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图来自故宫博物院

01

1924年11月，溥仪出宫，紫禁城一时清空，遗老的圣地已不复往年之色。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几百年的皇宫的功能开始变化。百姓对深宫大宅多好奇之心，而读书人关注的却是那里的文档遗产。有意思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都对此地发生兴趣，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不说，连俞平伯、魏建功也多次造访旧宫，写了感慨的文字。此后围绕故宫出现了诸多趣事，学术、诗文、艺术等缭绕此间，成了那时候一道特别的风景。

前几年读过紫禁城出版社的一本小册子，发现最初进入故宫的几个人都很特别。当时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一些文化人都列名其间。我注意到李玄伯这个人物，他和故宫的关系很深。在《溥仪出宫记》里，他细致介绍了其间的情况，已成了珍贵的资料。溥仪离开故宫的第三天，李玄伯就入宫清点文物，那时候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初入紫禁城时,感情复杂是一定的。一年后他成了故宫博物院的秘书,位置重要。从他的文章里,能感觉到彼时的心态。他们第一次进入宫殿的藏品地时,有点紧张,毕竟是当年重地,财物又多,只得小心翼翼为是。还没有从旧梦里醒来的宫中旧人,及狼藉于地的字画,暗示着这个地方神秘与离奇。这些参加清点文物的人，都意识到了任务的重大。

随同李玄伯同去清点文物的魏建功,后来写了一篇《琐碎的记载清故宫》,所谈颇细,记载了诸多旧事。毕竟是文字学家，史学眼光也十分锐利,他看人看事,处处留心,笔下的信息在今天显得弥足珍贵，文中介绍的文物颇多,器皿、旧书、国玺等都在,所记亦详。真有点统计学的意思。另一个学者庄尚严先生也和魏建功一样,参与其间的工作。在《故宫杂记》里记录了大内藏书的情况。他在书库里走了一圈，虽然颇有收获，但不及自己想象的那么丰富，一些善本书早就被人偷走或赏赐给人了。那么多的珍本秘籍，宫里人未必都珍惜，作为学者的庄尚严，其感受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初入宫里，庄氏颇为新奇，比如在军机处遇到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苏拉，知道他在宫里五十年，却不识字，问其内要，一概不知。庄氏方感到积习的厉害。在宫里生存，与世隔绝，不为外物所动，对人而言是活命的条件。那么多的珍品落入空房，蒙尘久久，可叹的岂仅是明珠投暗？

参加点查的人都有收益，主要是开了眼界。1925年4月11日，俞平伯在景阳宫御书房翻到大量文献，一时兴奋不已。他没有料到在此竟看到了朱元璋的谕旨。这是明宫的密件，清朝的人还那么好的保存着，一定有隐含在吧。俞平伯毕竟是新文化队伍中人，见到明代皇帝的资料，深切地感到专制之烈。他两天后在《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写道：

书名《太祖皇帝钦录》——明代抄本。

书的样子：蓝面，黄签，经折式，文皆楷书，有红圈断句。

这本书里载的都是朱元璋的谕旨，以口旨密旨居多；但亦有长章大篇的，如《祭秦王文》之类是。所记的加分析之，不外下列四项：

1.他的家务（训谕诸王）。

2.杀戮臣子。

3.关于军政等国事。

4.没有重大意义的杂事。

这不是正式的官文书，乃是明宫的密件。看他训诸王的话，都无非是叫他们怎样防臣下谋逆，尤以对秦王死最为寒心。他说秦王是大约被进樱桃煎毒死的，究竟是否如此固是疑问，而他的疑神疑鬼的心理却全然流露了。他在那边告诉诸王说，仿佛是这样的：“你们看榜样罢！你们小心些罢！”史称明祖雄猜，是不曾冤枉他的。他的多疑亦非得已，只是骑虎之势不得不然耳。疑今先生说：“古之警跸，人民之畏其上也；今之警跸，在上者畏其下也。”（见《京报副刊》第一一七号）如他之所谓古，只是太古，我不得证明其非是；若他把秦汉迄明清亦包括在“古”里去，那位疑今先生未免专门会疑今。太不解疑古了。古之皇帝岂能远胜于我们之执政，他正在那边抖瑟瑟的害怕着呢！

俞平伯很少写这类文章，读此我们会觉得亲近得很。朝代更迭之际，王权的伎俩早已不是隐秘，读此我们也只能大发感慨而已。俞平伯等人在故宫清点旧物时，没有士大夫的心境，倒多是反省，乃是五四人的脾气。不像那时的一些藏书家，得到秘籍，则欣欣然，以为宝物在此，独得了天下奇珍，皇宫的沉重早就与之没有关系了。

