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徐大刚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第一个念头是：一些秘密永远地跟随他走了。

　　2008年，由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团委牵头，组织一批年轻记者采访文汇报和新民晚报报史上的重要人物，拟将“老报人”的回忆结集成书。我记得是在这次采访接近尾声之时，当时的团委书记李清川打电话给我，半商量半命令：还有一位名叫徐大刚的老摄影记者，差点就漏了，现在临时也找不到别人了，这个任务交给你吧。

　　我本来就对摄影感兴趣，老摄影记者就更对我胃口了。只是这个名字有点儿陌生，回去上网一查，了不得。后来，我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他被尊称为“上海新闻摄影界的元老”。

　　他是惟一一位与毛泽东合影的中国摄影师。

　　他是惟一一位得到宋庆龄允许在她寓所里拍摄新闻照片的上海摄影记者。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共和国那风云变幻、波谲潮急的大时局里，他挎着两台照相机，记录上海政治舞台上的年年岁岁。被委以重任时，他不过二十郎当，尚未成家。什么背景?谁是靠山?无人知晓。确凿的是，“徐大刚”这个名字，伴随他摄下的一帧帧历史的瞬间，通过新华社统发全国各省，在而今五十岁以上的国人记忆中，依稀分明。

　　登峰造极的是，6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他一度出入中南海，贵为“主席夫人”江青的摄影老师。那张著名的庐山“仙人洞”风光照以及其后毛泽东的七绝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都与他有关系。这段“无限风光”的传奇经历，也如同庐山云雾一般，看不透，又拂不去;在世人和他自己的眼里，都萦绕着谜的意味。

　　“文革”过半，历史的抛物线奇异地把他也抛入了这大起大落的轨迹中，经王洪文签字，他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正当盛年的徐大刚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坐了几年牢，正当无望时，几千里外毛主席似乎无意的一句记挂，又把他托出了苦海。总算宽待，他下放到长征制药厂劳动改造，直至“文革”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马达、刘庆泗、张伏年和徐大刚进驻文汇报。徐大刚把新闻照片统发的任务也带来了，“徐大刚摄”频频再现，只是名字前面加上了“文汇报”三个字。这当仁不让的组合，为文汇报在思想解放潮流中所自觉担当的前驱角色推波助澜。1978年，马达顶着巨大压力发表上海剧作家宗福先反映群众渴望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话剧《于无声处》，徐大刚跟马达说：你顶，我支持你顶!我们四个人一起来的，大不了四个人一起回去!

　　徐大刚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与时代人物相伴相随。改革开放后，凡邓小平来上海过年，徐大刚必随往拍摄。离休后，陈国栋、胡立教与他以“布衣之交”的情谊重游神州，他仍挎着相机，不时揿动快门。接待人员不免疑惑：三个“老头”里，这个小“老头”，究竟是什么人物，什么来路?

　　2008年1月24日，我叩开了徐老家的小门。

　　……

　　那真的是一扇小门，红色，映衬着奶油色的围墙，鲜亮。徐老家就在宋庆龄故居对面不远，踅进小门，转上三楼，便是他居住了快五十年的几间旧屋。

　　那屋真是旧，玻璃窗已老化，看出去的景象仿佛波兰导演基耶斯洛斯夫基电影中的画面：武康路道旁的梧桐树列，掩映着巴金、孙道临等文化名人的寓所，暮云低垂，向晚的街道寂静无人，一阵骤紧的雪珠弹落窗前，然后，雪花洋洋洒洒而下，因模糊而增大了体积。我记得那是2008冬天的第一场雪。

　　屋内一片奇异的安宁，桌上的橘子如火苗般温暖，碟中的老式巧克力蛋糕散发着甜香。有好一会儿，徐老和我一起看着雪的飘舞，我们都没有说话。

　　厅堂正上方挂着一排镶镜框的照片，约有七八张之多。居中的就是1961年在庐山上，毛主席与徐大刚的合影。35岁的徐大刚戴着黑框眼镜，挽着身躯高大的毛主席，笑得阳光灿烂，他的右边衣兜里还装着备用胶卷之类的物件，鼓鼓囊囊，胸前有一根很明显的背带，从左肩斜过右下摆。这张合影两边，依次是徐大刚在不同时期与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的合影。此外，窗边还挂着一条书法尺幅，上书“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落款是胡立教。

