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现阶段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1993年，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教授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称，人类新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将主要集中在世界九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西方文明、拉美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文明、非洲文明、佛系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如今，这些文明间的冲突似乎越来越成为现实。

2005年，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名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中提出，21世纪的世界越来越平，全球化造福人类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更多新的挑战：不同文明的理念冲突不断加剧，全球化市场竞争持续增强。与此同时，其他物种与人类之间的寄生关系也更加密切。

如今，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自然力量的挑战，其中包括地上外太空中知之甚少的力量，地层下面的地震、海啸、火山等内部力量，以及地表与人类长期共存的微生物种。在生物界的长期进化中，人类一步步登上食物链顶端，似乎成为主宰生物世界的最高级物种。然而，即便是生物链上低端的细菌微生物，在地球上居住的年头事实上更为久远，可谓生命力强大。伴随越来越平的地球，人类之间的活动越来越快速、频繁，为微生物种寄生到人类身上提供了更方便的机会，瘟疫的传播也就更为快捷、普遍。此次新冠疫情的传播正是如此，短短2-3个月就迅速席卷全球，至今已致上百万人感染，十几万人不幸病亡。

1、财富与健康，人类发展的两条主线

人类发展的主线是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S. Deaton）在2013年所著的《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财富与健康是人类发展的两大主线。

财富主线

Deaton认为，人类文明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关于逃离死亡和贫困的历史。几千年来，人们即便逃过了童年的早逝厄运，也要面对经年的贫困。得益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细菌理论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寿命延长了不止一倍。与此同时，人类文明成功的背后也面临新挑战。由于部分人被甩在了其他人之后，与300年前相比，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并且还要面对气候变化、政治失误、疫情传染和战争等威胁。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坐标看，过去两千年里，从公元之初到1800年左右，全球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直到1840年前后，全球人口才开始突破十亿大关。

与此同时，在这20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一直非常低，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折算为相当美元的国际元统计，公元初的世界人均收入约400多元，一千年后的人均收入缓慢增加到450元，公元1500年为500元左右，公元1800年也才增加到600元左右。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口增长呈直线上升趋势，同期的人均收入增速也开始超越人口增长，大幅跨越1000元大关，之后一路持续增长，直至现今上万元的世界人均收入水平。

针对人类两千年里长期缓慢增长的发展进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称其为人类发展的“贫困陷阱”，直到工业革命才得以破除。对此，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著作《瘟疫与人》中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寄生关系”说：一是微生物的生存需要通过人体进行繁殖的“微寄生”关系；二是人类之间的“巨寄生”关系，用以刻画人类阶级间通过租税、剥削或战争等手段维持相互生存的行为。如此两大寄生关系长期共同制约着人类的发展进程。

尽管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总体上挣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的约束，收入得以大幅上升，但国家间的人均收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各国收入水平相差很小，直到1800前后，欧美、中国、非洲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大都在5倍以内。工业文明开启以后，国别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尤其在20世纪更是大幅攀升。聚焦中美差距而言，二十世纪初叶，中美人均收入差距在10倍左右，50年代之初上升到20多倍，上世纪70年代末进一步扩大到40多倍。得益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并通过后续40多年的不懈努力，大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中美人均收入差距再次降低到5倍以内。

健康主线

历史数据显示，一千多年前，人均期望寿命基本都在20-30岁。虽然当时也有七八十岁甚至百岁老人，但是幼儿死亡率极高，因此严重拉低了人均期望寿命。之后七八百年中，欧美日的人均寿命期望值提高了近十岁，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贫穷地区，人均期望寿命仍然在原地踏步，世界平均水平也无显著增长，仍然很低。

二战结束前后，发达国家人均期望寿命持续提高到66岁，世界人均期望寿命仍然只有49岁，因为贫穷地区人均期望寿命停留在40岁左右，这也是人类期望寿命差距最大的时期，平均差值高达20岁之多。

二战以后，期望寿命在国家间的差距逐步缩小。1999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期望寿命是78岁，其他地区也上升到64岁左右，相差14岁。2015年，发达国家与其他地区人均期望寿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到12岁以内。

如果把人均收入和期望寿命的历史变化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人均期望寿命为纵坐标，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条抛物线关系图：在人均收入的低水平阶段，收入的小步增加促进期望寿命的大幅提升，此后的收入影响逐步递减。财富与健康的坐标曲线反映了极为丰富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财富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生存环境，增加疾病认知和改善健康行为，以及不断研发应用的医学技术等手段。

