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刚：浙江宁波人，1926年生。1945年3月从上海进入淮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195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大众日报》、《鲁中南报》、《农村大众报》、《沪郊农民报》任记者、采访组长、摄影组副组长等职。1952年调上海市新闻处任摄影记者，负责中央常委在上海及上海历届党政主要负责人活动的新闻照片统发工作。1960年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调到中南海从事摄影工作。1962年至1966年任上海市对外文化联络处摄影科副科长、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摄影部副主任(兼)。“文革”中，他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于1971年被捕入狱。1973年出狱后，下放劳动。1978年1月调任《文汇报》摄影记者、组长、摄影美术部主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新闻摄影学会主席。

　　他被称为“上海新闻摄影界的元老”。

　　他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单独合影的国内摄影记者。

　　他是唯一一位得到宋庆龄允许在她寓所里拍摄新闻照片的摄影师。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共和国那风云变幻、波谲潮急的大时局里，他挎着两台照相机，记录上海政治舞台上的年年岁岁。被委以重任时，他不过二十郎当，尚未成家。什么背景?谁是靠山?无人知晓。确凿的是，“徐大刚”这个名字，伴随他摄下的一个个历史的瞬间，通过新华社统发全国各省，在而今五十岁以上的国人记忆中，依稀分明。

　　登峰造极的是，60年代的头几年时间里，他一度出入中南海，辅导江青摄影。那张著名的庐山“仙人洞”风光照以及其后毛泽东的七绝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都与他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段“无限风光”的传奇经历，也如同庐山云雾一般，看不透，又拂不去，在世人和他自己的眼里，都萦绕着又迷离又宿命的滋味。

　　“文革”过半，历史的抛物线奇异地把他也抛入了这大起大落的轨迹中，经王洪文签字，他被捕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正当盛年的徐大刚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坐了几年牢，正当无望时，几千里外毛主席似乎无意间的一句记挂，又把他托出了苦海。总算宽待，他被下放到长征制药厂劳动改造，直至“文革”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马达、刘庆泗、张伏年和徐大刚进驻《文汇报》社。徐大刚把新闻照片统发的任务也带来了，“徐大刚摄”频频再现，只是名字前面加上了“文汇报”三个字。这当仁不让的组合，为《文汇报》在思想解放潮流中所自觉担当的前驱角色推波助澜。1978年10月，马达顶着巨大压力发表上海剧作家宗福先反映群众渴望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话剧《于无声处》，徐大刚跟马达说： 你顶，我支持你顶!我们四个人一起来的，大不了四个人一起回去!

　　徐大刚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与时代人物相伴相随。改革开放后，凡邓小平来上海过年，徐大刚必随往拍摄。离休后，陈国栋、胡立教与他以“布衣之交”的情谊重游神州，他仍挎着相机，不时揿动快门。接待人员不免疑惑： 三个“老头”里，这个小“老头”，究竟是什么人物，什么来路?

　　上海的武康路，是一个闹中取静、幽深曲折的所在，道旁的梧桐树列，掩映着巴金、孙道临等文化名人的寓所和宋庆龄的故居。就在宋庆龄故居对面不远，一扇小门开处，转上三楼，便是徐大刚居住了快五十年的几间旧屋。

　　“我做了六十年记者，天堂到地狱，我都去过了。我这人做人算做到家了。”年过八旬的徐大刚，笑得如孩子般嘎嘎地对我说。

　　此时，我透过徐老书房那块因老化变形的窗玻璃，看见今冬上海的第一场大雪正飘飘洒洒而下。窗旁的正壁上挂着一排玻璃镜面相框，约有七八尊之多。居中一尊铝框镜面里镶的就是1961年在庐山上，毛主席与徐大刚的合影。

　　35岁的徐大刚戴着黑框眼镜，挽着身躯高大的毛主席，笑得阳光灿烂，他的右边衣兜里还装着备用胶卷之类的物件，鼓鼓囊囊，胸前有一根很明显的背带，从左肩斜过右下摆。这张合影两边，依次是徐大刚在不同时期与邓小平、叶剑英、江泽民、曾庆红、李先念等领导人的合影，画面生动，气氛热烈。与之相对的墙面上挂着一条书法尺幅，上书“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落款是胡立教。

　　访： 您名字中“大刚”这两个字，是取的这句古话的意思吗?

