会冒着危险去验证“陌生人就站在门边”是否真实，他们要是知道有人想打他们的主意，一定会闭门不出，将自己置于保护之下。然而，“外紧内松”安全政策下，一旦获得了主人的信任进入豪宅，在自然状态下，这种信任将长久地维持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金基泽带着揶揄的口吻称赞朴太太“有钱还善良”，妻子忠淑立刻纠正说“因为有钱，所以善良”。固若金汤的豪宅让朴太太有信心抵御盗窃、抢劫、绑架等暴力行为，却忽视了金基泽一家人“寄生虫”式的入侵。正是利用了朴太太对“熟人链条”的轻信，金基泽一家才精心设计圈套，欺骗单纯的朴太太，如愿以偿地成了朴家的英语教师、美术教师、司机和保姆。

当朴社长一家（巧合的是，这个富裕家庭同样由四个人构成）决定出门露营，金基泽一家忙不迭地抓紧时间“享用”这座豪宅。基宇甚至非常认真地询问基婷，“如果我们住进这座房子，你要住哪个房间？”

金基泽一家为什么对豪宅（他们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样一座奢华的建筑物）如此迷恋？

《寄生虫》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两家人居住的房子里。朴社长一家四口则居住在宽敞、明亮、由国际知名设计师设计的深宅大院，而金基泽一家四口挤在逼仄、阴暗、潮湿的半地下室。观众们只需要观察居住环境，就可以辨认出两个家庭所属的阶层有天壤之别。

韩国学者孙洛龟在《房地产阶级社会》中提到，2005年，韩国统计厅曾经进行调查，发现全国有58.7万户（201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38万）家庭、142万人像金基泽一家那样，在地下室里过着鼹鼠一般的生活；其中，95.4%居住在高度城市化的首都圈地区（首尔和京畿道）。当被询问到“如果有3000万韩元，会用来做什么？”，74%的回答者表示希望搬到地面上居住。

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里揭示了建筑与理想之间的关系：

对建筑之意义的信仰建基于环境的改变会导致我们自身的改变这样一种观念，不论是好是坏，以及建筑就是为了向我们生动地展示出我们理想的状态可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一种确信。

因此，“搬到地面上居住”表达的不仅仅是更好的居住环境的渴求，还有“我也能想正常人一样过上正常生活”的信念。

居住在半地下室，对这些贫困家庭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是异常窘迫的生活方式。《寄生虫》一开场，金基宇和金基婷把手机高高举起来，搜寻免费的WiFi信号，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与外界联络、获得临时工作。

其次是难以忍受的卫生条件。金基泽发现家里有虫子，就让全家忍受刺鼻的气味，开窗“蹭”街道上喷洒的消毒剂来杀虫；韩国73%的地下住房有霉菌问题，与此同时，装有换气扇的地下住房却不到总数的1/3，这让金基泽一家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朴社长形容说是“葡萄干放久了的味道”——朴社长一家对这种气味的厌恶，深深刺痛了金基泽一家人的自尊，也是让金基泽冲动刺杀朴社长的直接原因。

▲因为找到了WiFi信号而兴奋不已的兄妹俩。

再次，居住在半地下室里的金基泽一家人性格非常怯懦。一开始，有醉汉出现在他们的窗前随意便溺，没有人敢出门阻止。但是，当基宇成为豪宅里的家庭教师后，立刻就有了底气，大胆地出门去阻止再次出现的醉汉。基宇变得更强壮了吗？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是他的心态。仅仅是身处其中担任家庭教师，那间明亮、宽敞的豪宅就已经扭转了他对于自身形象的认知，变得更加自信。

最后，最致命的影响是：社会流动通道对地下室的穷孩子关闭了。基宇和朋友聊到基婷，不无惋惜地说：“基婷不去补课了，她没钱去”；而基宇本人，虽然朋友说他“比整天喝酒的大学生厉害多了”，实际上也是“高考”落榜四次的失败者。

可以看出，在进入豪宅“寄生”之前，金基泽一家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是恶劣的建筑物造成的吗？如前所述，豪宅或半地下室确实会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产生影响。但影响更大的因素在建筑以外——比如区位。

在首尔，知名高中录取的学生往往来自房价高昂的江南区、瑞草区。房地产财产分化、收入分化、家庭教育投资分化和学历分化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想要挣脱这个链条的束缚谈何容易。即使孩子天资与努力程度相近，富裕家庭能花费更多钱让孩子去补课，而像基宇、基婷这样的孩子只能无奈放弃。在缺少辅导的情况下去和准备充足的同龄人比拼，可能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其他人轻松就能获得的成功。

▲一个有趣的镜头

房产的地理位置不仅仅影响韩国人的升学，还影响他们的健康。金基泽一家居住在棚户区和地下室连片的贫民窟，《房地产阶级》在这里：

上述各种因素（注：指潮湿、缺乏日照、通风条件差）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利于细菌和霉菌滋生的环境，空气中浮游的细菌超过了2倍的标准值，在霉菌和潮气滋生的夏天，更容易使空气变得浑浊和肮脏。为此常常造成居住环境的恶性循环，过多的潮气使得细菌滋生，阳光不足造成营养不良和杀菌机能丧失，有害灰尘会产生氡气，诱发呼吸器官病变，甚至还会致癌。