二是健康对财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个人健康水平的提升，促进个人劳动生产率，增加个人教育投资，提高储蓄率和企业投资回报。

三是疾病谱的转型特征。抛物曲线出现明显减缓的地方称为“流病拐点”，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工业文明早期，人均收入的增长对以传染性疾病为主的健康问题作用巨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类克服了大多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之后，疾病谱发生转型，从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向非传染性的慢病为主，收入水平的进一步增长对后者的影响相对更低，这部分反映了人类应对慢病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收入-健康曲线还折射了一定的健康公平性问题。随着国家间收入的不断增加，健康期望寿命的增量效应逐步递减，促进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健康水平出现趋同化的发展取向。这意味着，人类在收入大分流可能持续加大的同时，健康水平的国别差异也许会逐步缩小，使得健康公平性成为人类趋同发展的先行力量和积极因素。

2、微生物种对人类的影响

人类虽然经历着疾病谱的转型，但传染性疾病带给人类的挑战并没有因此降低。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较之人类间的“巨寄生”矛盾关系，人类和微生物之间的“微寄生”矛盾似乎从未退为配角，二者至少是同等重要地制约着人类生命的长期演进过程。

有据可查的资料显示，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人类战争夺去的生命达5184万，最惨重的生命死亡发生在中国的三国时期，即公元184年到公元280年间，死于战争的人数高达3795万。公元500年到1500年期间，人类战争冲突造成约8707万人死亡，最惨重的是13-14世纪蒙古帝国远征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3464万。最近五百年间，死于战争的人数接近3亿1500万，最惨重的是二战致死的6900多万人。这些数据加总起来显示，在过去两千多年里，人类的“巨寄生”矛盾导致大约4亿5392万多人死于主要的战争冲突。

同样，我们使用类似的检索方式，发现人类流行性大瘟疫的致死数据如下。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的一千年间，死于流行性瘟疫的人数在1亿1000多万。其中，最惨重的死亡发生在公元500年到540年间，罗马查士丁尼帝国的鼠疫造成2500万到1亿人死亡。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中世纪，死亡人口约2亿200万，最严重的当属肆虐欧亚大陆的鼠疫黑死病，在1346-1351年间致死近2亿多人。1500年至今，死亡总人数约2亿1100万，最惨重的是20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估计在5000万到一亿。加总起来，人类与微生物种的“微寄生”矛盾致死人数高达5亿2000多万。相对人类战争的死亡威胁，似乎有过之无不及。

发生于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距今正好百年左右，期间有很多名人因此身亡，其中包括德国大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爷爷。同时也有很多名人感染但幸存下来，比如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以及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据说，由于西班牙流感的严重症状，患者的身心状态非常糟糕，加大了威尔逊总统对签署凡尔赛条约持强硬条件的要求，德国人受到了严惩，同时也为二战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因此，瘟疫对人类的威胁，看来并非止于其直接影响，还通过对人类战争的推波助澜产生更多的间接影响。

当然，人类健康的总体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三大方面的积极力量：

一是经济增长创造了越来越好的基本生存条件。伴随工业文明的进程，生产要素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显著增长，使得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热量和营养大幅提高，从而大幅促进了健康水平的提升。

二是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包括清洁的水源以及空气、土壤、居家、社区环境的改善，降低了人体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进一步提高了健康预防的水平。

三是现代医学技术的转型升级，医药、手术、急救、康复等一系列现代医学服务和救治性手段不断进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医学的划时代成就莫过于19世纪末建立完善的病菌理论，奠定了20世纪40年代成功研制抗生素的基础，使得人类在长期应对病菌入侵的战斗中第一次大获全胜。同时，另外一部分医学进步体现在针对病毒、病菌、肿瘤细胞等研发的疫苗技术，比如对抗天花的牛痘疫苗、鼠疫疫苗、结核疫苗、肝炎疫苗等，通过提高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力，更为有效地防控特异微生物种的入侵。

3、新冠病毒的风险究竟多大？

针对此次新冠病毒的影响，大家都非常关心其中两个重要指标：传染率与病死率。传染率可以是自然传染率或实际传染率，前者指无干预条件下的传染程度，一般使用“再生率”R0（Reproductive Number）衡量，即一个患者平均传染他人的最大个数。基于目前的初步估算，新冠病毒的再生率是2-4%，即如果不采取强制防控措施，平均人传人数在2-3个。相对而言，季节性大流感的R0为1.3；2009年的H1N1为1.5；2003年的SARS为3左右。实际传染率则取决于人们实际采取或能够采取的防控措施。季节性流感的实际感染率每年高达10%以上，主要原因是人们并未采取特别严格的防控行动。SARS的实际传染率非常低，原因之一是其突出严重的临床症状，使得主要传染渠道集中在收治患者的医疗服务系统，而不是无症状感染人群的社区传播，这也为政府采取极端阻断措施并能有效防控提供了可行基础。

