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标志着戏剧家陈彦向小说家陈彦成功转型的话，那么，由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长篇新作《装台》，就不仅把陈彦提升到了当代实力派小说家的前锋行列，而且突出地显示了他在文学写作中长于为小人物描形造影的独特追求。

《装台》的主角刁顺子，是装置舞台背景与布景的装台人。行当是新兴的，活路是下苦的。“好多装台的，不仅受不了苦，而且也受不了气，干着干着，就去寻了别的活路，唯有顺子坚持了下来，且有了名声。”刁顺子所以坚持了下来，一是觉着自己的能耐，只能挣这种“下眼食”，二是啥活都带头干，“账也分到明处”。而“啥事都能下苦，就没有装不起来的台”。

但装台人的生计决非一味下苦那么简单。装台时，顺子他们要面对不同的剧团、剧种与剧目，要装各种各样的舞台;还要面对不同的导演、灯光师和舞台监督，看各种各样的脸。有时还得经常挨宰受骗，干完活不是拿不到钱，就是找不到人。回家后，像顺子这样拖家带口的，又有毫不通情达理的大女儿菊花总是恣意刁难新任妻子蔡素芬的家庭难题，想了各种办法，也难以完全破解。刁顺子的心情，很少顺畅，刁顺子的人生，很少顺遂，他的名字与他的遭际真是形成了绝大的反差，或者说他的名字对他的命运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但就是这样一个步履维艰、自顾不暇的装台人，却硬是承受着种种苦难，忍受着种种伤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和微薄之力，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们，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渐渐地显示出俗人的脱俗与凡人的不凡来。猴子装台时被轧断了手指，他跑前跑后找寇铁，挨骂受辱地要来了三万元补偿费;墩子在寺庙装台时惹下大祸开了溜，他代为受过在菩萨像前顶着香炉跪了一夜;在素芬离家不归，自己也对装台心生倦意决定自我退休后，在弟兄们的一再央求之下，他又再度出山，重新拢起了装台的团队。而他接连娶过的三房妻子，与其说是爱情在主导，不如说是善心在作祟。娶第一个妻子田苗，他是想为这个劣迹斑斑的女人洗刷过去的污点;娶第二个妻子赵兰香，是看在可怜的孤儿寡母需要有人照顾;娶第三个妻子蔡素芬，则始于雨中撞人之后的怜香惜玉。但顺子是认真的，一旦娶了，就以诚相待，不离不弃。即便是悄然离家的素芬，也在留言的纸条里言之凿凿地说道:“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你会有好的报应的。我无论走多远，都会为你祈福的。”“世上还有你这一份情感，还会温暖我好多年的。”以诚待人，给人温暖，这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装台人，在艰窘的人生中释放出如萤火虫一样的自　带的亮光，这份亮光也许还不够强盛，也不够灼热，但却在自己的默默前行中，映照着别人的行程，也温暖着他人的心怀。

由此，刁顺子这个小人物，便因其自持而不自流，自尊而不自卑，自强而不自馁，明显地区别于“底层写作”中的小人物，而有了　自己的内涵与光色。作品中的刁顺子，面对瞿团、靳导、寇铁等人，许多时候是低三下四的，那并非是他奴颜媚骨，而是他知道“有这么个固定饭碗不容易”，更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叫责任的东西”。每一次装好台的彩排与演出，顺子都站在大幕之后提心吊胆，直到大幕落下，观众鼓掌，才“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只求装台成功，不求自己有功。

