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读中国历史，不可不读《史记》。本书以幽默的文风和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了《史记》的三十篇“世家”，即先秦和西汉时期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

姜太公果真是“偶遇”西伯？“三家分晋”有着怎样的前传？越王勾践破吴归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史记》里记录的孔子事迹，哪些是在《论语》里看不到的？得了天下的刘邦，如何应对四面八方的威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诉说着他和韩信怎样的工具人生？靠宫里姐妹上位的兄弟，怎样冲破阴影活出自己？汉武帝的兄弟侄儿，为何出了那么多奇葩？这些古代的贵族为何有着如此奇幻的人生？中华民族又走过了怎样的融合之路？本书将带给你启示。

《血缘：〈史记〉的世家》

陈正宏 著

中华书局出版

重耳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终于回到晋国，成了晋文公。他的伟大抱负，之所以能成功，除了他个人素质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边一直有一批赤胆忠心的好兄弟。

按照《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早在重耳被晋国国内恶势力追杀，不得已投奔母家狄国的时候，就有五位好友相伴而行，他们是：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轸和魏武子。其中的狐偃咎犯，还是重耳的舅舅。而事实上这五位好友之所以能在那样的危难时刻，都坚定地追随重耳，是因为他们是重耳十七岁少年时代就结交下的义士。重耳奔狄那年，是四十三岁，回到祖国做上晋文公，则已经六十二岁，这样算下来，他和这五位的友谊，已经延续了四十六年。可以想见，一方面是同宗同姓之间互相残杀，连同胞兄弟也对他狠下毒手；另一方面，这几位异姓友人却对他一往情深，不离不弃。这种严酷与温情的交织对比，对于重耳此后治国理政时的用人策略，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晋国后来的六卿专权，也与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名字出现在《晋世家》里，属于重耳登基前的智囊团班子中人，而比较特别的，是介子推。

虽然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把介子推算作重耳的“五臣”也就是五位著名跟班之一，但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其他史料作旁证。《晋世家》里介子推的首次亮相，已经是晋文公元年的春天——重耳被秦国派军队护送入晋国，途经黄河的时候。

眼看着伟大的事业马上就要成功了，重耳的智囊团里，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先是咎犯开腔，对外甥、也是新国君的重耳说：“臣下我跟随国君您周旋天下，犯的错也太多了。我作为臣下都知道，何况国君您呢？请允许我从此离去吧。”这当然是矫情啦。重耳要做一把手了，这时候最缺的，就是知根知底的高级领导干部，所以赶紧向舅舅发誓，说：“如果回到晋国后，我有不跟子犯您同甘共苦的地方，河伯都会看到的！”紧接着，他还真的向黄河里投了块玉璧，算是跟咎犯正式结了盟誓。

事情本来可以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同在一条船上的介子推，这时忽然跳了出来，冷冷地笑道：“是老天帮助公子成了大事。子犯却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而要跟国君做交易，这实在是太不知羞耻了。我不想跟这样的人共事。”于是就偷个空，自个儿渡河，走了。

晋文公刚上位，忙啊。虽然想到要给一直跟着自己的小兄弟们和一班功臣加官进爵，但事情还没办完，周王朝那边出事了，周襄王被弟弟姬带给撵出了王城，跑到郑国暂住，只能向晋国告急。晋文公呢，很想帮周襄王一把，发兵打那闹事的姬带，不过又怕阶级敌人在新生的晋国里闹动乱，这一忙就忘了给以前的小兄弟、伟大事业刚胜利就独自隐居起来的介子推加封了。介子推则还是那么倔，不去找晋文公开条件，那自然岗位、工资、奖金和绩效津贴都不会来找他啦。他最关心的，还是一同出道的其他几位的品德问题。他说：“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意思是偷人东西，都要被唤作盗贼，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呢？下级干着这样的勾当，上面却还奖赏这类奸行，上下互相欺骗，这样的同僚是很难相处的啊——顺便说一下，成语“贪天之功为己有”，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他这么絮絮叨叨，他老娘看不下去了，就跟他说：“你为啥不也求个官呢，这样作死地怼，怼谁呢？”介子推却回他娘道：“明明是错的，我再效仿的话，那罪就更大了。我就要发发我的牢骚，不要拿他们的工资。”这么任性的脾气，他娘也没法，就说：“那你总得说出来，让上面知道吧，怎么样？”介子推却回答说：“语言是身体的装饰，我现在身体都要隐藏起来，哪里还用得了什么语言装饰？说了，就是求显达了。”他娘倒通达，说：“你真的要这样吗？那我跟你一起归隐吧。”就这样，介子推到死都不再见人了。