新冠病毒的病死率目前在各国的差异较大，平均在3-5%。必须指出的是，新冠病毒有别于SARS的最大特点是隐形的无症状感染，这无疑大幅增加了各国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代价和难度，同时使得基于确诊患者为分母计算的病死率高估不少。因此，如果考虑到社区大量存在的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的实际病死率应该比3%低不少。相对而言，季节性流感的病死率为0.1%；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和2003年的SARS病死率都在10%左右。

就新冠病毒流行病学的风险特征而言，基于中国人群发表的论文称，按年龄排序的风险大体呈一个钟形曲线，50-59岁人群的感染风险最高，其次是60-69岁和40-49岁两类人群，二者感染风险差不多；再次是70-79岁的老人和20-29岁的年轻人，感染风险相对更低一些。在病死风险方面，年龄是非常大的风险因素，随着年龄增加，病死率大幅上升，70-80岁以上老人的病死风险是中青年人的数倍。除了年龄因素，病死风险还与感染者有无其他慢性病高度相关，其中尤以伴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高血压、肿瘤等合并症为主，所以医疗救治服务的资源配置务必考虑到这些风险因素。

综上所述，认识到新冠病毒区别于其他大流行瘟疫的本质属性，从而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非常重要。对此，特别建议大家为了自己也为他人的共赢目标，切实践行专家提出的几个简易行动：

一是尽可能通过居家、互联网平台开展活动，既丰富家庭生活，也促进生产工作，尽量减少群体聚集活动，真正发挥个人自主、自觉的社会隔离作用。

二是养成科学勤洗手的卫生素养，特别是用肥皂洗手20秒以上（唱完两次祝你生日快乐歌），极有利于新冠病毒迅速分解。

三是保护老人的健康居家方式，家庭年轻人和小孩尽量保持和老人的一定距离，减少皮肤接触。条件许可的话，最好为老人提供单独的餐具和休息房间，降低老人被家庭年轻成员传染的风险。

4、中外疫情防控五个方面的比较

目前全球新冠防控的进度和变化情况还很复杂，防控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成效的全面科学评价为时过早。不过，抛砖引玉，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防控目标

首先是目标人群的确定方法，是普检还是选检，即对所有人或广大人群进行检查还是根据疾病症状有选择性地检查，各国选择不同。韩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的普遍筛查，并通过手机等智能型设备进行社区追踪和通告。中国首先在湖北武汉进行了针对临床表现人群的普遍检查，其他地区后续也基本如此。

其次是针对检查为阳性的目标人群，是进行统一治疗还是基于病情程度的选择性治疗。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全国统一诊疗方案，上下左右高度一致；其他国家则采取了赋予各地政府不同弹性的因地制宜措施。

二是医疗模式

对确诊患者的救治模式各国的差异相当大，主要表现在：集中救治还是分散治疗；医院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还是充分发挥社区医疗平台的作用；公立医院为主，还是全社会力量协作服务的模式。

在中国，公立医院主导医疗卫生服务的模式已长期存在，其诸多问题饱受诟病，其中最突出的体制问题当属对社区基层服务体系的瓦解。2009年的国家医改方案明确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国家医改的首要任务是推进分级诊疗，根据轻重缓急分流病人，多发病、常见病的普通门诊服务尽可能分流到基层社区、乡镇卫生院，急诊、专科收治的疑难重症集中到大医院进行救治。这次新冠疫情采取的大医院主导模式，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中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的必然选择。

作为参照，新加坡模式充分体现了分级诊疗的有效性。新加坡对于检出的确诊患者，首先是根据患者的严重情况进行分级，重症患者送进大医院治疗，中度患者主要交由社区医生诊所服务，轻症或无明显症状患者基本安排居家照料，由医务工作者提供必要的上门或咨询服务。这样的模式既降低了上游大医院的服务压力，又降低了轻重患者之间交叉感染的风险，最终提高了医疗资源的服务效率。当然，目前各国都可能会有起伏，等到疫情整体结束才能做出更科学的评估。