　　徐大刚： 不是，只是很普通的名字。我家里很穷，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爸爸在日本人开的工厂做出货员。我11岁时，爸爸妈妈得了那时很常见的肺结核，双双去世，我成了孤儿。孤儿徐大刚念书念到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靠打零工为生，年龄稍长，他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开始上夜校，渐能识文断字。有时一高兴，到照相馆里拍张留影，这是他早年与照相机之间仅有的渊源。17岁，徐大刚在上海杨树浦的日方军工厂第一工场钳床车间当效率统计员，单身住在长阳路友帮里101号的一个灶披间。

　　徐大刚： 那时候，地下党组织看上我了。我那个二房东是个伪保长，一心想招我当上门女婿，前楼住着一个娶中国姑娘为妻的日本人，隐蔽条件很好。地下党首先看中我的居住环境，问我肯不肯寄藏用于抗日的物件，我那时候没接触过共产主义理论，只知道要打鬼子，就同意了。

　　不久，徐大刚被日本管理方派往制造手榴弹的工场当效率统计员。地下党获悉这一情况后，问徐大刚能否弄到手榴弹引信、白钢刀等物件。

　　徐大刚：我就利用效率统计员的身份，借着在几个工场之间搬运零件毛坯和成品的机会，骑着没人敢拦和搜的“日本人给的自行车”，专偷手榴弹引信，因为我们后方的兵工厂还造不出这个。我那张单人床底下，藏了一大堆手榴弹的零部件!白钢刀是通过冒用日本管理方的名章，到材料间领取的。只要联系人一来，从后门敲敲玻璃窗，就能转移出去。在我家里，还藏过精密镗床图纸。

　　自从干上了革命工作，他就告诉住在前门的大姐，从此不能来找她了。大姐是徐大刚最重要的亲人，父母过世后，是大姐把他养大。做出这样的安排，徐大刚心里已经考虑好了：我是上无片瓦，下无片地，无亲无故，万一出事，谁也不会牵连了。

　　这一天果然来了。

　　徐大刚： 我还在上班路上，地下党派人带话来：身份暴露，赶快转移。我立即掉头骑车到一个儿时伙伴家里。他也是个孤儿。我跟他直言： 我要走，身上没钱，我把自行车给你，你给我点钱。他说好，我送你，就拿出一套过去在火车上当车僮时穿过的制服，把我带上火车。

　　就这样，徐大刚来到了长江边。那也是一个凛冽的冬日，18岁的徐大刚在长江口急切地等着通过日本人的巡查，过江到镇江去投奔解放区。

　　徐大刚： 我记得那时脚下穿着一双白皮鞋，上面一条西装裤，上身却套着一件刚买的老背心，这么一身“不三不四，不上不下”的打扮，跟别人都不一样，但也顾不得了。因为是从上班的半路上逃亡过来的，根本来不及化装嘛。

　　排到队伍前，徐大刚毫不露怯，狠狠地瞪着审查的“二鬼子”。

　　徐大刚： 我11岁就成了孤儿，为了不让别人欺负自己，性格是很硬的，人也凶得很。你看我现在讲话还有点结巴，我从小就是这样，人家叫我“小哑子”，我是会揍人的!过去里弄里有两个小流氓老是调戏小姑娘，我看不过去，有一天早上，看见两小子出来，骑个自行车就对着他们来，撞翻了以后，撂起一脚踢过去。从此他们就老实了。你还别说，我这一眼瞪过去，那“二鬼子”吃不透这是个什么人，竟然还敬了个礼，把我放行了。

　　到得江对岸，徐大刚按事先讲定的联系地点，找到一座庙宇，等到天黑时分，躲到庙里供的弥陀佛下面的柜子里面等候。疲倦间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直到听见人声找寻。

　　徐大刚： 对上暗号之后，来人牵了一头骡子，带着我在山里面走了大半夜，到天亮一看，咳，就在原地打转!他们也担心来个冒名顶替的嘛!

　　第二天，上海方面的明确消息带到了，这才算真正接上头。

　　访： 您有没有打过仗?