后来据说是介子推自己的一个跟班可怜他，为他打抱不平，写了篇诗不像诗，文不像个文的东西，挂在宫门上，用龙比喻晋文公，用五条蛇比喻曾经追随晋文公五个亲信，说龙已经升上了云端，四条蛇也找到了各自的发展空间，就只有一条蛇独自哀怨，看不到自己该处的位置。晋文公出门，看见这篇东西，马上明白了，说：“这是说介子推啊。我正在为王室的前途担忧，没有考虑到他的功劳。”便派专人联系迎介子推进京，但介子推还是跑了。晋文公还不甘心，派人去找，听说他最后进了緜上山里，就绕着緜上山一圈，都封给了介子推，算是介子推的田邑，号称介山，晋文公作口头批示，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错，同时表彰好人。”

实话实说，介子推在晋国的历史上，无论是正向，还是反向，都没有起过什么明显的作用，司马迁为什么要在《晋世家》里，花这样多的笔墨来写他呢？

其中当然有表彰晋文公虚怀若谷的一面，但我想，最主要的理由，恐怕是这样的例子，能够借介子推的口，侧面反映在权力漩涡里挣扎的人的本能反应，而为晋文公以后晋国大臣的僭越之举，以至最后的赵、韩、魏三家分晋，埋下伏笔。

可以为我们的这一说法提供旁证的，是同样一个介子推，《庄子》里还写了他“割股以食文公”（也就是割自己的大腿肉给落难饥饿的重耳吃）和“抱木燔死”（因为觉得后来重耳背叛了自己，他愤然离去，竟抱着棵大树自焚了），这两件事，后来演变成“割股啖君”和“入山自焚”两个典故，在以后的历史上，是介子推故事的标配情节，而司马迁当然是读过《庄子》的，但《史记》却对那两个故事只字未提，可见司马迁对于介子推史料的采用，是严格地限定在能够为《晋世家》中心叙事服务的范围之内的。

相比之下，《晋世家》的后半段里，写继位之后逐步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的晋文公的文字，远没有前半段写他因骊姬之难流亡国外精彩。不光不够精彩，甚至还有写失手的时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写到文公伐楚，周作《晋文侯命》，而引出的那个《尚书·文侯之命》的公案。

说是晋文公五年，楚国包围了宋国，宋国就向晋国求救。这让晋文公很是犯难：要救宋国的话，就要跟楚国开打，但楚国对文公是有过恩德的，这怎么可以打呢；但要是不管宋国呢，宋国也是对晋国有过恩德的，麻烦了。这时候老臣先轸，给文公出了个主意，找曹、卫两国的麻烦，帮宋国解套，而楚国因为跟曹、卫两国关系不一般，果然把围困宋国的部队给撤了。

楚国将领子玉咽不下这口气，在楚王的勉强同意下，再度对晋用兵。晋国这边呢，再次用了先轸的计谋，私下里跟曹、卫两国讲和，让曹、卫两国跟楚国掰了，另一方面又把楚国的使者抓了起来，以激怒楚国。楚国军将果然大怒，出兵攻击晋军。结果等待楚军的，是集结在城濮的宋、齐、秦、晋四国的联合部队，楚军自然大败。