三是公立医院与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

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中国调动了全国数万医务人员与大量医疗服务资源，其中都是公立医院一马当先，社会办医的力量虽然也有参与，但是其规模和程度都相对较小，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巨大作用。这并非源于社会力量的动机、能力问题，更多还是体制机制的约束问题。

相对而言，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公立医院和社会力量都发挥了各自的优势长处，尤其是后者更是表现了非凡的作用，很多一线医务工作者是退役转行后再度披装上阵的个体“自愿军”，彰显了全社会合力而行的巨大能量。

四是公共秩序和社会管理

首先是政府要求和公众自律如何共同发力。为了让民众更好参与疫情防控的全过程，除了通过各级政府的指令性方式进行强推，还可以采取助推的方式，通过认知宣讲、正面激励等措施调动公众的主动性积极参与利己又利他的全民防控。

其次是信息管理，是单一渠道发布，还是多元渠道分享信息，二者各有利弊。单一渠道的优势是信息口径一致，但因责权高度集中的约束往往可能滞后，而在应对暴发性瘟疫问题上，时间往往是决定成效、代价的关键。多元渠道的优势在于时效性更快，除了预警，还可能发挥模糊信息的交叉核实作用。

五是经济活动与严防管控的取舍

选项之一是果断切断疾病传播途径的做法，同时也是暂停社会经济活动的“休克式疗法”。与之对应的第二个选项，则是渐进式的“弹性疗法”，即根据地方医疗服务体系的检测救治能力，进行不同程度因地制宜的干预措施。“休克疗法”无疑是切断病毒传播的最有效办法，但是短期社会经济代价最高，能否实施取决于国家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法规体系。至于哪种方法的综合成本效益更高，还有待基于更多数据和长期观察开展系统的科学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病毒确诊人群中，80%以上属于是轻症患者，15%属于重症患者需要住院服务，只有5%是危重症患者，需要到重症监护病房（ICU）进行救治。在轻症患者中，更值得分析不同的缘由，其中至少包括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发病初期的患者，他们存在疾病继续发展到后期重症的风险，因此需要早收早治；

第二种是病毒载量低的轻度患者，症状良性轻微，只要在社区诊所进行照顾即可康复；

第三种是核酸检出的阳性患者，但无临床发病症状，因为自身免疫力强而产生了有效阻击病毒的抗体，即属于所谓“群体免疫”的人群。毋庸置疑，此类人群是阻击病毒社区传播的宝贵力量，应该积极鼓励其正常工作与生活出行。

因此，如果能够对高达80%以上的轻症患者进行科学分类识别，进而采取更适宜有效的差异化治理措施，无论从经济成本、社会秩序还是健康价值的角度看，都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和尽快推广。鉴于美国目前已经成功研制上市了快速检查病毒血清抗体的移动技术，几分钟内的精准检出率高达95%，对轻症患者甚至一般人群尽快开展此项筛查的工作意义重大。

5、有关新冠防控策略的五点思考

信息分享问题

信息分享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产生的科学基础，二是信息分享的社会基础。

本着大胆假设、仔细求证的科学原则，应该鼓励对科学问题的探索广开言路，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和犯错，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数千年来，人类对很多病菌的肆虐束手无策，包括导致14世纪黑死病的鼠疫杆菌，曾经致死数亿人口，所及之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完成了关于细菌的系统理论和实验认知。病毒比细菌更难对付，其科学认知及其应对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得鼓励人们大胆创新和自由思考，其中社会力量的创新作用至关重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ond Phelps）2013年在其著作《大繁荣》中写道，美国引领全球创新的秘诀，在于人们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深入社会草根阶层，大家都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埃德蒙·费尔普斯的同事，同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萨勒马蒂（Xavier Sala-i-Martin）也在研究中发现，原创研究有8%来自于科学家，92%源于所有领域的普通大众。本质上讲，创新源于idea，而idea源于人的大脑，因此作为人口大国，14亿个脑袋具有潜在的创新优势。

不过，潜力如何变成现实，需要能被激发的制度条件。对此，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教授曾经一语道破其“秘诀”：创新的源泉来自于市场的“创造性破坏”，即开放竞争，为不断进入市场的后来者提供挑战市场霸主的公平竞争条件，促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性创新机制。