　　我兴致勃勃地问：您的名字是这个来由吗?不料他嘎嘎笑起来，答：不是，“大刚”只是很普通的名字。我家里很穷，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爸爸在日本人开的工厂做出货员。我11岁时，爸爸妈妈得了那时很常见的肺结核，双双去世，我成了孤儿。

　　孤儿徐大刚念书念到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打零工为生，年龄稍长，他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开始上夜校，渐能识文断字。17岁，徐大刚在上海杨树浦的日方军工厂第一工场钳床车间当效率统计员，并开始为共产党工作。在他的单人床底下，藏着从手榴弹制造工场里偷来的手榴弹引信和精密镗床图纸。他还冒用日本管理方的名章，大摇大摆地到材料间领取白钢刀。每当联系人一来，从后门敲敲玻璃窗，他就把这些解放区军工厂最急缺的核心部件转移出去。

　　一年后的一天，他在上班路上，地下党派人带话来：身份暴露，赶快转移。他立即来到了长江边，过江去投奔解放区。他脚下穿着一双白皮鞋，上面一条西装裤，上身却套着一件刚买的老背心，这么一身“不三不四，不上不下”的打扮，在人群中十分扎眼。排到队伍前，徐大刚毫不露怯，狠狠地瞪着审查的日本人。

　　讲到这里，徐老说：“我11岁就成了孤儿，为了不让别人欺负自己，性格是很硬的，人也凶得很。你看我现在讲话还有点结巴，我从小就是这样，人家叫我‘小哑子’，我是会揍人的!过去里弄里有两个小流氓老是调戏小姑娘，我看不过去，有一天早上，看见两小子出来，就骑个自行车对着他们撞过去，撂起一脚踢过去。从此他们就老实了。”

　　这一眼瞪过去，那日本人吃不透这是个什么人，竟然还敬了个礼，放行了。

　　那个凛冽的冬日是徐大刚传奇人生的第一道分界线。到了解放区，他加入新四军，到了淮南，北上打过淮安城。几次战斗后，因为他是技工出身，样样都会，被派去通讯部队负责发报和修发报机。后来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山东，徐大刚被编入敌后武工队，任务是看守就地掩藏的印刷机等重要器材。

　　我印象最深的是徐老回忆他第一次打枪和第一次吃糠。

　　19岁头一次打仗，上级问他“小鬼，怕不怕”，他回答“不怕”，问他“有没有打死人”，他说“不知道”，问他打了几发子弹，他说“打了几发吧”，一检查弹盒，一发也没有打，上级笑骂“你打个屁!”原来是双方枪声一响，自己扣没扣扳机都稀里糊涂了。

　　在敌后武工队期间，出生入死，又遇上荒年。“我吃过糠，糠是什么东西?我们过去以为是谷壳，实际上是外面一层不去掉，连里面一起磨成粉。这样吃糠，如果不大量喝水，还是拉不出。好多次，实在胀得不行了，我帮人家用筷子挖，人家帮我挖，那时候没有泄药，不这样就胀死了。”

　　这些，都是他笑嘻嘻地讲给我听的。

　　解放后，上海百废待兴，很多人因革命需要而改行。但徐大刚半路出家当上摄影师并不是因为人才缺乏——上海滩会摁快门的记者真不少，可上级仔细盘一盘，没有一个是从老区来的，不是在国民党中央社工作的，就是在美国新闻处干过的，有人以前专门拍蒋介石，有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员——“都不可靠”。有人想起了徐大刚，当时他在市郊农委，嘴巴严，工作认真。耀眼的光环就这样落在26岁的年轻人头上：摄影报道中央首长到上海来的全程，上海一、二把手的重要活动，重大的国际性活动，外国总统、总理在沪的参观访问，等等。

　　关于徐大刚怎么样从“不懂怎么端相机”到学会一整套冲洗技术，并在新闻现场以“抢镜头本事很大”著称，我仔细地问过徐老，他也详细地回答我。末了，以他的独特的讲老实话的方式给我来了一句：“反过来说，我抢镜头本事大，也是任务决定的。我敢让领导人摆拍吗?”

