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专业研究可以为谈论公共事务提供合法性（之二）

本报记者 李纯一

文汇报：您在《异议》上的文章还提到，“我们左派知识分子辜负了我们的总统和国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更广大的听众讲话，我们在媒体上几乎没有舞台，基本上没办法影响公众舆论。”那么，为什么左派知识分子不能像保守派那样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确可以“求同存异”、“团结一致”？为什么左派会那么重视彼此之间的细微差别呢？

AKH：我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谁控制我们的媒体，以及我们的渠道是什么。二是美国左派是怎样相互沟通的。我先从第二个问题说起吧，因为这是我在《异议》那篇文章里着重谈的。

美国左派在1970年代以后没有达成一致。左派认识到市场不能、也不该成为像现在这样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在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替代方案——也就是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好像没什么实质内容。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概念。左派辩论的核心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经济引擎，同时坚持所谓“失败者”是需要被恰当地、人性地对待的。我们始终相信，应该对资本主义有所管制，而不应放任自流，让它肆无忌惮地凌驾于绝大部分普通人之上。但是，对于如何控制、采取怎样的机制、如何限制巨大财富的累积及其压倒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问题，左派内部存在很大的分歧。左派总体上同意说要做些什么，但是在怎么做的问题上，我们没能达成任何共识。

再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参与公众讨论，尤其是在大媒体似乎都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徒给控制了的时候。克鲁格曼阐释了一个独特的进路。他那么受欢迎，是因为他能够用许多左派认同的方式发声，而且对独立思想家来说讲得也很在理。他的分析周到有力，并且通过《纽约时报》这样的平台，可以被很多人读到。但他真的是个特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中国都这么有名。可是，对右翼来说，这样接近舆论的渠道、平台要多得多，包括福克斯（Fox）电视网、大众杂志如《时代》周刊，还有专事分析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许多像《国家》（The Nation）和《纽约书评》这样的左派杂志，相对来说真是非常小众。而有限的媒体进路也就限制了左派的影响力。

文汇报：那么，又该如何改进这样的局面呢？您在《异议》的文章中提到，电视辩论和电视剧比方说《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都是可以效仿的。那么，您认可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或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这些学者通过网络公开课来多多少少传播自己的理念吗？这样的传播确实是可取的办法之一吗？

AKH：互联网无疑是很强大、且在不断生长的机制，虽然我得说像我这样的年纪已经不怎么能享受它的好处了。它的政治影响力很大，像“占领华尔街”运动就非常有效地运用了互联网来号召人们关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多年来人们忽视的问题，现在重被提及——是否应该限制财富，以使民主得到繁荣。现在传统媒体对左派这样疏离，我想互联网应该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真的是很乐于看到现在二三十岁的这一代年轻人运用互联网——不仅仅是表达抗议，更是在这个愤愤不平的群体中创造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互相汲取力量。像环境保护之类的运动也在这方面花了大力气。确实，互联网是新希望的所在。因为《白宫风云》虽然拍得那么好，但是已经播完了，与其等待下一部能具有那么大政治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不如通过互联网来创造我们自己的利益共同体。

文汇报：我们设想一个学者经常在“脸书”或“推特”上对各类公共事务发言，他赢得了很多粉丝，但结果会不会损害其学术研究的专业性？这是不是也是托尼·朱特所说的现在知识分子必须符合民众期待，对所有问题都发表意见——而这其实会伤害到知识分子做一小块专门知识的累积？

AKH：我希望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学者能够、而且也会在不伤害他们自己做好研究的前提下，谈论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公共议题。我们回到保罗·克鲁格曼，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之外还有一个博客，每天都会更新，他也经常接受电视采访。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是用自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专业知识在说话。当然，他愿意对他小小的专业领域之外的议题发声，是会让某些人觉得不那么可信，特别是那些右翼人士，觉得他只是个为辩而辩的论辩家。但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和观众来说，因为他是一个权威经济学家，这就让他更可信。这伤害到他自己的研究了吗？我想并没有。

另一方面，学者有责任将研究所得致用于公共领域，其专业知识的探索积累正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参与公共领域互动的个人可以利用也应该加以利用的。比方说，你问我很多事情，但我其实从狭义上来讲只是研究劳工史和妇女史的历史学者；要是没有这些专业知识，我不会来到中国——这就是我的专业给我带来的平台。那么，我在这里是应该只谈论我小小的专业领域呢，还是应该从中得出更广大的结论，讲给感兴趣的观众听？比方说，我对工薪妇女的研究，让我得以讨论女性工作转变对家庭有怎样的影响、为什么女性没有被纳入政治进程、怎样来解释希拉里·克林顿的身居高位。我希望观众会愿意听我说，因为我研究这些题目好多年了；我也希望回去以后能够继续我的研究，在这里收获的问题、遭遇的对话已经给它带来了新的影响。

刊《文汇报》2012.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