第二个方面是信息分享的社会基础。生活在后工业文明的信息时代，公众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日趋多元。因此，要想让公众拥有正确、科学的认知，最重要的莫过于及时、客观、全面地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而不是过度担心或等待信息精准、完整之后才公布。为什么呢？首先，越来越平的地球，使得资源、信息、微生物种的流动日新月异，人们耗不起太长的等待时间；其次，我们需要敬畏自然的未知性，需要坦诚人类认知的有限性，更何况世上从来不存在绝对真理。因此，向公众及时播报信息和交流意见，不仅有利于促进公民的自律行为，提升全民防控疫情的配合程度，也有助于合理调整人们关于政府治理和医学手段所能企及的目标预期。

理性的风险意识问题

人类演进本身就是一部伴随风险、认知风险和应对风险的历史。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才大幅降低贫穷和饥饿的风险。同时，人类还通过国家治理和国家间的全球治理进一步降低和约束了人祸战争的风险。然而，人类与微生物种之间的“微寄生”矛盾的风险并未相应降低。人类的疾病和死亡风险包括三大方面的来源。一是微生物种入侵人类身体导致的外生性疾病；二是人类身体代谢系统自身的内生性疾病，比如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等非传染性疾病；三是人类的活动空间条件所致的外源性疾病，比如污染、工伤、车祸等灾难。

人类与食物链低端物种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想至少应当体现两个方面：其一是能够创造并使用工具（如马克思所言）；其二是对未来事件的预判能力。因此，人类规避风险的意识和行动，应该高于其他物种才无愧于做人。从目前关于人类如何感染病毒的认知来看，病毒首先通过自然宿主传播到中间宿主，再最终通过中间宿主寄生到人体细胞。因此，如果人们爱吃或常接触野味活物，自然增加感染中间宿主病毒的风险。反之，如果大家改善膳食方式，节制活物消费，必然有助于降低感染微寄生物种的风险。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0”号病人，正是一位美国堪萨斯州接触感染病毒的家禽后再参军的农村青年。

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相信全社会将大幅提升对重大传染病防治的关注和资源投入程度，这是好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正视自然现象的存在规律和约束条件，合理设定疫情防控的可行目标。比如，最近的一种观点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新冠病毒的“清零”目标。且不说科学层面上是否可行或有无意义，从风控优化和质量管理的成本效益角度看，很难想象如何能够成为起码的公共事务目标。不仅如此，不现实的“清零”目标还可能导致人为造假、隐瞒真相，对当前暂时处于防控后期的工作更为不利。

站在更为全局和长期的发展角度，国民健康的促进还需要综合高效的治理方案。以2017年中国十大死因为例，排前六位的分别是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阻肺（慢性呼吸道疾病）、肝癌、交通事故。2019年，全国死亡人数998万（相当于海南省人口），其中6万多人死于车祸，人们的开车行为理性了多少？8万8千人死于季节性流感，人们又对本可防病的流感疫苗使用了多少？面临新冠病毒的突然袭击，人类因陌生而紧张，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过度、盲目恐惧，顾此失彼，忽视影响公共健康的综合性风险因素，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次生代价问题

次生代价基本上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应对原发性事件额外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如为了更好应对武汉新冠疫情，全国各地调集到武汉的医疗资源，以及相应发生的交通、食宿等配套资源；间接成本包括相关人员的误工、相关生产和市场活动的暂停损失，以及挤出效应，即为应对新冠防疫而暂停或延误的其他门诊、住院、手术等诊疗服务。基于经济学原理，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次生代价不该高过原发事件的代价。就新冠疫情而言绝大部分发生在湖北武汉地区。另外，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月23日封城之前，还有近500万人流出武汉到全国各地。根据相关数据，人们可以估算疾病本身所致的患者健康福利损失、医疗资源成本、以及劳动生产力损失。

关于次生代价，计算方法和信息统计都更为复杂。就其宏观经济代价而言，我们可以尝试进行初步估算。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跟踪六大经济活动的变化情况，基于包括房地产销售、城市交通路况、主要发电煤耗、集装货运量、影院票房、以及十大城市污染指标等生成的“经济活动指数”（Economic Activity Index）显示，自1月23日封城到3月底，全国经济统计活动指数在2020年2-3月期间相对2019年同比下降20-30%。以2019年第一季度21.3万亿GDP为基数，假定正常情况下的潜在增长率为6%，2020年第一季度GDP应到22.6万亿，或月平均为7.5万亿。如果取经济活动指数下降的中位数25%计算，2-3月的经济损失在3.77万亿左右，相当于2019年全国GDP的3.8%。事实上，如果再考虑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势必进一步削弱人们的消费、投资、进出口活动，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应该更大。