恶劣的居住环境影响身体健康，但还不是最糟糕的。在韩国，最好的医疗资源富集在富人区，江南区每万人拥有的医院数量是江北区的2倍还不止，拥有房产的人也更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越贫穷的街区，能分配到的社会资源就越稀少，安全、住房、教育、医疗、金融……莫不如此。社会阶层越往下，就会有更多的人争夺更少的资源。社会学家如此描绘贫穷的街区：

无论谁生活在这些街区里，贫困的影响总是挥之不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无法信任彼此，而且深深地感到恐惧，

▲勤恳劳动勉强度日，和机关算尽过上好日子，哪一种才是“幸福的生活”？

恐惧是因为自己争夺到的资源随时随地会被夺走。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不得不动用非常规手段，比如金基婷耍奸计赶走尹司机，金基泽演戏陷害为豪宅工作多年的保姆雯光。金基泽说“在一个保安职位都有500个大学毕业生争夺的时代，我们一家都能找到工作，太幸运了”，实际上，如果不靠非常规手段（欺骗、陷害），他们根本没有工作机会，只能在地下室里叠披萨盒子谋生。

金基泽一家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所以他们需要保卫自己的利益。当一家人聊到被陷害的尹司机，基婷立刻说“不要考虑他！”；当他们的行为被实际上的受害者雯光揭发，他们没有感到羞愧，反而毫不犹豫地施加暴力。

在水平的维度上，区位因素影响了资源分配；在垂直的维度上，这种分化更加明晰。前文提到，朴社长的豪宅坐落在半山腰的位置，因此，当金基泽一家人从豪宅中逃出来赶回家里，他们一路都在往下走（这可真是个再明显不过的隐喻）。当夜突降大雨，他们居住的社区地势低洼，排水困难，而金基泽一家的地下室毫无疑问地遭殃了。

▲这家人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没有意识到对他们来说，瓢泼大雨是危险的

在垂直的维度上，居住地与社会阶层也是对应的吗？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直截了当地写道：

无论哪个国家，上流阶层都喜欢住在高的地方，比如山上或是丘陵之上，在美国有比弗利山庄，在巴黎则有蒙马特高地。如果没有山丘，那就建造一座人工山——超高层的住宅楼，住在最上层，领略身居高处高高在上的感觉。

有趣的是，上流阶层也有过拒绝住在高处的时期。多层建筑刚刚出现时，“顶层花园”是贫民专属，因为没有人愿意爬楼，最初的电梯也不是很安全。直到美国发明家伊莱沙·格雷夫斯·奥的斯改良了电梯，让乘坐电梯变得安全可靠，上流阶层才搬进了高层。

从垂直的维度上观察，还有另一件有趣的事情：这座为富人设计的豪宅，实际上有两个地下室：一个用来储藏食品和杂物，堆得整齐且丰富，简直像是消费社会“物丰饶”的展览；另一个则深深地埋在地下，用来躲避可能存在的“飞弹袭击”，保障人身安全。

所以，残酷的事实是，就连金基泽一家住的地下室都无法同朴社长一家的地下室相提并论——他们既享受不到“物丰饶”，更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建筑本身及其所处的区位，本就不是纯粹物质的，建筑早已成为社会关系的化身：它既是财富与资源的体现，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规定着资源的分配，作用于居住在其中的人。

这种现状是合理的吗？“不公平”作为一个事实，不一定总是不好的。托马斯·汉弗莱·马歇尔曾经在《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里写过：

社会不平等……自有其作用：它可以激励人们去努力，并规划权力的分配。……不平等尽管是必要的，但也可能形成极端。……任何一个特定的家庭不必保持贫困或者像它事实上那样贫穷。

问题不在于不平等的事实，而在于让金基泽一家不必以非常规手段，也能体面地走出阴暗的地下室，享受正常水准的教育、医疗和金融资源。

▲被污水淹没的卫生间。

当暴雨冲毁了地下室，喜欢问别人“你的计划是什么”的金基泽，躺在安置难民的体育馆里对儿子说：“知道什么计划无法失败吗？没有计划。人不应该有计划，没有计划就不会出错。”

罗尔斯曾经在《正义论》里强调“生活计划”对于压制不公正的怒火的意义：

……一个确信他的生活计划的价值，确信他有能力去实现这一计划的人，不会去怨恨别人也不会吝惜他自己的好运。即使他力所能及，他也没有那种不惜以自己也受损害为代价去降低他人幸福的欲望。

这是金基泽失去一切希望的信号。进入豪宅（尽管是以卑劣的手段）曾经带给金基泽以正面的影响，让他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达到这座建筑所呈现的理想状态。

▲这个捂住鼻子的动作让金基泽表情凝固，最终要了朴社长的命。

但是，朴社长一再表现出来的对地下室气味的厌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金基泽意识到，即便地下室没有了，那股气味仍然留在金基泽一家身上，宛如烙印一样无法消除。这残忍地宣告了在金基泽一家的“努力”不过是白费力气：

获利最少者们越无力挽救他们的自尊，他们无力改善其前景的感觉越强烈，他们就越倾向于妒忌那些获利较多者的较佳境遇。

随着表情渐渐凝固，嫉妒的怒火让金基泽失去了希望也丧失了理智，他拿起刀，杀了“对我们一家真不错”的朴社长，永远地躲进地下室（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住到地上的期望，放弃了人生的希望），甘愿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寄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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