那场《人面桃花》的演出中，因扮演狗的演员因故不能演出，顺子去临时顶替，装台的人终于登上了舞台，格外看重这个难得的机遇，于是便抓住机会尽情表现，他忍受着难言的痔疮的疼痛，把活着的狗演得活灵活现，把死去的狗也演得死不瞑目，终于酿成“死狗疯了”的演出事故。这场给顺子带来极大耻辱的演狗事故，看似属于舞台上失却　自控，过了火候，又何尝不是顺子借着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经由演狗来向世人作无言的倾诉?　顺子在心里大骂“狗日的狗”，他自知自己的舞台就是装台，“什么也改变不了，但他认卯”。这里的“认卯”，既是认命，也是认理。因为认命，他甘于继续他的装台营生，因为认理，他又接纳了大屌媳妇走进自己的家门。他依然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者自己的为人理念，继续着自　己的人生行走。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菊花怎么看。他的执拗与硬气，来源于他的柔肠与善心。小角色的大担当，小人物的大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装台》读来让人目注神随，读后令人心猿不锁，还充分表现出作者在故事编织与文字调遣上的深厚造诣与不凡功力。这里简说细节描写与方言运用两点。为使装台这种枯燥的活计看来生动有趣，作者一方面浓墨重彩地写“给半空灯光槽运灯”，顺子两脚不着地爬高登低;一方面见缝插针地写装台工们的彼此嘲弄和相互打趣，让一次次的装台活计变成一折折的生活小戏。而顺子总把蔡素芬带来装台现场，以及他总是常犯不断的痔疮疼痛，既给艰苦的装台工作添加了枝蔓，又给兄弟们的借机打趣提供了话题。由此，装台的活计可触可感了，装台工人也可亲可爱了。在语言的运用上，陈彦不仅用陕西的关中方言来述事和写人，而且用饱带陕西韵味的流行用语，来营造语言上的幽默意趣，使作品辙见包袱，妙趣横生。如“咥”、“掰掰”、“啬皮”、“日塌”、“万货”、“挖抓”等陕西关中的特有方言，虽都可在普通话中找到相应的词汇，但都不如陕西方言来得更为贴切和形象。这种方言俚语恰当地运用到对话里，更具有以言会意、以一当十的奇特效果。如大屌的媳妇来看大伙装台，猴子就话里有话地跟大屌媳妇打趣:“嫂子好福气呀，把人世间最好的东西都咥了”。还如顺子被一个叫邓九红的女导演狠狠踢了裤裆一脚，看着痛苦不堪的顺子，靳导半是关切半是揶揄地说道:“顺子，检查一下蛋，看散黄了没有?”这些话语，亲切中透着亲昵，随意中满含嘲意，读来也令人忍俊不禁，开怀解颐，使作品平添了一种世俗的愉悦与幽默的意趣。

我还想说的是，作者陈彦虽当过编剧，任过院长，深谙装台人的种种艰辛与不易，但他离开艺术院团已经多年，如今还能把装台人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并为他们倾诉喜怒哀乐，这里体现的是心系底层的文学立场，情系平民的写作姿态，这更其不易，也更为难能可贵。我相信，现在的陈彦，所交往的人群，所熟悉的阶层，应该更偏于社会的“上层”，但他的小说写作，从《西京故事》到《装台》，都是实实切切的瞄准“下层”。

自1990年代后期“70后”一代登上文坛之后，他们的个人化写作也从他们的角度把小人物的边缘化状态写得活灵活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大叙事写作在人物塑造上的某些不足。但也毋庸讳言，他们笔下的小人物，人生之无奈，命运之无常，心境之无告，常常令人满眼灰暗，满心怅惘，传导给人们的也多是悲观与失望。而同样是小人物，陈彦笔下的刁顺子，显得就有自己的气度与温度，他以艰难境遇和坎坷命运中的坚韧与担当，既显示出其质朴的个性本色，又闪耀出其良善的人性亮色，让人们由平凡人物的不凡故事，看到小人物在生活中的艰难成长，在人生中的默默奉献。这种把小人物写成大角色，并让人掩卷难忘的写作，说明小人物完全可以写好，写“大”，问题只在于怎么去写。陈彦在写作上既眼睛向下，深接地气，又心怀期望，饱含正气，这使它既写活了小人物，也释放出了正能量。这是陈彦由《装台》这部作品，告诉给我们的他的写作经验，而这样的经验显然是值得更多的作者学习和汲取的。

文/白烨（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