制度建设的思考

首先，我们谈谈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关系，这是相关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

从本质上看，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关注的侧重点是群体健康问题，预防为主，具有相对突出的群体效应和外部性特征。外部性（externality）指的是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影响到他人的健康状态，其中包括正面影响（如疫苗接种）、负面影响（如瘟疫传染）。对于前者，个体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往往不高；对于后者，人们有时可能反应过度（比如歧视）。因此，公共卫生的问题更多需要政府承担主导职责，当然政府也有责任积极引导和助推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医疗服务（Medical care）更多关注的则是如何维护个体健康的问题，以救治诊疗服务为主。由于是针对具体个人提供服务，个人获得医疗服务的责权更为明确，参与积极性也就更高，因此相应的医改制度设计应该更好发挥个人、雇主、政府的合力作用，而非由政府和公共财政包揽过多。

为了更好应对未来的国家公共卫生问题，两个基本趋势判断极为重要。其一，各国从传染性疾病转型到非传染性慢病的长期趋势不会逆转，医疗卫生资源的大头，一定将会继续配置在常态下的非传染性慢病方面。其二，全球化的大趋势也难以逆转，微生物种面向人类的寄生传播程度只会更快、更广。

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暴发，已经成为人类后工业文明最大的冲击和挑战，可以预期，无一国可以幸免。

人类由此获得的一个重大警示是，各国在新世纪的公共卫生安全已经上升到了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的程度。

果真如此，两大安全体系都得进行长线投资和发展建设。

然而，长线投资耗资巨大，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对于国防建设而言，因为人们面对的战争风险来自看得见、摸得着的同类，社会具备了一定的共识基础。

公共卫生的制度建设则不然，面对的威胁来自难以看见并高度不确定的微生物种，备战耗资的共识并付诸行动需要更大的努力。

所幸的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撑下，两大安全体系越来越具备很多可以实现资源、技术、平台的交换、共享、和对接之处。

所以，借此全民抗疫的契机，很有必要开展研究现代国防与健康安全体系共建共享的军民融合机制，从而以尽可能小的共享经济成本，实现国防安全和健康安全两大体系的长线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毋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人类更好地和平、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此，理念的共识与共赢的行动缺一不可。从共同倡导的理念上看，无论各国的政治制度多么不同，人类在发展理念上其实并无本质差别，和平、公平、自由、健康、幸福等似乎都是大家共同为民追求的目标。

在各国行动上，全球协作机制在二战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建立，为1945年以来人类长达70多年无世界大战的和平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同时也要看到，个别地区、国家层面上的战争和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影响人类发展的挑战和契机两股力量一直并存。在挑战方面，但凡涉及国家主权、政治、信仰、资源分配的主题，利益计算往往成为划分敌友的最后标尺，寸步不让、针锋相对似乎成为正义、勇敢的原则。不过，在契机方面，人类往往在面对其他物种的灾难性进攻时，其理性元素犹如免疫抗体一样有时被激活，从而找回人性互助的光辉。面对此次新冠病毒的全球性突袭，各国虽然也不无纷争，但相互支持和彼此帮助始终是人类共同抗疫的主旋律。

究其原因，其中两个非常重要。首先，微生物种对人类的袭击，并无人种、国界之分，无论高低贵贱，任何人都别指望有等级待遇，在病毒眼里，人人都是可望寄生的宿主目标。其次，微生物种与人类尚无互通的“对话”机制，人类相互制衡、谈判博弈的游戏规则派不上用场，更起不到威慑作用。因此，应对微生物种的袭击，人类的明智之举只有联合抗战，一致对敌，即合则强、分则弱。至于病毒溯源，一定是科学问题，旨在防患于未然，而非追究“零号”不幸者之责，更不该成为国家层面无为笨拙的外交指控。

不久前，比尔·盖茨有感新冠病毒对人类的袭击，在一封公开信中，他总结了人类应该引以为戒的十四条醒悟，其中包括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国界线保护的有限性；人类仍然渺小脆弱；盲目恐惧无益抗疫、共同维护地球大家园等智慧亮点。作为本文结束语，容我引用他的忠告：“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新冠病毒的袭击是人类的一场劫难，我更愿意视其为改正人类行为的伟大信使。”

文 | 刘国恩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经济学家代表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大国发院”，原文首发于2020年4月16日，原标题为《刘国恩：新冠疫情对人类发展的启示》，本文系“国家发展”系列讲座的演讲整理，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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