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权力与建筑》——探寻建筑的特别意义

建筑不只是简单的人类寄居之所，它也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人们习惯于从文化和艺术角度来审视建筑，却很少追问“建筑为什么存在”。

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通过讲述帝国总理府、总统图书馆、水晶大教堂、世贸双子塔等知名建筑背后的故事，揭示了建筑的隐形语言——人们对权力的长久崇拜以及权贵通过建筑表达的无尽欲望。萨迪奇援引历史、地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证据，雄辩地证明了建筑首先是权力的象征，然后才是美的表达。

《权力与建筑》

［英］迪耶·萨迪奇 著

重庆出版社2022年5月版

内文选摘：

希特勒为何如此热衷建筑？

1939年的德国并非成熟的国家，希特勒对权力的把握不仅取决于武力，还取决于他营造令人信服的国家形象的能力。所以他需要各种庆典、仪式和礼节，需要一份安排日常仪式的时间表，这与他万分关注制服、旗帜和徽章的设计是一个道理。

当时，希特勒忙着打造政治体系，他需要给自己的政治体系配上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领导神话。在他手中，领导力不再是公共责任、处理内阁文件、行政事务、公共服务介绍会、务实的日常政治活动等所代表的冷冰冰的官僚职能。在希特勒的想象中，第三帝国要像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统治时期、普鲁士国王时代那样强势，只不过是要套上现代化的外衣罢了。他就像设计新的棋盘类游戏，或是修订体育项目的规则那般，一边实践一边打造自己的政权。他用建筑来检验规则和仪式，尽管这显得颇为可笑。

希特勒想在柏林旧址上修建宏伟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希特勒重建柏林的计划，既有战略考量，又与他随意操纵民众和空间的病态迷恋有关，同时也离不开他对大兴土木的热情，这与帝国总理府的修建如出一辙。1937年，希特勒在纳粹建党纪念日的讲话中大声宣告：“打造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敌人也许会猜到这一点，但我们的人民必须要明白这一点。”

对希特勒而言，建筑是一种宣传工具，是激励追随者、打击敌人的手段，他说：伟大的建筑是医治德国人民自卑感的良药。要想教育人民，就要拿出让人民深感自豪的实物，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给人民灌输信心。作为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有权拥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应该明白，正是这些建筑帮助我们巩固了政权。

柏林的规划者曾准备在20世纪20年代，于柏林旧市中心以西打造新的城市中心。类似的规划早已有之，但认真考虑该规划并在规划中加入标志性建筑的领导人，希特勒还是第一个。视之为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的领导人，也只有他一人。希特勒决心无视柏林旧城，或者说消灭旧柏林，其改造之彻底，就连柏林的纳粹市长朱利叶斯·李波特也深感不安，朱利叶斯曾试图阻挠这一计划。按照希特勒的计划，日耳曼尼亚将会抛弃旧柏林市中心的皇宫、新教大教堂、卢斯特花园，创建一个由政府大楼、商业区组成的新中心。日耳曼尼亚之所以如此令人瞩目，还因为希特勒准备修建大量标志性建筑。从没有哪位领导人会像他这样，在尚未夺取胜利，甚至连国家和军队都还没掌握时，就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规划胜利纪念碑。为庆祝希特勒的五十大寿，施佩尔送了个凯旋门的模型给希特勒。这个模型非常大，底下甚至可以站人。这个凯旋门如果真的建成，实物将高达117米，比拿破仑的凯旋门高一倍多，靠近新柏林中轴线的一端。至于中轴线的另一端，希特勒则打算建造一座大教堂。但是希特勒好像不怎么关心另一个问题：在没有军队行进的时候，这条两侧各种三排大树，中间配有76米宽绿化带的中轴大道要做什么用？它就像一道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柏林一分为二。

