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貌不惊人、衣着朴素，常常光脚漫步在雅典的大街上；他教导人们独立思考，他充满智慧，却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他生于雅典、深爱雅典，曾为雅典而战，却遭到雅典人的不公正审判，最终以一杯毒酒结束生命。他是“哲学的化身”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是一部短小精悍又精彩纷呈的传记，它记叙了苏格拉底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历程，探讨苏格拉底的主要思想，同时全方位描绘了与苏格拉底交往的人们以及雅典的城市生活图景，展现雅典这座苏格拉底挚爱之城的纷争与衰落。书中叙事简洁清晰，跳出了柏拉图的叙事围城，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描绘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苏格拉底、每个人心中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

【英】保罗·约翰逊 著    郝 苑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

毋庸置疑，苏格拉底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之一，然而，正所谓熟知非真知，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动描绘不少，关于苏格拉底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却不多。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激起了人们的一系列疑问与困惑：苏格拉底何以被德尔斐神谕称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这个最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却主张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这个主张自身无知的人又为什么会强调知识与美德的关联？既然知识与美德存在重要关联，苏格拉底何以又会认为美德是无法传授的？一生都将美德当作自身哲学主要关切的苏格拉底，何以会被控诉犯下了败坏雅典青年的罪行？倘若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不公正的，苏格拉底为什么不选择逃离雅典，而是坦然接受了这次不公正审判的死刑判决？

应当说，这些疑惑并非仅仅导源于可靠历史材料的缺乏，这也与苏格拉底表述自身信念的方法有关。正如王尔德所言，“真理之道乃悖论之道”，苏格拉底大概是最熟练地使用王尔德所倡导的这种反讽手法的西方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的反讽手法所产生的种种悖论式的论断，也为理解他的哲学与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克尔凯郭尔就敏锐指出了理解苏格拉底的困难的关键所在。

苏格拉底所最注重的是他的一生和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他没有著书立说，后世对他评判也就无所凭依；我想象我即使和他生于同世，他也会永远难以捉摸。他属于那种我们不能只看外表的人。外表总是指向一个相异和相反的东西。有的哲学家谈论自己的观点，而在谈论中理念本身就会明确地呈现出来。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的话总有别的含义。总而言之，他的外在与内在不和谐统一，其实毋宁说他的外在内在总是背道而驰：只有从这个折射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他。显而易见，理解苏格拉底迥异于理解大多数别的人。

这也就意味着，仅仅僵死地依靠一种实证主义式的史料堆积与梳理是完全无法把握到苏格拉底思想与生存的实质的，归根到底，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要由有经验和有性格的人来书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凭借丰富的社会经验、敏锐的批判意识、宏大的智识视野与广博的学识，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撰写的这部铿锵有力而又生动的《苏格拉底》，为深入理解苏格拉底，澄清上述困惑带来了诸多相当有价值的启发。

苏格拉底的著名研究专家格雷戈里·弗拉斯托主张，苏格拉底思想的“核心悖论”是他关于无知之知的宣言，也就是说，当苏格拉底得知德尔斐神谕的内容时，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正是他的无知才让他成为当时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根据约翰逊的提示，要对这个悖论形成恰当的理解，就必须参照雅典智识氛围的历史语境。

众所周知，在苏格拉底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由伯里克利来统治雅典的。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不仅在文化艺术与商贸经济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军事与政治领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通过领导希腊人粉碎波斯帝国的两次入侵，创建提洛同盟，雅典在诸多希腊城邦中确立了它的优势地位。可以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已经成为整个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雅典的统治阶层与市民阶层无不沉浸于乐观主义的巅峰之中。

