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普遍被视为是向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致敬的作品。有一种观点认为，非虚构的开山者或鼻祖型人物是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并非是他的自传和生平，他既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写自己目击的各种事件，以及他对时代的感受和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写出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图为《布达佩斯大饭店》剧照。

（本版用图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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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非虚构”写作在我国逐渐成为一种现象和潮流。不少作家有意抛却文学的虚构性，从书斋中“出走”，走向都市企业、打工族群、民居民宅、田间地头，甚至厚厚的历史卷宗，以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现实生活中某一群体或个体的口述或记忆。例如阿来的《瞻对》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归入报告文学比较勉强，作为非虚构文本则比较切合。

非虚构是抵达真实的另一种方式。它与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新闻报道式写作和以“时代报告”重大题材为主的“报告文学”写作之间虽无明显的界限且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在题材的宽阔度上，在逼近真实的方式上，在主体的自由度上，在主体精神的渗透深度上，仍然显示了自己的某种价值指向。非虚构似乎更侧重个人记忆和主体感悟，更侧重于发现、见证、记录那些被时代洪流所遮蔽的暗流涌动。

欧美文学界，虚构与非虚构平分秋色

在中国，小说家的地位很显赫，文学的荣誉百分之七八十归于小说家，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才归于纪实作家或其它作者；而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虚构与非虚构至少是平分秋色，甚至，非虚构作品占的份额还要大一些。这已成为近些年来新的阅读风尚。

早在20世纪中叶，一些美国作家发表了一些非虚构作品，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当然是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它们均拍成了电影。这两部作品都以杀人犯为主角，描述了杀人犯也非彻底“冷血”。作品皆取材于真实案例，但都进行了文学性扩写，采访的深度和所下的功夫之大，不亚于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它们拥有新闻报道和法律陈词无法表达的复杂性、深刻性和丰厚性，在当时，甚至被有人誉为“当代文学的巅峰”。

1973年，汤姆·沃尔夫编辑出版了著名的文学选集《新新闻》，收纳了不少杰出的非虚构作家的作品。于是，推波助澜，美国兴起了一个“新新闻主义”或“非虚构小说”的浪潮。这是否即非虚构的源头呢？

我想不是。我认为非虚构的开山者或鼻祖型人物应该是茨威格。正如《昨日的世界》的译者舒昌善所说，虽然茨威格在给友人信中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但《昨日的世界》并非是他的自传和生平，作品的副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茨威格既写他亲身经历的事件，人物，也写他目击的各种事件，在此基础上，写他对时代的感受，他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写出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他在1941年还写了《巴西：未来之国》。茨威格总体的风格是客观陈述，娓娓道来，突出个人感悟，他总是从历史、地理、文化等脉络入手，展现被遮蔽事象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目前，“非虚构”虽无公认的定义，似乎也不可能有，但茨威格这种既非自传，也非回忆录，重在目击、见证、揭示心灵的真实的写法，奠定了非虚构的某种本质特征。他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中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

《寻路中国》是彼得·海勒斯目前在中国出版的三本非虚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其余两部是（《江城》《奇石》）。他也是让“非虚构”三个字在中国大陆得以普及化的作家之一。他在《我的老师麦克菲》中谈到有关“非虚构”的定义：这种体裁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名称。一些人称之为“记述性非虚构作品”、“创意性非虚构作品”、“文学类非虚构作品”或“长篇新闻报道”。在彼得·海勒斯看来，“非虚构”以否定的句式下定义，本身就是个奇怪的词。但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非虚构写作课”的教授约翰·麦克菲（也是彼得·海勒斯的老师）强调：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几十年来——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类作品在美国愈加受人重视。美国是个大国，读者众多，支撑起《纽约客》这样周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杂志的，正是非虚构作品。