　　“我喜欢武康路的安静，你听，一点声音也没有。吵会吵得我心烦。”言谈的间隙，徐老向我吐露，他有焦虑症。

　　“你看我现在很好，实际上我有焦虑症，无中生有。(病)一来，情绪坏得不得了。我最近一两天也有，半夜里醒来，起来，喝一罐啤酒，要吃得快，头脑里稀里糊涂，才可以睡着。”

　　他沉吟着说：有好多事情，是事出有因。“和这么多大人物打交道，你想我会没有压力吗……”

　　徐家的橱门里，保留着几千张整理过和尚未整理过的底片，抽屉里，有徐老多年的日记、文档。有不少人来踏访，询问——那些出入于他的取景框的“大人物”身上，有着永远探寻不完的话题。但他仍然决定继续沉默下去，管了他半辈子的“纪律”，注定要管他一辈子了。“中央把我选去统拍统发一些负责人，还是因为我循规蹈矩，也不传话，比较放心。无论谁讲了什么，谁问我都不传。我说，我的主要精力在拍照，没听到，或没听清。从我嘴巴里问不出东西来的。”

　　但他还是跟我这个后辈聊了不少。关于江青的喜怒无常，关于那张《仙人洞》照片的来龙去脉，关于与毛泽东的相识，关于那张在庐山上珍贵合影的前因后果……我都写在了文章中。没有写出来的，是一些感觉——我感觉徐大刚虽然不喜欢江青，但也称不上厌恶，甚至还对她的艺术眼光有几分佩服。这因为他并不把“主席夫人”的行为和心理看得多神秘，也并不在乎她的悲喜对自己境遇冷暖的关连。或许在他心里，把这些都当成一个“文化人”的脾气和恶作剧，悄悄地原谅了。即使到了1971年，他莫名其妙地以“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罪名被送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他也不记恨谁，反而很满足地对我说，跟别人比起来他好多了，关在牢里两年零三个月没有挨斗，不然可能早就很不妙;回家发现几千张底片还藏得好好的(在家里藏东西是他的老本行)，就更加偷着乐了。

　　而他对另一位传奇女性——宋庆龄的好感却是实实在在的。我难忘的是徐老每次提及宋庆龄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毕恭毕敬。宋庆龄的外事接见经常安排在自己家的大厅里进行，在活动结束后，宋庆龄有时要徐大刚就座，和他聊一聊天，以礼相待。这种母性的温情是孤儿出身的徐大刚所敏感与珍惜的。谈及在宋庆龄家出入的点滴，徐老罕见地严肃起来，气愤地对我说，他听到坊间一些关于宋庆龄私人生活的传言，他可以证明完全是胡扯，是居心叵测者的恶意中伤。

　　另有一个难忘的细节，是谈至人生的总结时，徐老的宁波调里混着北方话，叫我这个丫头为“小子”：“做人要宽容，真的。我告诉你，小子，千万不要推人下水，能拉就拉。你救人家一把，人家永远记住;你推人家一把，也永远记住的。”

　　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徐老是三年前在华山医院。那个下午，他接过我递去的圆珠笔，在万字长文《徐大刚：镜头内外》(后改名《秋山又几重》)稿纸上一笔一画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表示审定。让我意外的是，他又交还我第一次拜访带去的采访提纲，纸上空白处有他用铅笔对未及谈到的几个枝节问题的简短回答：

　　“数码相机，我也会用，用得不如机械相机好。”

　　“现在的‘全民摄影’很好，我很高兴，这是经济发达的必然趋势。”

　　“只要有任务给我，我还有气力完成。”

　　我心知，视力的老化，使他已久不能摸心爱的相机;连阅读我的采访提纲，都要借助一块厚厚的玻璃球面老花镜。他的气力，正在一点一点从旁边溜走。但我却不愿意去细想和面对这个事实。

　　而后，他坚持下病床，送我至电梯口。电梯门合上，他举手相送，这一幕定格在斜阳晚照里。那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徐老，但他那略带口吃的孩子般的兴奋与笑容，他在讲述中向我信手拈起却又浅示辄止的历史片断，却常常在我心头闪现。如今，徐老走了，一些秘密可能也永远地尘封了。

　　我永远记住的是徐老这位“老实人”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