　　徐大刚： 头两年打得比较多，参加过几次战斗，如日军投降后，北上打淮安城。后来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我就进了敌后武工队。

　　访： 您什么时候加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

　　徐大刚： 其实我刚到新四军，就让我做文化教员。我在上海上的是夜校，算不了知识分子，到了那边算“小洋鬼子”了。我说，我不干，要下到连队去，我要打仗，我来就是来打仗的。工作先是落实在“通讯局”。那边很缺有技术的人。我是技工出身，样样都会，一大工作是发报，一大工作是修发报机。我就干这个。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上，我一到临沂，组织上感到这个小鬼还有些文化水平，去深造吧，我就考入党的山东大学预备科，念了一年新闻系。国民党重点进攻了，报社里所有的人到胶东去，那里是苏联人的地方;印刷机之类珍贵的重器材，就地掩藏。我因为还有点儿打仗的经历，就被编入敌后武工队，留下看机器。

　　我说我天堂也上过，天堂当然指的是与毛主席单独合影这种殊荣;地狱也下过，下地狱不是指后来坐牢，是指在敌后武工队这段时间出生入死，又遇上荒年。我吃过糠。糠是什么东西?我们过去以为是谷壳，实际上吃糠是外面一层不去掉，连里面一起磨成粉。这样吃糠，如果不大量喝水，还是拉不出。好多次，实在胀得不行了，我帮人家用筷子挖，人家帮我挖，那时候没有泻药，不这样就胀死了。

　　因为在上海照过相，所以徐大刚不怯摆弄相机。战争间隙，徐大刚偶尔帮战友拍两张照片寄回家。不久，有人交给他一台缴获来的“皮老虎”相机，“大刚会拍照，这个给他!”

　　徐大刚： 这是我拥有的第一台照相机。

　　在解放区的日子里，徐大刚的大姐在几千里外去世了。临终前，她苦苦惦记没有音讯的阿弟，流泪说：最遗憾的是没看到阿弟。这是解放后他从山东被调回上海了才知晓的。

　　1952年，徐大刚从《沪郊农民报》调入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处，负责重大新闻的统发照片。《沪郊农民报》现已不存，就在当时也是张发行和影响有限的报纸。这一步，登了“天”。

　　访： 在您只有二十多岁的时候，什么样的契机使您被选拔为地方最高领导和中央领导拍照?

　　徐大刚： 我给你说个背景。上海解放后，各报社留用的摄影记者成分较复杂，没有一个是从老区来的，不是在国民党中央社工作的，就是在美国新闻处干过的，还有人专门拍蒋介石;有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员。发布新闻不能搞“不平等”吧，但遇到重大活动，摄影报道就要寻找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选来统发。有人就说：“把大刚找来，让他改行。”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分析起来，领导看上我的原因，只有两条：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有的人问一些事，我先笑笑，再问，我就直说： 不能讲，这是纪律。当时在市郊农委，也就一点一点传出去了。他们感到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规矩的。

　　访： 您那时爱好拍照片吗?

　　徐大刚： 根本不懂，门也没有入，并且也谈不上爱好，因为玩摄影对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来说太奢侈，这一套费用很贵，爱好不起。摄影走入我的生活，纯属工作安排。

　　26岁的前《沪郊农民报》记者徐大刚的任务明确了： 统发上海市重大新闻。重大新闻实际上是三个方面： 中央一些首长，从毛主席开始，到上海来的活动，以及居住上海的宋庆龄的所有活动;上海一、二把手的重要活动;重大的国际性活动，拍摄外国的总统、总理等。徐大刚：开始时，我也有点紧张的。我没有真正当过摄影记者，我肚皮里想，那好吧，来吧，反正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工作嘛，交给我做就一定要努力完成它。我有一个看法，不懂是不丢人的，不懂装懂是丢人的。

　　有人曾这么评论：和大刚相处很长时间，发现他其实并不喜欢摄影艺术，他工作为什么能完成?因为他把它作为工作。这番话，徐大刚深以为然。他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告诉我： 确实，我能拍得好，就是因为我把它当工作。

　　徐大刚： “军管会”新闻处在汉口路河南路口，是在原美国新闻处的旧址上改装的，美国人来不及带走的一批胶片、放大纸、冲洗药水、放大剂还在，我就弄了一间房间，自己琢磨着学会了一整套冲放技术。我聪明不算聪明，但也不算笨吧，可能有点天赋在里面。

　　由于是组织安排，徐大刚就“钻”进了摄影，这过程，颇有点像旧时的包办婚姻，先结婚后恋爱。但正如人们笑言的那样，包办也有包办的好处，铁了心钻研的徐大刚从中发现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访： 拍了这么多重大活动，您印象中有没有因为什么原因失误或者失手的时候?