清理故宫的旧物，研究清史，乃一些有学识的新式文人，几任院长都有学问，易培基、马衡都是不错的学问家。第一届理事的名单能看出建院的思路：汪精卫、于右任、蔡元培、易培基、马衡、陈垣、沈兼士，都在名单里。至于工作人员单士元、唐兰、陈万里、刘九庵、朱家溍，学问均好。现代学术一开始就投射到博物院中了。

但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困难重重。一是遗老们的捣乱，使工作常常受挫。二是政府官员的昏庸，几次欲毁文物，局面多危。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派马衡、沈兼士等五人接管故宫博物院，可是不久传来消息，国府委员会竟通过“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沈兼士、马衡、俞同奎、吴瀛、萧瑜五人发表联合声明，力陈保护文物之重要。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现在想来，真的惊心动魄。

我注意到那时候人们对前朝的遗物持不同的态度。政客们取伦理的角度，以为多盘剥百姓之物，应从宫中移出；学者们则采取保护的措施，看重它是文化的财富，历史的与审美的因素都有，不可小视其间的价值。建院初始，杂事吵扰，外力涉足，置身于此中的人很快意识到这是个是非之地。其后发生的人际冲突和社会变故，延续了皇帝时代的阴晴冷暖。

我第一次到故宫参观是八十年代中期，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出进于此，渐渐对这里的遗存发生兴趣。去年末，我和友人参与了世界汉学大会，闭幕仪式就在紫禁城的建福宫。那天正是大雪的日子，一百多名汉学家走在乾隆当年的藏书楼里，惊奇地张大眼睛。同行的德国学者顾彬等人颇为高兴。一般游人是不能关顾到这个地方的。我知道这对参观的人是一种记忆的分享。可那些深味这里的历史的人，感受则是另一个样子的。不是涉足深处，也许看见的永远是漂亮的外表。

有许多奇异的人生在这里表演过，紫禁城曾关乎天下的运事，民国后却是文化脉息的一角。它深不可测的一面，似乎是永远也读不完的。

梨花，图来自故宫博物院

02

没有皇帝的宫殿，一切都沉默着。述说它的只是几个多情的文人。

第一个让我想起来的是王国维，他与紫禁城的关系颇值得考量。这个学富五车的人物，却有着遗老的气味，与其博雅的学识似乎不太相称。他于1923年进入紫禁城，成为南房行走，据说他自己也颇为高兴。我们且不说他的世界观，就学问而言，他给落日下的故宫带来的是一种玫瑰色的梦幻。古老的幽魂附在他的躯体，往昔的岁月在他那里凝固成信念的抽象。一个打通古今的人，原来的根扎在死去的年代，是思想史之幸还是不幸？

他在故宫的前后几年，正是学问大进的时期。历史学、哲学、考古学，都有建树，尤其注重明清两代的资料，对一些历史的文献很有感觉。比如从奉天崇谟阁所藏的《太祖高皇帝实录》，考察清诸帝相貌，有一点美术家的感觉。那是好奇心的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因素，就不好说了。而对清初的钱牧斋、吴梅村也有兴趣，似乎要寻找别样的东西。钱牧斋身后被诟病者多多，王国维看到了世态炎凉，对世人的功利之心大发感慨，真真的有趣。而他为吴梅村辩护，指出诗文不可随意解释，亦见史家心性。

溥仪的离宫，对王国维是个不小的刺激。他也不得不结束宫里的生活，来到清华大学。在大学的日子，也一直关心故宫的各类文物的消息，暗自从事相关的研究。较之于一般人，他更懂得它们的价值。在与马衡、沈兼士等人的书信往来里，我们能够看出这一点。

民国初，清代图书文物遭到劫运。王国维痛心疾首。他在《库书楼记》沉痛地陈述了国朝档案遭到破坏的原因。说那些奏表、题本，极具文献价值。当事者不以为重，多次要焚烧，罗振玉等力阻，才保存下来。这些文献被保留下来时，王国维作文一篇，就是《库书楼记》，他说：雍、乾以后，政务移于军机处，而内阁尚受其成事，凡政府所奉之硃谕，臣工所交之敕书批折，胥奉储于此，盖兼宋时宫中之龙图、天章诸阁，省中之制敕库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事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地隘不足容，其露积库垣内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时南皮张文襄公，方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奏请以阁中所藏四朝书籍，设学部京师图书馆，其案卷，则阁议概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已得谕旨矣。适上虞罗叔言参事以学部属官，赴内阁参与交割事，见库垣中文籍山积，皆奏准焚毁之物。偶抽一束观之，则官制府干贞督漕时奏折；又取观他束，则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时所奏。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请于文襄，罢焚毁之举，而以其物归学部，藏诸国子监之南学，其历科殿试卷，则藏诸学部大堂之后楼。（《王国维集》第二册三三四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文中的所指，也有清朝文武人员，不独民国人士。在王国维的文章里，介绍了罗振玉保护大内档案的过程，有嘘唏不已的伤感。他的爱文物，胜于生命。知其学术价值不浅，故振之于灰暗之时。文章写得沉郁顿挫，无量的悲凉于斯，其志其情，流露无余，真的是磊落不已的。