因为城濮一战，晋文公一跃成为国际明星。他知道周王朝的价值，就把从战争俘获的楚国俘虏献给周王，还派了一百辆由四匹披着战甲的马拉的战车，和步兵千人前去助威。周天子则投桃报李，派了王子虎给晋文公加封了“伯”的名号，也就是在五等爵位上再升了一级，同时还赐了包括专车在内一大堆礼物给他。晋文公还谦虚，再三推辞，当然最后是一定要叩头接受的了。

《晋本纪》写到这里的时候，下面紧接着，是这样一段文字——

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于是晋文公称伯。

这段文字，除去开头的“周作《晋文侯命》”，也就是周朝方面发布了一篇题为《晋文侯命》的公告，和最后的一句“于是晋文公称伯”，中间都是引文，引用的，自然是出自周王朝官方的《晋文侯命》。

但是，从唐代开始，就有学者指出，这里的引文，是从儒家经典《尚书》的《文侯之命》一篇里节抄来的，而《尚书》的《文侯之命》，虽然也是周王朝方面赠给晋侯的，接受的一方，却不是晋文公，而是晋文公之前好几代的晋文侯，时间也不是周襄王时期，而是周平王东迁洛邑的时候，两边差一百多年呢。

现在看来，司马迁可能是相信了当时的某种传说，而误引了《尚书》的文字。不过，因为《尚书》里时代背景最晚的一篇，就是这篇《文侯之命》（即使是作为周平王赠晋文侯的作品也是如此），那么司马迁的这一误引，反映的应该是西汉学界对于《尚书》下限晚于平王时期的一种流行看法。

《晋世家》所记晋文公以下的晋国国君世系，从晋襄公到晋静公，总共有十六世。这部分文字跟晋文公时期的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许多场合的主角，已经从晋国的国君，变成了本是国君臣子的六卿、四卿和三家。

比如晋灵公，就是那位拿着弹弓，从台上远远地打路人，而最喜欢看路人躲避弹丸的变态国君，他统治的时候，对出身世家、一直在自己跟前唠叨进谏的大臣赵盾很不满，就派了个杀手去暗杀赵盾。没想到赵盾门风清明，品德高尚，感动了那位还有点良知的杀手，但不下手的话又有违君命，结果人没杀，这杀手自己撞树自杀了。

一计不成，晋灵公又施一计，放狗咬赵盾，幸好赵盾有一位他曾经施恩的故人出手相助，又躲过一劫。但眼看着国君是要自己性命的，赵盾也只好走人，还没跨出国门，国内就传来了他弟弟赵穿将军出手杀了晋灵公消息，赵盾也得以官复原位。不过，因为他是晋国所谓的正卿，相当于今天说的主管部门正职，人一直没有离开国境，而国内发生杀害国君的事，他回来以后也没有采取措施镇压动乱，所以晋国的太史董狐，按照的惯例，把这一事件记录为“赵盾弑其君”，也就是赵盾杀了他的国君。

从今天的角度看，赵盾是有点冤枉的。不过，晋国之后的历史，逐步演变为国君和强势的大臣之间的生死较量，其中的卿，也就是大臣一方，对于晋国的国君，从礼制僭越，到兵戎相见，所作所为，从传统意义上讲，说他们“弑君”，是一点也不冤枉的。像栾书和中行偃出手抓捕晋厉公，关了六天又杀了他，还极度侮辱性地只用一辆车送这位前国君下葬，就是典型的例子。

当然，从晋国国君的一方说，自身素质不高，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也是君臣之位最终颠倒的必然结果。晋厉公有上面说的悲剧性的下场，追根溯源，是他上位后要用自己多位小老婆的兄弟，代替当时的各位执政大夫。而晋国末期的晋幽公，居然因为喜欢野女人，半夜出城去幽会，而被强盗要了小命。相比之下，晋国史后期的那些强势的大臣，无论是“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的祁傒，还是运筹帷幄的赵鞅，抑或是大权独揽的知伯，在《晋世家》里无一不是智商高、判断力又超强的人。

晋国，最后就是被这些智商高、判断力又超强的人的后代所瓜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