　　徐大刚： 如果谈没拍成照片，发不出稿，完不成任务，这是一次也没有过的。如果要说失误甚至失手，可能就是我第一次执行统发任务那次了。

　　头一次我拍照，是陈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外宾，我就在想，这照片怎么拍法?既然是接待，第一个总归是拍握手。那时候没有经验，他们一握手，我就在想，手是握了，情绪怎么样?往上一看，情绪很好，“呯”一声拍好，回去一冲，照片上的手已经放开了。好在我还拍了他们谈话和送别等场景，第二天登出来就用了谈话的照片。从此我有了经验，拍这种照片，根本不用看情绪，因为他们一握手，情绪自然就好。就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

　　讲到这里，徐大刚又如孩子般嘎笑起来。他想起了他19岁头一次打仗，双方枪声一响，自己扣没扣扳机都稀里糊涂了。

　　徐大刚： 我记得上级问我“小鬼，怕不怕”，我当然说“不怕”。上级就接着问我“有没有打死人”，我照实说“不知道”。又问我打了几发子弹，我说“打了几发吧”，结果检查弹盒，发现一发也没有打，上级笑骂我说：“你打个屁!”

　　第一次不会是可以原谅的，再往后不会就说不过去了。我想，第一张照片是阴差阳错地顺利发表了，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必须迅速摸熟工作。那时也没自动对焦，我苦练到什么程度?拍好四五人的场面，再拍两个人交谈，我不用看，照相机一推焦距，十二英尺就十二英尺，二十英尺就二十英尺。

　　访： 您的工作性质特殊，成就斐然。能讲讲经验和技巧吗?

　　徐大刚： 我归纳一下，有四个方面吧。

　　一是缜密勘察，头脑不乱。我有些习惯，比如拍摄前提前到，观察位置，找到较好的点和有余地的“退路”。如接见重要的外宾，握手、谈话、迎接、送走等环节做多种准备。我不固定发哪一张，哪张好发哪张。经验有一条：拍好就不拍了，最多拍三张，因为多次事实证明，头几张的情绪和效果往往是最好的。技巧也有一条： 我拍的第一张作用并不在于成像，而在于告知。闪光灯一亮，人家注意到了，就是我在告诉你们，我要开始拍照了。那么情绪定下来了，你再拍一张，就成功了。

　　但有些时候，有些记者失误还是失误在于太紧张。有一次邓小平到宝钢，我和新华社一个记者同去，他跟我讲，陈国栋和胡立教就是不上来，上海主要领导人不出现怎么行呢。我说，你等着，我去叫。在我的提醒和请求下，两位领导作了配合，那位记者见状，赶紧噼里啪啦一阵拍。我看着这情景不错，也拍了两张。结果，新华社记者回去冲了一看，不行，两个人叠起来了。他是太紧张了。最后还是用了我拍的。实际上，摄影记者，有种程度上比文字记者难。“啪”一下两个人叠起来了，还有可能重新弄回去吗?这就要求当时有态度上的冷静和技术上的把握。

　　二是抢拍，抓拍，绝不摆布。他们都知道，我是从来不摆布的。不是自夸，我抢镜头本事很大。反过来说，我抢镜头本事大，也是任务决定的。我敢让领导人摆拍吗?汪道涵，你摆摆他试试看，曾有过摄影师试图“指挥”他，他马上就拂袖而去。这样的领导人，本身懂一点摄影，原先就不赞成摆拍，你摆拍他，他心里是不高兴的。还有的呢，“准备啊”一喊，情绪就没了，还不如不摆。

　　抢拍要靠观察。我第一次去宋庆龄家里拍她接待外宾，心里想：什么时候拍你比较好?后来发现，宋庆龄在她刚刚开始讲话和讲话快要结束时，微笑得最美，风度体现最好。我掌握了这一条，就能拍出最好的画面。拍时站在不干扰她的位置上，拍好了也不要急于离去，那样不礼貌。