“如何讲述真实”越来越受到重视

“如何讲述真实”是非虚构的核心问题。如何一下子从各种毛糙的感受中一把拎出那最耀眼的细节，是考验作家的时刻。如何活生生地、毛茸茸地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是非虚构的重要命题。奈保尔曾谈到“作家视角”的问题。他讲述了“从看不见到看见”的过程，其实，就是“如何呈现真实”的另一种说法。“对一切都不视为想当然，每时每刻都看到、触摸到而且感觉到，以一种宗教的方式来赞美这个实体的世界”，如此，作家便会“看到更多”；否则，如果习焉不察，肤浅地看待世界，那么，世界依旧会被遮蔽着。

非虚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强调呈现细节的真实，显现出一种对常规的拒绝。作为一种文学的讲述或者小说的叙事，细节真实的意义不可低估，而非虚构写作的倡导者则相信眼见的比虚构的更真实，或可以说，叙事不足，经验补之。其潜在的含义就是现实比文学更真实，更具有戏剧性，这是非虚构作家试图接近更真实的现实的努力。当然，这里也隐含着一个理论能否自足的问题，比如眼见真的为实吗？非虚构之“非”在何种程度和意义上抵达了真实，这是需要思考的，诚如有人所言，非虚构写作“试图以体验的形式来接触一种新的生活，接触一个新的群体，所得的感受和认识，也难保不会失真。这种真实，终归是有限度的，非虚构之‘非’，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接近真实的努力与意愿。”这种提醒非常中肯。

在我国，“非虚构”写作引起人们关注，大约开始于2010年《人民文学》编辑部首倡的“行动者计划”及其开辟的“非虚构”专栏，当然，并不是说具有非虚构内在品质的作品这时候才出现。非虚构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早有表现，近年来，不少作家更有意抛却文学的虚构性，从书斋中“出走”，走向都市企业、打工族群、民居民宅、田间地头，甚至厚厚的历史卷宗，以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现实生活中某一群体或个体的口述或记忆。这种“走向民间”、“以写作见证时代”的风气甚至形成了一股不小的“中国非虚构”写作潮。非虚构在当下中国，其介入现实的方式及其表现对象的特殊性，在于对被淹没的真相的重新发现，而不在于情节是否生动，想象力是否雄奇。作家试图用一种新的语汇，新的对话方式，或者一种新的体验方式完成一种文本的意义结构，该是一种曲径通幽的意义呈现。

批评家对非虚构之所以葆有热度，在于对这样一种命名、概念的非文学性的质疑，看到它与传统的文学观相距甚远。但是，面对非虚构，人们热议得更多的是一个概念的周延，而非一种思潮的力量。应该说，批评界对非虚构观念的当下意义还没有完全认识。概念引介的讨论更多会停留于一种文体内部的理论问题，而不是直面非虚构文学观念的冲击性。

事实上，非虚构倡导者和部分写作者对于这一概念本身包孕的内涵已有较为清醒的自觉。他们标举“见证者”、“亲历者”、“记录者”的身份，以免陷入与其他文类的纠缠，认为与传统文学纯粹“虚构”的区别在于，非虚构也是一种抵达真实的方式；与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新闻式的写作和以“时代报告”重大题材为主的“报告文学”写作之间的差异在于，非虚构以突出的个体眼光，发现、见证、记录那些被时代洪流所遮蔽的暗流涌动。在题材的宽阔度上，在逼近真实的方式上，在主体的自由度上，在主体精神的渗透深度上，非虚构显示了自己的价值指向。这样的自觉和争论在美国、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已讨论过，不是新鲜话题。我们关于非虚构的讨论却“迟来”了半个多世纪。

渴求真实的诉求反应在文学上，便是当下中国文学非虚构写作勃兴的真实动因。在中国，“非虚构”三个字虽是舶来品，但大众对真实的渴望，由来已久，到了新世纪，五四新文学时期既已确立的作家与基层民众沟通与对话的方向将进一步得以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非虚构”从概念到观念，以事实接近真实，即使它是舶来的，也将经历有效的中国化过程。

（本文发表时因篇幅限制有删节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

组稿：范昕

《巴西：未来之国》 《冷血》 《寻路中国》 《人类群星闪耀时》 《新新闻》 《中国在梁庄》 《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