对清代文献的类似感慨，许多文人均有之。金梁、蒋彝潜、孙楷第等都有文章行世，谈及此事。孙楷第偶遇到大内流失出的资料，很是关注，一面也为宫廷间颟顸的行为而扼腕。他说自道咸以来，朝内已不注重图书文献的整理，留下许多遗憾。他的感受虽没有王国维深切，而体味也绝不亚于此的。

较之于王国维的彻骨的声音，新文学的人物的态度有所不同。比如鲁迅吧，也谈过“大内档案”的事情，笔触是没有上述等人的呆气。鲁迅到南方后，看到新闻界的热炒，觉得许多有些离谱。于是出来道出其中细节。他看故宫里的文物，眼光是另类的，反显出王国维的老实。罗振玉讲“大内档案”的重要，王国维也随着认同，是同孔出气的。然而鲁迅也看到了罗振玉的世故，在对待前朝遗物时，未尝没有私心。王国维死前，也许意识到了此点，可惜没有去说，深层原因我们不得而知。鲁迅说他老实，真是一语中的。

围绕前朝的遗物，有无数可叹的故事。要不是鲁迅叙述出来，我们大概就不会知道一些细节了。鲁迅对金梁、蒋彝潜、王国维的看法都有保留，把“大内档案”不是当作一个事件来谈，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看。那时候参与了许多文物保护工作，知道其间的微妙之处。他写夏穗卿、谈傅增湘，把官场的形态活生生地再现出来。鲁迅叙述人们对前清遗物的态度，真是国民内心的表演，各怀心事，无人负责，形象可鄙。不错，旧物要保护的。但如何鉴别，如何研究，都要细作，可惜没有人为之。连鲁迅也敬而远之，觉得意义不大，绝没有王国维的国学冲动。我读鲁迅的那篇《谈所谓“大内档案”》，看到了官场图，你能理解公共财产如何不易保护，人的自私与可怜。前朝遗风对后人不过利益的一种。连同那些秘籍信札，在鲁迅看来大多不过是废物，虽然自己不赞成销毁。

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他目睹了文物散佚的痛史。岂止是故宫资料，社会其他领域的文物遭受的破坏，亦不可尽数。可悲的是，那时候懂得其价值的人不多，很多都放置在一些地方。而懂行的人只知道宝而藏之，却不研究，也就偷掉，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他叹息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但是对于书籍和古董。（《鲁迅全集》三卷五六七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朝代更迭，往往是尽毁前朝的遗物，不留丝毫的痕迹。宋之于唐，明之于元，大抵如此。惟有清代人不凡。满人入关后，保留了故宫和十三陵，实在是有气量的。而民国的政府，已没有多少力气关注此点，要不是几个文人的呼吁，也许今天许多资料早就看不到了。

海棠，图来自故宫博物院

03

近人描述故宫的文字，有一些我很喜欢。那多是文人凭吊往昔的感伤之作，不都是遗民之曲，乃读书人的忧患之音，还有几许流年碎影的叹惋。许多学人、画家在此留下足迹，也成了紫禁城历史的一部分。