　　三是不表现自己。你问我摄影界里哪个我觉得是榜样的，有，侯波。侯波的人品真不错。有一次，毛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接见各界，侯波悄悄对我说：“毛主席来上海也不多，这样，今天我不发稿，你来发。”由于有侯波这个榜样，后来我在一些地方，碰到别的记者，非常尊重，从不摆资格，也不争，碰上年轻记者，会有意让他们展露一下。

　　四是严格遵守纪律。把我选去做统拍统发工作，还是因为我循规蹈矩，也不传话，比较放心。无论谁讲了什么，谁问我都不传。我说，我的主要精力在拍照，没听到，或没听清。从我嘴巴里问不出东西来的。毛主席都说了嘛，徐大刚是个老实人。

　　访： 对，说说您和毛主席相识、交往的经历吧。

　　徐大刚： 认识主席，还沾了上面我说的第一条的光呢。在重大场合，我都提前半小时到。要等其他人统统都走了，我才走。就是这慢走一步占了便宜。那是主席在瑞金宾馆接见印尼代表团，记得是耿飚陪同。摄影记者是我，文字记者是新华社一位女同志。活动结束后，她出主意：“外宾走了，我们上去和毛主席握个手。”我说：“你不要胡来啊，这是违反纪律的。”她说：“你不去我去，我们地方上的人，有几次机会见到毛主席。”她就真去了。

　　徐大刚离开沙发椅，站起来，比划当时的情形。徐大刚：我离开毛主席二三十米，他笑眯眯地往我这里走过来。我想走过来干嘛，这里有路啊?我退闪之后，他又过来了。我想，哎，又来了，这里又有路?这时候，警卫看出来了，对我说，你别走。主席于是问我话说，你是上海的?我说我是上海的。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徐大刚。他说，名字好记。

　　过了半年到庐山，他一见我就说：你叫徐大刚。他真记住了。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徐老望着墙上的相片说：“如果说我有背景，就是毛主席。没有他就没有我徐大刚，一点不假。”

　　徐大刚： 在庐山上，毛主席看见大家都在，就讲，给你们介绍个人，这是上海摄影的徐大刚，这是个老实人。毛主席这人不得了。拍好照片，我心里想，拍是拍好了，我上哪去要。我就说，毛主席，这照片能不能给我一张。他就交待工作人员，这照片要给徐大刚一张。我心下还犹疑，毛主席看出来了，加上一句：底片也给他。所以现在底片也在我这里。一些文章里写： 徐大刚是上前“拉”主席一起合影。这不符合事实。另外，我虽然在主席身边，但毕竟还是个记者，不会“拉”主席合影。

　　访： 您本人对什么报道题材还有比较大的兴趣?

　　徐大刚： 实际上我很爱拍风光。但跟随领导人的工作中，只能边走边拍。

　　翻阅徐大刚的“库存”，有大量从未发表过的风光片。难得的闲暇，他也并未为家人留下太多的相片，社会采风更是少之又少。正是因为机会难得，偶尔发出一张社会生活题材的照片，让他也颇为满意。

　　徐大刚： 有一次我到武汉，看到那里为了不让车白跑，规定此岸到对岸必须带东西。我回上海后，留了个心眼，到杨树浦一看，有很多空车，我就拍了一张，配上文字，图片新闻一发，上海有关方面马上学习武汉，设立了这个规矩。这可以节约很多汽油。

　　多少年来，徐大刚常寻思：“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老实人’这一说法。”他推测，这是江青对毛主席讲的。

　　访： 您跟江青的“师生交往”，大家都很好奇。您眼中的江青是什么样?

　　徐大刚： 我和江青相处时间还蛮长的，一年多两年一直跟着她。最长一次是有半年多。以后她来了，我就去。当时我住“414”(指西郊宾馆)，天天下午拍照，辅导她拍静物。第二天上午跟她谈那个照片。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并不像传得那样。搞点恶作剧是有的。我说几件事吧。

　　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她就问：你看过《红楼梦》没有?我说我看过。江青说你讲讲。我就大概意思讲了讲。江青说第几回有一首诗，你背一首听听。我讲我背不来，江青说： 你去看，后天给我背。后天我也说没背出来。好家伙，她就有点不太高兴，说再去看。我还是说背不出来。江青说：你这个人就是不看书!我笑了一下，江青说： 你笑什么!我说： 江青同志，我跟你说老实话。江青插一句“就应该说老实话”。我说： 你叫我背的那个词里面，有好多字我还不认识，念也不会念，怎么背呢。江青笑起来了，说，嗯，是老实人。

