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清雅高洁，一副不惹俗尘的模样;可种水仙的人生活在尘世中，所以就有波折和动荡，就有故事。

　　在水仙花盛开的时候，记者去崇明岛向化镇，事先没想到会听说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只知道岛上有一个种水仙的世家“施家花厢”，如今施家人正操持着国内种植面积最大的水仙花专业合作社。

　　迎着冷冷的冬雨，55岁的施克松领记者去看水仙种植基地。大棚里氤氲着湿暖的雾气，飘浮着丝丝缕缕的水仙花香。老施忆起50年前，也在大冬天，因为大棚里暖和，母亲就带他来这儿洗澡，幼年的他坐在澡盆里，常看见父亲在一旁摆弄水仙。

　　这就引出了“水仙家族”的长长故事。50年前，差不多是故事的时间中点。

　　那时花开

　　水仙是中国传统名花，文人雅士尤其爱她的姿态和香气。

　　今人大多只知福建漳州盛产水仙，却不知崇明水仙曾经与之齐名。有这么一个传说：古时，一艘满载水仙球茎的漳州帆船在长江口翻沉……几年后，崇明人发现江滩上长满了好看的花，就连根挖起移种到花圃。经过几代人精心培育，育成了崇明水仙。

　　传说，只是传说。照施克松的讲法，漳州水仙和崇明水仙虽是同类植物，但又不尽相同。崇明种植水仙，可以追溯到明朝正德年间，距今差不多已有500年。历朝历代，水仙在当地并非种来观赏闻香，而只是房前屋后随意种着的植物中的一种。农妇们常割开球茎，拿纱线蘸取它粘稠的汁液，晾干后，纱线会变得非常硬实。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崇明人无意中发现，市区有人在卖漳州水仙，很受欢迎，于是也试着把屋角的水仙挖出来卖，“一个球茎最早只敢要一个铜板……不想一抢而空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吃苦耐劳的醇厚民风，加上品质优异的水仙，成就了崇明的一桩大生意。许多人家种水仙，“施家花厢”是其中最出挑的。因为水仙，施家的家道越来越殷实，家族中20多户人家、上百口人都做这门营生。

　　随着崇明水仙在近处远处声誉鹊起，“施家花厢”在北京、天津、南京……都开了分号。

　　解放后，“施家花厢”改制成“合兴园艺场”，以施家为主，联合了其他近百家农户。那些年崇明水仙在全国很有名气，而整个崇明岛，水仙主要产在合兴园艺场，种了好几百亩。施克松的父亲一度做过园艺场副场长，母亲告诉他，生他的时候，父亲正在北京卖水仙，那是1956年初。

　　施家人琢磨出了不少种水仙的窍门，比如跟蚕豆套种：夏天，在地里刨个15厘米深的坑，种下球茎，上面再种蚕豆;待到秋天，蚕豆收获后，正好水仙冒芽。又比如发明了在暖棚里种水仙以控制花期。那时的暖棚是用玻璃搭的，尖顶，有长长的斜坡，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拱形屋顶。施克松从小在棚里玩大，帮大人把小球从大球上剥下来。才10岁出头，他就赚钱了——每天的工分相当于1角6分。

　　但当时过境迁，施克松重拾水仙营生时，崇明水仙的知名度已大不如前。老施很有点心酸：年前他带着自己培育的崇明水仙去市区一个花市试销，花商们全都一口咬定，“这是漳州的。”

　　施克松没好意思亮明身份。他对记者说：“崇明水仙的品系虽然恢复了，但还要大力宣传。”

　　醒了?睡着?

　　崇明水仙衰落的速度很快。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崇明全岛禁种水仙。合兴园艺场的农户们总共拿到了2万多元补贴，然后，地里的水仙被统统挖出来，扔掉。

　　当然，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市区几乎所有花店都关门大吉，种了水仙也没处卖。这时施家遭遇了另一重打击：有人翻出10年前施克松父亲去北京卖花的事，说他那会儿欠了税，现在要补，还要罚。这一弄，几乎倾家荡产。

　　施克松十七八岁进了园艺场，不过种的是树。那时在崇明，只偶尔在农家的房前屋后能见到几株零散的水仙，无人照看，自生自灭。

　　水仙是无性繁殖的，只要有球，每年都能分株。改革开放以后，当崇明人重新想起水仙，却尴尬地发现：种子没了。

　　崇明人四处去找水仙种子。从浙江洞头和福建漳州买回几万斤，加上寻觅到的残留一脉的本地水仙，凑成了种质基础。

　　1982年分田到户时，施克松分到了180斤水仙球。可是，擅长种水仙的父亲此时已去世四五年了。

　　水仙从鸽子蛋似的小球，长成可以上市销售的成品大球，需要3年。这3年里，水仙其实是“土仙”——都藏在地里。复种后的头几年，施家和崇明人都盼着早日收获。但种着种着，发觉不对：地里大部分水仙怎么也长不大，种下去是“鸽子蛋”，来年挖起来一看是“小笼包”。农户不知缘故，只怪自己种法不对、运气不好。当时有的农家种下半亩水仙，只开出200多支花。不过也有人家，桌面大的一小块地里，倒一样开出了200多支花。

