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藏路“大世界”斜对面的红光医院（今已拆除），原先叫上海时疫医院。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07年一场中西人士联手抗击白喉疫情的战斗……

沈仲礼、朱葆三发起创办时疫医院

20世纪初，传染病称为“时疫”。那时上海几乎每年都有时疫流行。1902年至1903年间出现一种叫“红痧症”的流行病。

患者初有微热，关节酸痛，不上两日遍身发红斑点。

有人病急乱投医，服了过量的凉药，竟一命呜呼。

不明真相者以讹传讹，谈“痧”色变。

这病本来不至于死人，尚且出了人命，更不要说那些严重的传染病了。

1907年夏，上海流行“烂喉痧”（即白喉），来势很凶，感染者成百上千，死亡病例不断上升。

连邮传部高等学堂（今交通大学）也出现疫情，一人死亡，数人病危，学生纷纷离校避疫，一些外籍教师准备打道回国。

社会上一片恐慌。

工部局深感疫情严重，赶紧在靶子路（今武进路）设立了一所医院，收治白喉病人，请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爱尔兰的柯师太福（Stanford Cox）主持医务。柯师太福1900年来华，定居上海，任江海关关医，负责进出口商品及出入境人员的检疫工作，后离开海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担任总医生。自受命救治白喉病人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经他救治的143名患者，有101人治愈出院，仅42名不治而亡，大多是求治太迟、病情被耽误所致。柯师太福主要用盐水注射法治疗白喉病人。这种疗法今天已是极普通的治疗手段，然而在100年前，医生为病人注盐水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注射时偶一不慎，空气注入血管，病人立即就会死亡。1881年至1907年间，上海公济医院用此法施救408人，治愈者仅185人。柯师太福深知此法利弊，经过他多年摸索，改良注射器，这次抢救白喉患者，几乎百无一失，柯师太福自此名声大著。

白喉肆虐，疫情紧急。工部局所设医院在市区北隅，交通不便，再说偌大的上海仅此一所医院也远远不够。许多病人经不起长时间辗转奔波，耽误了治疗而死亡。租界当局对各界要求就近建立更多施救场所的呼吁置若罔闻。这下激怒了两位中国士绅。一位叫沈敦和（仲礼），浙江鄞县人，1893年以江南水师学堂提调身份来沪，1905年任沪宁铁路总办，1906年参与创办“天足会”，时任总商会议董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另一位叫朱佩珍（葆三），浙江定海人，著名实业家，在保险、银行、面粉、航运、水电等行业中拥有很多企业，威望颇高。他们又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不忍看到更多的中国人在严重的疫情中倒下，相约联络各方，立即筹资创建“施救急痧医院”。朱葆三出资最多。“外国人不干，我们来干！”1908年初，一所中国人创办的专治白喉的医院在紧急疫情中诞生了。

沈敦和（左） 朱葆三（右）

这家医院最初设立在法租界四明公所后面宁波路（今淮海东路）43号的石库门房屋里，隶属中国红十字会，次年迁至原天津路316号。沈、朱力邀柯师太福主持诊务。建院之初，经费短绌，柯师太福和几位中国医生不仅不取分文报酬，而且还经常慷慨解囊，捐款助诊。1913年，改称时疫医院，柯师太福正式就任医务主任。他经手添置的医疗机器达20余架，病房可容纳数百人。

上图：位于天津路上的时疫医院

下图：天津路时疫医院治疗室

卫生防疫编入了教科书

旧中国贫穷落后，时疫横行，难以绝迹。清末以来，许多有以之士为传播健康卫生知识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上海人在严重的疫情面前开始学得聪明了，卫生习惯大有改进。

1907年白喉逞凶时，一个叫“中国国民卫生会”的组织，创办了一份《卫生世界》杂志，宣传日常卫生和疾病防治常识。1909年7月，上海医学研究会联合劝学所，在新北门沉香阁设立地方自治卫生宣讲所，定每周一、四、日为宣讲日，向市民讲解医学卫生知识，听众踊跃。

上海时疫医院的医生也常常出现在宣讲台上。因为他们深深感到，市民的健康卫生才是防疫治疫的根本。

柯师太福医生更成了大忙人。他在主持时疫医院的同时，还兼任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前身）的医务主任。1910年，总医院在其旁设立医学堂，他又兼任内科教员，直接培养医疗和防疫的专门人材。这是上海较早的医学堂之一，第一批学生20人，学期五年。柯师太福知道时疫患者多数为劳动者，无钱治病，常常一拖再拖，致使病情加重，传染面更大。因此他对大众卫生问题也十分关注。在时疫医院中，他不断向病人及其家属宣传饮食卫生和堵塞病源的道理。夏天，他常常指着苏州河边苍蝇飞舞的西瓜摊，告诫人们：“这正是传染疾病的地方啊！”

