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旧注辑存》

刘跃进等编著

凤凰出版社出版

赵建成

从事古代文史研究，最为基础也最根本的问题是文本。然而在这一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上，已产生非比寻常的复杂性，版本差异及由此带来的问题非常多。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包括其诸家注释）。《文选》文本的复杂，在于其版本众多，歧异很大：正文，有白文本、诸家注本；注释，有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钞》、佚名注等。而各种文本自身往往又有诸多不同版本，如李善注，既有敦煌本、北宋本、尤袤本等单注本，又有集注本以及六家本、六臣本等与五臣注合并之本，同时六家本、六臣本又各有多种版本。另外，《文选》中的作品往往又见于史书、总集乃至碑刻、书画，亦不可忽视。总之，《文选》文本的复杂是治“选学”乃至从事先唐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深有体会但又绝对无法绕开的问题。如果能有一部书，汇聚众本、编排得当，一编在手，重要的版本及其异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学术见解亦可尽收眼底，则必然使我们的工作减去很多烦扰，事半而功倍。

令人振奋的是，这个期盼已经成为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教授及其学术团队耗时八年编著的《文选旧注辑存》（下文简称《辑存》）近期出版，这部总二十册、逾千万字的大书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所谓《文选》旧注，指的是李善所引旧注、李善独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诸家注释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若干古注，还包括相关史书、总集的注释。《辑存》的学术定位是，博观约取，元元本本，为《文选》学者与先唐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经过整理的汇注本。在体例上，《辑存》正文及李善注以尤袤本为底本，五臣注以陈八郎本为底本，还附以《文选集注》所辑诸注、敦煌本李善注、北宋本李善注等以及相关史书如《史记》《汉书》，总集如《楚辞》等之古注。除必要的统改外，力求保持诸本原貌。正文与注释的校勘，主要依据集注本、敦煌本、九条本等日本古钞本、北宋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以及相关史书、古钞本及书画、碑帖与其他文献等，异文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出以案语。

《辑存》的学术价值，约有以下数端：

首先，为学术界提供了《文选》及其注释的各种版本及其他相关文本，一书在手，诸本俱备，为我们的研究与利用带来极大便利。这些版本，都是精善之本，既有敦煌吐鲁番以及域外的早期钞本，又有两宋善本，多为清人所未见，其中很多珍贵的文本，如一些日藏古钞本，当代学者也不易得见，很难搜罗完备。这是《辑存》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刘跃进先生编著此书的根本目的，说其嘉惠学林，绝不为过。

第二，《文选》的版本虽然复杂，但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是有迹可循的，在广备众本的基础上，《辑存》采用了最为合理的编排体例，为《文选》诸本版本源流的综观研究提供十分直观的依据。诸家注释依次胪列，文本流变的轨迹明晰呈现，版本是非正误的判断也变得容易，深层的问题也常常由此而生发。如李善注引《胡非子》三次，所有的版本都或此或彼地出现了误以其为《韩非子》情况。若非《辑存》的体例，这样的问题很难发现并解决。此种体例，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读提供基础与便利，有助于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激发探索的兴趣。

第三，《辑存》既是文献整理的力作，又是《文选》研究的重要成果。刘跃进先生案语除文字校勘等疏通文献的基本内容外，吸收古今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一百余种，如顾千里《文选考异》、胡绍煐《文选笺证》、黄侃《文选平点》等，存录诸家之说并时出己见，有利于我们对古今相关研究的总体把握，为“文选学”进一步向纵深、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曹子建《洛神赋》，尤袤本李善注引《记》，述此赋为曹植感甄氏而作，但此注不见于北宋本与奎章阁本《文选》。“跃进案”通过生活于两宋之交、早于尤袤的姚宽所著《西溪丛语》中已记其所见李善注有此内容，推翻了《文选考异》与先生本人之前认为这一注释为尤袤所加的论断。同时向前追溯，引李商隐诗以证感甄故事早在唐代已经盛行。宋王铚《默记》详考其事，故详引之。又引何焯《义门读书记》曹植此赋本之《韩诗》与《离骚》，而感甄之说在萧统时代已经流行的观点，但对其说持保留态度。一则近两页半的案语，有学术史的梳理，有可信的判断，也为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跃进先生案语往往如老吏断狱，是非分明。但限于全书体例，他又常常引而不发，而以寥寥数语为读者留下思考的角度，给人以启迪。研读“跃进案”，便如山阴道上行，异彩纷呈，时临胜境，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课题，激发新的学术生长点。

近年来，古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文本，回归文本。《辑存》的编著就是这一学术理念的最好实践。综观《文选》学史，可以预见，《辑存》必将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文选学”乃至先唐文学研究产生较为深远、持久的影响。此书实为唐钞《文选集注》之后的第二次《文选》集注。唐钞集注之前，五臣注以集注为名，但实际是五人合作的一部注释；唐钞之后，六家本与六臣本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刊，也只是汇合两种注释，还称不上集注。而《辑存》所收《文选》古注之全面、版本之丰富精善、文献考据之精严、採摭前贤成果之丰富，可以说是空前的。这既是对之前《文选》文献研究的总结，是集大成的著作，更是此后《文选》研究不可绕过的出发点，继往而开来，必将“文选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