我常常想起朱偰这个人，现在的青年大多不知道他了。他才华不俗，也是我心仪的人物。朱偰的道德文章都好，他是朱希祖之子，留学过德国，后成文物专家。1935年作《北京宫阙图说》，谈到紫禁城内外拍摄的过程，内心的隐痛表露无遗，书的自序说道：建国二十一年夏，余归自西欧，时辽东失守，幽燕垂危，万里梯航，归心似箭。将近古都，初见远山暧暧，雨色空濛；继见迢迢长垣，槐柳依然。既至永定门，遥见景山五亭，巍然天际，宫廷楼台，错落烟雨之中，黯然兴故国之感。又历三年，蓟北风云日亟，故都文献，有不保之虞；重以六月二十八日事变，亦增北征之志。盖北京故宫，为明清两代六百年来大内之地；而城内外坛庙寺宇陵寝，又为辽、金、元、明、清五朝文武制度所系。设一旦不幸罹劫灰，而文献荡然，使后世考古者，又何从而睹当年制度耶！士大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因于二十四年七月，重来北平，蒙故宫博物院院长叔平马衡先生慨允，得在故宫及景山、大高玄殿、太庙、皇史宬等处摄影，计穷二月之力，在京城内外摄影五百余幅。因汇为一编，附故都纪念集五种出版……盖自古以来，盛衰兴亡，感人最深，文物沦丧，尤多隐痛。故元魏既衰，杨衒之有《洛阳伽蓝记》之作；南明覆亡，余澹心有《板桥杂书》之书。然《伽蓝记》写于洛阳既徙之后，徒深禾黍麦秀之感；而《板桥杂记》亦作于明社既屋之后，更增河山故国之恸。遥念故都，形胜依然，而寇盗横行，山河变色！能不凄怆感发，慷慨奋起者哉！（《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三五三页，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

朱偰是性情化的文人。我读过他和朱自清去欧洲的船上的和诗，才气不亚于朱夫子。此后有诸多专著行世，颇有成就。五十年代，因保护南京城得罪了官员，被打成右派，命运凄惨。他的留恋旧物，是有大的情怀的。在那时候，意识到此的人不多。仅有几个读书人可以谈谈，世风俗之又俗，其感叹不过林间微风，一逝而去，荡不起涟漪的。但那文字一唱三叹之韵，我初读时就颇为感动，如锥刺骨，久久不忘的。那绝非遗老的吟哦，而是知识分子的慈悲与大爱。直到其离世，能解其语的人不多，真的是寂寞地来，又寂寞地去。生命的热弥散掉了。

上面的是沉重的记忆，且不说吧。

时过境迁，谁还记得皇城的苦涩呢？故宫也给文人墨客诸多参观的喜悦。自然是书画的展览为多。那里的藏画，倒是最吸引文人的部分。比如郎世宁的作品曾风靡一时。民国初年，郎世宁的真迹展出在展览馆里，许多画家为之倾倒，纷纷模仿。西洋画家的笔意早就散落在国画的意蕴里，这才是艺术变迁的混血的魅力。那时居京的画家，只有齐白石、陈师曾气象不俗，余者还过于老气者多。徐悲鸿到北京后，很快感觉到了这一点。

徐悲鸿在很早就注意到了故宫的藏画，待到辛亥革命后，就有了去那里考察墨宝的机会。1920年5月5日，他率北京画法研究会的二十余人到故宫的文华殿参观旧画。那时候教育部正主张美育的普及，北京的知识界对绘画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他几次在故宫读画，对其中的作品叹为观止。他曾有短文《故宫所藏绘画之宝》，其中云：

中国人自尊之画为山水，有两国宝，已流落日本：一为无款之郭熙画卷，一为周东邨《北溟图》。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其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此幅既系巨帧，而一山头，几占全幅面积三分之二，章法突兀，使人咋舌！全篇整写，无一败笔。北京人制艺之精，真令人拜倒。

一为董源《龙宿郊民》设色大幅。峰峦重叠，笔意与章法之佳，不可思议。远近微妙，赋色简雅，后人所谓青绿，肆意敷陈，不分前后，莫别彼此者，当知所法。郭河阳有四幅，其山林一帧，清音遐发，不同凡响。（《徐悲鸿随笔》一一三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他的看故宫，是和敦煌、龙门石窟等遗产地一同比较，相提并论的，绝不是陷在一家之地。因为有对比，就对紫禁城内外的艺术多有比较。也意识到了帝京的问题。他说京调只思媚俗，殊无趣味。居京的林琴南本来生活在高山峻岭之间，却模仿江苏不成材的王石谷，真的可叹也夫。而故宫里大凡好的艺术，是有高远之调的。

徐悲鸿后来意识到，中国的绘画，要起飞起来，非得引来域外艺术不可。囚禁在紫禁城里，格局就小了。他到印度，去法国，访意大利，游缅甸，都是要吸吸外来的空气。在他看来，故国的绘画凡有气象者，多带混血的痕迹，出离古老的围墙，艺术才会活起来吧。

许多画家醉心于旧宫的字画，这里成了人们造访的圣地。但那些有眼光的人，却从城里进去，最终又出来。像陶元庆、司徒乔都走向了民间，他们知道，宫外的世界，更为丰富而伟大，他们喜欢贫民的艺术，远离贵族的台阁，是自有道理的。

故宫的寂寞，只有从它身边悄然溜走的时光知道吧。

未完待续

学者孙郁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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