　　还有呢，是脾性比较敏感。有一次在文化俱乐部开舞会，陈丕显拿起烟要抽，江青说：“不许抽，讨厌!”陈说：“抽烟，小事嘛，大刚也抽一根。”这下“将军”了，其实我很少抽烟，一抽就咳嗽，但想了想，还是抽了。她几天不睬我。接下来她要去杭州了，临上车对我说：你不要去了，留在上海。好，我就留在上海。再过了一个多礼拜，杭州派车来接我了。一去，她还很客气，说：“大刚，我们还是一起工作吧。”有时候她发过脾气，也会说“大刚，我昨天态度不好”。

　　外面说我是江青的摄影老师，这话要这样说，我是教过她怎么拍，但拍什么，她是我的老师。比如“仙人洞”这张照片的由来。我和江青乘一个专机先到庐山，她一看仙人洞那边景色不错，就说“大刚，我们拍一张吧”。我架好三脚架，她按了快门。

　　访： 拍摄器材是什么牌子的，您还记得吗?

　　徐大刚： 那是一套哈苏，我带去以后，江青看中了，拿去用，但她也很守纪律，走了就还给我。中央不可能为她买机器，主席有钱也不会给她买照相机。

　　与外界相传的不同，让徐大刚以“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罪名坐牢的并不是那张“仙人洞”照片，而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的不慎失言。言及此，徐老笑着摇头叹气。

　　徐大刚： 那时和江青每天上午要谈一个多小时摄影。有一天谈得晚了，一起等我吃饭的同志等得急了，等我下来后就问我：怎么谈得这么晚?谈什么?我说： 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这么一句话，就不是“政治素质高”了，而是“对江青不尊重的表现”了。

　　1971年，经王洪文在逮捕令上签字，徐大刚被送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狱号“1350”。据说，这是在江青授意下进行的。

　　徐大刚： “文革”之前，我是自己开车的。像“414”周围两条马路都不能有民用车，他们给了我一部吉普，后来开苏联的胜利牌，可以直接开进“414”。

　　访： 您“进去”之后，心态怎样?

　　徐大刚： 是分阶段的。我先讲个笑话，刚进第一看守所时，审我的人怕自己被“扩散”到，要我把攻击江青的言论写出来。我想，好，你不敢听。我说我手不行，写不出来，你要听我讲给你。他们赶紧说：你别讲，我们不听。

　　在荒诞中，徐大刚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段传奇经历，他并无悲观失望，反而充满斗争的乐趣。

　　徐大刚： 那时候，关在里面的人生病了，让医生开证明，可以每个月领一包葡萄糖。我试试看，我要两斤你给不给，果然给了，让我老婆送来。我老婆送到看守所，守卫互相问：这谁啊，可以拿两斤葡萄糖。有人回答说，别管了，就是那个防“扩散”的。老婆回去以后跟孩子说，坏了，你爸爸大概得了什么传染病了。但到后期，我有点紧张了。第一，给我肉吃了。第二，可以自由散步，只是不能过第一道门。我想，我可能出不去了。但我也有阿Q精神，心想按现在一顿一块肉，在家里还吃不到呢，就坐下去吧。

　　访： 后来怎么又把您放出来了呢?

　　徐大刚： 这要感谢毛主席。有一天，他们态度忽然不一样了，要我写检查。我检查早就写惯了，上来就戴个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大刚”。他们说，不要这么写，干部审查的需要，是正常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写好后，第二天我就被放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前一天毛主席在河南时，当地干部要和毛主席拍张合影，拍照时毛主席说，哎，上海还有一个拍照的徐大刚呢?第二天，就把我放出来了。那是1973年，我已经坐了两年零三个月的牢了。

　　访： 江青把您关进去，您恨她吗?

　　徐大刚： 现在想来，把我关起来还“保护”了我，至少我没有挨斗。不然在外面轰轰烈烈的造反世界里早被斗死了。跟别人比起来，我的境遇好多了。

　　访： 您的家人受到影响了吗?

