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

玛丽·道格拉斯 著

熊 畅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对“风险”，我们仍知之甚少。某些风险被人们广泛认知和重视，而其他风险却被忽略。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深入社会内部，从人们的日常对话、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编造的借口中掇拾出常识性的风险观。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感知、归因风险的差异，解释了道德、政治等因素如何形塑风险，达成社会整合。她对当时的经济学、科学与心理学进行了批判，认为鼓吹现代风险识别的技术中立性，实则撼动了风险作为理解和处理危险事物方式的存在本身。

>>内文选读：

自然原因

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之间的界限总是在分配责任的社会过程中不断被划定。这一界限也因此永远处于争议之中，波澜起伏、毫不稳定，反映着当前的文化偏见。首席法官罗斯·伊丽莎白·伯德最近抗议说，面对允许土地所有者“仅仅对大自然放任自流”就能逃避所有责任的规则，“我们应当摒弃人为条件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区别……因为这规则蕴含着不公”。正是基于这种规则，马布里一家拥有土地的公司以不能对所有自然灾害负责为由，拒绝承担山体滑坡损毁房屋的责任（《洛杉矶时报》，1981年12月21日）。“正如上帝之作为与人类之作为于概念上是相互结合的，意图、意外与事件之间的这些区别也是如此”。伯顿、凯茨和怀特一直认为“危险，从定义来看，是种人类现象”。费斯科霍夫等人也如此认为，不过，这么说可比将它考虑进后续分析中要容易得多。

即使危险被定义为“无力应对的事情”，这也仍然是处于行动者模式下。不过这个定义至少将物理原因和物理后果这二者与理性主体的应对能力衔接起来。这更接近感知理论，因为它允许从关于应对手段的预期中，生发出危险性的质（quality），况且，对思考风险可接受性来说，感知理论是必需的。

自我豁免

国家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经验表明，消费者情愿在价格上稍加节约，也不愿多花一点点钱来提升安全性。熟悉感似乎给了生活在洪泛平原上的农民、烟民以及交通道上的行人和司机信心；那些生活在核电站附近的人比其他人更不担心辐射的危险；工程师和机械师也往往对自己的技术过于自信。在一些高风险职业中，收益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和熟悉度。不过，熟悉感也常常在以另一种方式起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危险往往被忽视。而在概率标尺的另一端，最罕见、低概率的危险也总是被淡化。将这些倾向放到一起来看，个体似乎切断了他对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的感知，这使他眼前的世界看上去比实际的更加安全；同时，个体也切断了他对低概率风险的兴趣，遥远的危险随之消失不见。对于具有良好生存适应能力的物种来说，忽略低概率事件似乎是非常合理的策略。对所有低概率的灾难一视同仁不仅会分散注意力，甚至会导致危险的对于焦点的丧失。从物种生存的角度看，如果自我豁免意识能让人在危险中保持冷静、勇于尝试，不因失败的迹象而失衡，那么这种意识也是适应性的。这无疑是人类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之间一个有趣的区别。也许，一些有关社会行为演化的问题可以分解成两个可检验的命题——信心的社会来源，以及过度自信对人类的巧妙影响。

是时候正式检验一下人类了，看起来他们并不擅长理性思考，记忆力也很薄弱且不稳定。

记忆研究

记忆研究高度依赖语言，但人类的记忆和认知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言语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动物实验室中开展的众多与人类失忆症相对应的实验，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纳达尔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类的记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语言相关联。人类对危险的部分反应根植于我们的动物本性中。这就是与人类的风险感知有关的心理学知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原因之一。此外，人类记忆研究也表明，我们不能通过研究记忆的弱点来研究人类的认知。就像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著作《记忆》（1980）那样，它更多谈及的是我们为什么会遗忘，而不是我们如何记忆。后者似乎明显是任意的。

就人类的记忆而言，事物的存储与检索取决于人们对注意力的控制，而注意力又取决于社交信号和社会压力，因此这意味着，问题已经转向正确的方向，关注个人对社会经验的编码。

心理学家建议那些知道风险究竟是什么的人把注意力放在与普罗大众进行更好的沟通上。然而，通常那些明智的建议，比如这个例子中的风险教育，并未取得振奋人心的成绩。

一个人越孤立，他的社交网络就越脆弱和分散，他的决定就越不会受到公众审查，他所能接受的风险标准也就越能够由自己来设定。但是，只要有社群存在，风险的可接受标准就要经历辩论，并在社会上得到确立。这项活动构成了定义社群的基础。

一个社群会利用它共有的、积累的经验来确定哪些可预知的损失最有可能发生，哪些可能的损失最为有害，以及哪些损害可以预防。社群还构建了行动者的世界模型，以及判断不同结果是严重还是微不足道的价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