大会堂的基座是边长为483米的立方体，由石头砌成，南面为敞开式柱廊设计，看起来好像张着口的长方形信箱。穹顶像一个膨胀得可怕的肿瘤从基座上缓缓渗出，其顶部原定是一个灯笼式天窗——严格来说，这是巴洛克风格，而不是罗马风格。希特勒的想法多变，天窗的设计亦是几经变化，最后他选中的方案是把顶部设计成地球仪，上面还有一只利爪外露的展翅雄鹰。如果从下方近百米的国王广场往上看，在合适的位置可以看见地球仪下半部分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想看西北欧的话，那就只能从空中俯瞰，或者去施佩尔工作室看模型。希特勒曾经多次和这个模型合影，照片中，他正在低头看新柏林的模型，他的身影就像远山或初升的明月那般笼罩在城市之上。

大会堂前广场的东侧是旧的德国国会大厦。国会大厦本是一座地标，但若它周围整齐的纳粹“纪念碑”得以建成，这座原有的地标就会被衬得像玩具一样渺小，会堂的另外两侧计划修建希特勒的最高司令部和希特勒的新宫殿。20世纪90年代德国重新统一后，新修的总理府恰好就在拟建的最高司令部和新宫殿旁边。日耳曼尼亚的两条轴线并非单一的直线，各个部分皆围绕着巨大的广场和大型标志性建筑铰接在一起。施佩尔和希特勒选择把庞大的新总理府放置在两条轴线的交会之处，让它矗立在整个城市最特殊的位置上。工程如此浩大，希特勒到底是要设计一个真正的城市，还是要建造一个检阅场，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承接此项目之前，施佩尔并没有城市规划的专业知识或经验。

在施佩尔的新柏林里，不存在多样化的可能，个人也没有选择权，人们只能用一种方式理解新柏林，那便是歌颂缔造这个城市的政权。希特勒曾提到，他决心将柏林打造成一个“就算是外地来的农夫，也会被大会堂感动”的城市。

希特勒想要打造自己的罗马城，这个念头为什么会让我们心生不安呢？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项工程若能完成，他便能为所欲为，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还免受后世的批评或异议，如此一来，新柏林将会变得坚不可摧，即便后人能彻底拆除每一座单体建筑，中轴线上也会留下明显的痕迹。不管希特勒的建筑有多么压抑、死板和笨拙，如果不考虑建筑所传达的信息，仅凭它们巨大的体量，我们很难解释我们为什么如此崇拜罗马，甚至想要将罗马城的每一个碎片都保留下来，却不喜欢希特勒的。

日耳曼尼亚若能建成，则代表阿道夫·希特勒胜利了，二者相互成就。希特勒将日耳曼尼亚视为一次尝试，他这么做是想震慑世界其他国家，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宣传战，其目的是彰显和歌颂第三帝国，让追随者紧紧团结在希特勒构筑的德国梦之下。希特勒的建筑代表着他追逐权力、征服他人的欲望。“即便有朝一日所有的史料都消失了，历史学家依然可以从第三帝国的建筑中读出希特勒统治全世界的计划。”施佩尔如此写道。

施佩尔曾以“打造拥有遗迹价值的帝国建筑”为借口，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使用大理石、花岗岩这样昂贵的“真材实料”。但是在战争结束时，这些建筑看起来是那么的空洞。在盟军炮火轰炸下，帝国总理府的荣誉议庭变得千疮百孔，青铜大门早已被拆走，用于来抢救伤员，整座建筑与“高贵的遗迹”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这里到处散落着弹药箱和战地食堂的食物残渣，在等待最后的日子里，帝国总理府里不断上演着任意杀戮的疯狂和终日沉迷于酒精的堕落。战后，施佩尔甚至声称，他曾计划向碉堡的通气管道里投毒，从而将自己打造的建筑变成反对“元首”的武器。至于该计划是否存在，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的德国是个和平国家，是欧洲最不可能的侵略者，但即便如此，这些建筑依然会让我们不寒而栗。希特勒所打造的建筑残片已经失去了震慑和威胁他人的力量，但它们仍然不是平和的建筑；它们既是希特勒世界观的物质表达，也是希特勒世界观的象征性表达。它们意味着希特勒放弃了现代城市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表达了他利用纳粹建筑的塑造效应，用公共认同取代个人主义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