在时疫医院等医学卫生机构的大力倡导下，出版界也行动起来了。且不说医学专科图书的出版，就连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也增加了普及健康卫生知识的内容，语文课本编入了《鼠疫》的课文，1911年初该馆创刊的《少年杂志》，还连续刊登《鼠疫预防法》《蝇谈》和《卫生要话》等疫病防治的专文，上海市民对传染病的防治观念大大增强。

“治霍”之仗促使医院扩建

1918年沪上盛行一种传染病，患者表现为发热、足软、咳嗽．故名“软瘟症”。患病者很多，但不太严重．据称服用广东药铺的甘露茶即可痊愈。可是1919年夏天的霍乱大流行，却把上海闹得无翻地覆。事后统计，有32名外国人、648名中国人死于此疫，传染者不计其数。

面对暴发的严重疫情，时疫医院首当其冲，忙得不可开交。柯师太福医生的盐水注射法已闻名遐迩，因此求治者络绎不绝，一批接着一批。医院地方不大，只能与位于华界的中国公立医院联手合作，并借用别处设立收治点，架起一排排临时病床。柯师太福和同事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从一处赶到另一处，不停奔波着，就像打仗一样。有时柯师太福刚回家吃饭休息，电话铃就响了，他立刻放下碗碟赶到医院，又投入到抢救工作中去。霍乱本是个上吐下泻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时值盛夏，场地内外秽物恶臭熏天。医生们毫不在意，穿巡在病床之间。尤其是柯师太福，身为总负责人，却常常亲自动手，检查病人，用他那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询问病情，轻声安慰，就像慈祥的长者对待自己的孩子。病人们噙着泪水，拱手答谢这位和蔼可亲的外国医生。

4个月中，时疫医院靠柯师太福的高明技术，更靠全体医务人员的高尚医德，治愈霍乱病人达7500余人，打胜了这一场“治霍”硬仗。

总结1919年夏秋“治霍”之仗的经验教训，时疫医院董事会感到扩建新院刻不容缓。沈敦和、朱葆三发起向上部局募款活动，以解决经费问题。今存1920年春沈、朱两位致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一封信，可见医院扩建工程的大概：

……去夏时疫盛行，求诊较众，计开办四阅月，共救痊七千五百余人。惟以屋小人众，实不能容，不得已分寓公立医院及商假仁济善堂之大沽路一号房屋，始敷应用。本届公议购地建造医院．以为永久之计。

已购定大世界对面道契地九分零，复租新普育堂与该地毗连之地一亩贰分，现在造屋图样绘成，亟需建筑，惟扩充之始，非赖群策群力、不足以策进行……

这封信由柯师太福亲自送到张元济手中。张极为感动，回信称“柯君外人，尚复如此热心，重以二公提倡，自当追随”，“鄙意能多邀商界中德望素著者数同仁，兹事较有裨益，业已将此意面告柯君矣。”

经过中外热心公益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市中心“大世界”对面矗立起时疫医院新院舍。1924年7月15日举行新院开业典礼。

张元济的捐款收据

旧中国的卫生医疗单位，不少都隶属于社会慈善公益机构之下。

一批热心公益活动的实业界、文教界人士出力甚大。朱葆三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之一。

他除创办上海时疫医院外，还兴办义赈会、济良所、孤儿院、习艺所、贫民平粜局以及各种学校等，不下二、三十个单位。他的去世还直接与时疫医院有关。

1926年夏，上海又流行时疫。当时沈敦和已去世，柯师太福也于上一年病逝于沪，朱葆三作为创办该院的元老担起全责。他眼见时疫医院几处收治点都人满为患，而经费短绌，不禁焦虑万分，冒暑赶到医院察看，还到处劝募捐款。无奈年老体衰，劳累过度，从中暑开始，病情日益加重，至秋天而去世，终年79岁。其遗体运回定海故乡，丧礼极其隆重，据称可与十年前盛宣怀的出殡相比美。法租界公董局还破例在上海租界上命名一条马路叫“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以纪念他对社会公益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沈敦和、朱葆三相继去此后，时疫医院董事会聘定刘鸿生、史量才、窦耀庭任院长，继续挑起上海传染病防治的重担。刘鸿生是著名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对中国民族上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也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抗战胜利后还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史量才则是大名鼎鼎的报业巨子、《申报》总经理。窦耀庭大约是实际负责医院日常事务的院长。

张元济从1920年起应邀担任时疫医院董事会董事，每年都捐款，从未停止过。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先生保存的数张当年时疫医院的捐款收据，是存世不多的该院历史文献，弥足珍贵。还有一封1931年中圈红十字会理事王元培致张元济的信，称时疫医院天津路旧院舍即将拆迁，移至静安寺路（今南京两路）新世界附近，装修搬动需费较大，要求另行募款。由此可知时疫医院始终都是靠社会力量维持其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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