　　老施说，那些长不大的，应该是外地买来的种子水土不服，它们不是崇明水仙。

　　可当时谁也不懂。几年下来，能长大的水仙都给卖了——总要收回些本钱;而剩下的，再也长不大。种子又没了。

　　1986年，崇明启动“水仙保种工程”，由政府投入，但收效不大。施克松也没能坚持住。合兴园艺场的花圃里，唐菖蒲等开始唱主角，效益不错。水仙没人问津了。

　　崇明水仙，睁开过一只眼睛，好像醒了;随后却又沉沉睡去。

　　寻寻觅觅

　　1992年，施克松办起绿化公司。钱赚到了些，他越来越记挂崇明水仙。

　　施家似乎有着种花的基因。同父辈一样，施克松也早早让儿子施豪参与到花圃的事情中来。儿子懂电脑，对花也有兴趣。2002年的一天，儿子跟老爸说，你还想种水仙吗?如果你再不种，崇明水仙看来真要彻底断了。过了一阵，家族里一位长者也跟老施说：“小松，难道施家的水仙就这样完了?你有复兴的责任啊!”

　　施克松心痛了，也心动了。

　　他其实一直在做有心人。1980年代中期，他曾经骑着车在岛上遍访养花人家，每到一户，都记下主人名字、地址。他还记得“巴掌地里开出200支花”的事。

　　翻出16年前的记事本，施克松再去寻找曾经水仙花开得最盛的崇明人家。

　　当时种水仙的10户人家，8户家里已见不到水仙;另外两户的主人随手向池塘边一指……啊呀，崇明水仙还顽强而寂寞地活在那里!

　　对方开价8角一斤，施克松自己提价到2块5一斤，只是要连泥带土一起买。找来几个人，施克松将塘边30平方米地里的崇明水仙全都挖了出来，有2500斤。因为没人照看，这些水仙靠自己慢慢分株繁殖，虽然长得很密，但球茎的个头只有鸽子蛋大。

　　在向化镇，他爱人娘家的3亩自留地上，施克松把这些也许是岛上仅存的崇明水仙种下。为了掌握技术，老施和儿子一起查资料，还6次到漳州考察。一年、两年、三年，这片水仙长势喜人。

　　但世界上的事往往喜忧参半。

　　最大的问题是土地不够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向化镇政府知道了施克松的情况，镇领导赶来看水仙，这一看，当场就拍了板。

　　“第一天来看，第二天就启动土地流转。”10天后，60亩地落实了。镇里还积极相帮老施申请上海市区域特色农产品项目支持，到了秋天，施克松拿到了市县财政拨下的200多万元，一下子建起了190亩的崇明水仙种植基地。

　　崇明水仙、“施家花厢”，终于开始复兴。

　　“花王”吉兆

　　过去几年，老施没卖过一盆水仙，把精力都扑在品系的提纯、复壮、培育上。这个春节，他第一次拿出了产品，几千盆崇明水仙在市区试销。此前，另外几千盆被选作上海园艺的代表，送去了台北花博会。

　　走在大棚里，施克松告诉记者，一年后，这里可以提供5万-6万个商品球，再过一年，产出规模将达到20万-30万个。

　　向化镇领导则介绍说，镇里支持老施成立了上海崇明百叶水仙花专业合作社，请他当理事长，带动镇里农户一起种花、卖花，做成一个产业。下一步，水仙基地将扩容到500亩，基本恢复50年前的水平;将来还要举办水仙文化节、建起水仙博物馆，将崇明水仙的名头重新叫响。

　　去年，老施为崇明水仙注册了两个商标：一是“瀛仙”，因为崇明也称“瀛洲”;第二个就是“施家花厢”。

　　说话间，儿子端着自家养的一盆水仙花进了门，老施忙指点道，你看她，一个球上长出30多支花杆，总共有近百朵花，“这可是我几十年来看到的花枝最多的水仙，称得上‘花王’了!老母亲跟我说，这是个好兆头。”

　　施克松的母亲今年85岁，见证了崇明水仙近百年来的兴衰。看着眼前的光景，老人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