乐观主义固然可以极大地提升雅典市民的自信，让他们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城邦的各项建设中，然而，很多事物恐怕都难以摆脱“物极必反”的规律。当雅典的乐观主义走向极端、偏执与虚妄时，这种乐观主义对雅典城邦的深远影响就很难说是正面的。正如丘吉尔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前普遍流行的乐观心态所做的评论，“极端的乐观主义，让投机事业变得愈加疯狂……人类能发挥最高的技巧和辛勤，当然是好事，因为这对彼此的利益都有难以计算的好处。可是实际上所取得的成果，远远不及所带来的虚荣、幻觉和贪婪，直到那种带着光环的外表被破坏得体无完肤”，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雅典的乐观主义。这种极端的乐观主义让雅典的政治家对自身与斯巴达的军事实力做出了错误的评判，并使雅典在其后发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无知地自信的人表明他们自己不是勇敢，而是疯狂”。

应当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遭遇失败之前，雅典人毫不动摇地普遍持有这种乐观自信的政治态度，而这种政治态度也深深影响到了他们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的智识态度。苏格拉底热衷于与各个阶层和行业的雅典人进行交谈，在交谈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政治家、诗人还是工匠，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即总是自以为知道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苏格拉底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无知，而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无知，后者的无知更加糟糕，因为把不知道的事物臆想为已知的事物，这恰恰是思想中所犯一切错误的重要根源，“唯有这种无知被冠以‘愚妄’之名”。相较之下，“真正的无知是更为有益的，因为真正的无知很可能带有谦逊、好奇和虚心等特点；而只具有重复警句、时髦名词，熟知命题的能力，就沾沾自喜，自以为富有学问，从而把心智涂上一层油漆的外衣，使新思想再也无法进入，这才是最危险的”。

因此，苏格拉底比其他雅典人更有智慧的原因在于：苏格拉底对自身无知的认识，让他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他会由于自己的智识困惑而不断去反思世界与反思人生，而真理的探索恰恰就因这样的困惑而生。大多数相信自己的看法已经是真理的雅典人就不太可能如此努力地去做这样的反思，他们难免会将自己的心智封闭在流行的偏见与谎言中而不自知，他们对自己持有的信念越自信，他们就可能离真相或真理越远。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主张自身无知，并不是像怀疑论者或虚无主义者那样要否定真理的存在，恰恰相反，他是希望通过揭示普遍存在的无知来培养一种智识上的谦逊品质，以便于让人类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追求真理。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为了通过知识达至真理，“主体必须改变自己、转换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与自身不同”，“如果认识活动没有通过主体的改变来做准备、陪伴、配合和完成，它是无法最终给出通向真理的道路的”，因此，通过知识获取的真理就不是完全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真理，而是对主体拥有某种塑造作用的真理。“真理就是让主体澄明的东西；真理赋予它真福；赋予它灵魂的安宁。简言之，在真理和通向真理的途中，存在着完成主体自身、完成主体的存在或改变主体形象的某种东西。”

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并不仅限于让主体把握住真理，而且还要通过直言的方式将这些通过认知活动获得的真理公之于众。苏格拉底的直言探讨的主要不是技术和能力，而是“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关联着本质的、基本的说真话实践。在关心人的领域说真话，就是质疑他们的生活方式，考验这种生活方式，界定其中哪些可以被鉴别为、被承认为好的，相反，哪些应该被抛弃、被谴责”。

正是依循以上这条思路，苏格拉底将知识与美德联系了起来。为了通过求知获得真理或真相，一个人就必须拥有谦逊的智识品质，就必须拥有开放豁达的理智德性。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接受了真正的知识与真理，那么他就会改变他封闭于种种幻相的庸常生活方式，消解他原有的傲慢、偏执与狂热，进而形成理性而又有节制的美德。

苏格拉底深信，“无人自愿作恶”，人们选择作恶，通常是缺乏知识导致的恶果。倘若缺乏必要的知识，一个人就会误认为某些恶行有利于自己的真实利益，某些招致自我毁灭的欲望是值得追求和满足的，某些投机与冒险的愚蠢行为可以从虚幻的宏大叙事中获取崇高而又辉煌的意义。倘若拥有充分的知识与理性，一个人就会抛弃这些恶行、疯狂的欲望与投机冒险的行为，逐步形成审慎节制与勇敢公正的精神品质，进而导向一种拥有美德的幸福生活。总之，在苏格拉底看来，在一个人培育自身美德的过程中，知识与理性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节选自《苏格拉底》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