　　徐大刚： 妻小没受到牵连，出来后工资补发，我保留的几千张底片都在，唯一的遗憾是，“文革”期间，保留在对外友协的十几年来拍的外宾的照片和底片都被烧掉了。

　　若干年后，对外友协要出一本画册，来向徐大刚要友协活动的照片和底片。

　　徐大刚说： 不是让你们烧掉了吗?

　　对方怔忡道：可惜啊可惜。

　　徐大刚说：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徐大刚： 放出来之后，让我每周去市委党校学习一个上午，然后把我下放到长征制药厂。报到第一天，厂长问我会什么技术，我说会机床。才做了一天，这个负责人找我去谈，说这工作劳动强度很大，让我到医务室开点药。医务室的医生从此每周给我开一周的病假，直至粉碎“四人帮”。

　　个人“解放”后，徐大刚曾问这位厂长“为什么不要我上班”。回答是： “你来时，上面关照过，当心这人讲什么东西，第二是不能让他死在厂里，不然你们倒霉。”徐大刚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复出的徐大刚在新华社上海分社短暂地待了一段时间，便来到了《文汇报》社，开始了他摄影报道最后的“黄金十年”。

　　1978年，马达、刘庆泗、张伏年和徐大刚进驻《文汇报》社。徐大刚任摄影美术组组长。

　　访： 您到任时的《文汇报》是怎样的面貌?

　　徐大刚： 我刚刚到《文汇报》时，有个想法，《文汇报》这个报纸是个是非之地。解放以前是个进步报纸，反右时候犯了些偏差，“四人帮”时候成了“板报”。市委把我们四个人调进去，等于是把信得过的、业务能力又强的人充实进报社，运用各自的资源，重振《文汇报》的旗鼓，重新确定《文汇报》的路线。马达来了以后，不像有些人胆子那么小。当时要不是马达，《于无声处》这种东西，旁人是不敢发出来的。我那时候也很支持的，我说：“顶呀，我们一起来的，大不了一起走!”

　　访： 当时《文汇报》的摄影部强不强?

　　徐大刚： 《文汇报》的摄影美术部在当时几个报纸中是薄弱的，我到《文汇报》时，摄影部是名存实亡，连器材也没有。当时还叫摄影美术组，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摄影记者。因为报社在当时情况下不是很重视摄影美术。

　　访： 您做了哪些调整?

　　徐大刚： 首先解决人，其次解决器材。我从过去熟悉的对外友协等其他单位里调了一部分人进来，又下决心从复旦大学新闻系调来一批人。我跟马达说，我要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为什么呢?去采访妇女，男同志有时不方便。总共四个记者一个内勤，三个美术编辑固定下来后，又通过和市委的关系，批了一笔钱款，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四五十万吧，购进两套全套的哈苏，买了各种各样镜头，各种各样机器，把所有摄影记者都配备起来了。我们报社一下翻身了，在上海新闻界，我们是第一位了。(得意的大笑)

　　徐大刚人到了《文汇报》社，他所担任的上海市重大新闻统发任务并没有留在上海新闻处，而是“随身带来”了,因为他在执行任务时，就是“上海市委办公厅的人”。

　　徐大刚： 第三是解决地位。我经常要出去，不能管家，但我是有主张的，就是坚决反对一个东西：摄影记者没有头脑地做各个部的 “出租汽车”。这种轻视摄影记者的言论和比喻，我听了就生气。我们应该有用形象来报道的图片新闻和自己的主题报道。我们不搞配合，不当“出租汽车”。我顶得住,我跟马达也争执过。

　　话说回来，摄影记者在新闻素质、文化修养上是不如文字记者，有的拍好照片连说明都写不出来。我说，给你们三天时间，你们到下面去摸有什么新情况。这样一来，我们经常一起研究，就逐步形成了一种工作气氛，打开了一点局面。

　　访： 您最后的黄金十年是在《文汇报》，《文汇报》区别于其他报纸的特点在您看来是什么?

　　徐大刚： (沉思片刻)它是偏重于“六界”的报纸，不同于《解放日报》这样的党报，又不同于专业性的报纸如《青年报》、《劳动报》。《文汇报》和其他报纸不同的是它确实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一面，也敢讲一些应该它讲的事情。这与它历史的着重面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