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一场建筑形式的讨论和竞争无疑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专家不仅给中国建筑领域带来了技术和经验，也带来苏联的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吉国华认为，“民族形式”建筑理论在当时大行其道，主要是由梁思成等人以苏联理论为依据积极推动民族形式而造成的：“梁思成在‘文革’期间交代过，1949年第一次在北京和苏联专家见面时，对方就向他提出建筑要做‘民族形式’。”

林徽因和梁思成

虽然梁思成一开始对于“学习苏联”也怀着抵触情绪，但在“民族形式”这个问题上，他找到了共鸣。1952年12月22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提到了两个人——穆欣和阿谢普可夫。前者是都市计划专家，当时在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工作；后者是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在清华讲授工业建筑和苏联建筑史。梁思成表示受两者影响很深，并将苏联专家的思想帮助概括为五点：建筑要服务于“对人的关怀”；建筑是一种艺术；要明确认识建筑和都市计划的思想性；一个国家、区域、城市的建筑的整体性；建筑的民族性。

1953年10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根据其先前访苏的所见所闻，作了题为《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专题报告，提出“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随后，他在1954年《建筑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将中国建筑特征概括为单体建筑的三段式、左右匀齐对称的平面布置、木材结构、屋顶、梁柱交接的露头和雕刻处理等九点（梁思成著、林洙编《梁》）。吉国华指出，为应对“民族形式”的需要，中国建筑师回头向1920—1930年代“取经”。1953—1954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都在兴建“大屋顶”：“那一时期建造的很多建筑，应该说都是‘大屋顶’的具体实践。”

当年报纸上刊登讽刺“大屋顶”的漫画

建筑术语里并无“大屋顶”之说，只是后来展开对建筑领域的浪费和复古主义的讨伐时，它才成了一个对当时盛行的民族形式建筑带有贬义的特殊称谓。1955年，在全国报刊、建筑界和清华建筑系的一片声讨中，梁思成抱病写了《大屋顶检讨》（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大屋顶”盛行一时的确与梁思成的极力推动有关，但从至今还有很多人误以为“大屋顶”是“苏联式建筑”这一点上来看，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之难以抵挡的“威力”。

作者：荏山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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