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您在《如此愉悦，如此忧伤》的后记中，提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办的第12届国家图书节的主题是“塑造美国的书籍”并且同时展览了“塑造美国的88本书”。您引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一书中的观点，认为美国历史上的经典“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塑造”。具体到20世纪中国而言，您认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否承担起了这样的使命？而与之相关的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经典性应当如何定义？

吴晓东：在理查德·罗蒂看来，美国历史上的经典是那些从各个层面影响了美国人自我想象与认同的经典书籍。其中那些文学类经典“并不旨在准确地再现现实，而是企图塑造一种精神认同”，讲述美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理查德·罗蒂还认为：文学经典不仅关系到每个人关于现实的具体认知，甚至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这些文学经典的标准“规定了一生的阅读的范围”，而制定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年轻人去哪里寻求激情和希望，因此他所理解的文学经典与永恒、知识和稳定毫无关系，却“与未来和希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世界抗争，并坚信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义”。对当今的青年学生而言，罗蒂关于文学经典的界定和阐释，他所强调的激情、希望、抗争等字眼儿，尤其具有弥足珍视的现实意义。

这就涉及到对现代文学经典的界定。西方的通识课程中讲授了更多古代的经典，或者是那些经过长时间历史检验的经典文本。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荷马或者是莎士比亚。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现代文学，时间段是从1919年到1949年，处理的是20世纪上半段的经典文学的范围，所以需要一个对中国现代经典的界定。为什么要学习现代文学经典？因为现代文学经典有着古代经典不可替代的特质。我总觉得其实20世纪还未过去，“20世纪的现代性”规定了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现代传统对我们的塑造作用都可以在现代文学中得到求证。所以要理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通过现代经典来认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无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世界，都走在现代性的一个延长线上。选择现代经典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跟我们今天的生存依旧息息相关，因此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历史，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这些经典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像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这些人所提供的对人对世界的感悟，对于理解我们怎样成为现代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生存的，有很大作用。所以现代经典具有一种切身性，讲授现代经典就是要让学生意识到，现代还没有走远，现代作家的心灵、情感、对世界的认知与呈现都跟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密切的相关性。譬如鲁迅当年的许多论断似乎都可以在每个时代以及今天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可以与之互证的关联性，很多今天的中国人是通过理解鲁迅对现代中国的认知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现实生存的。在这个意义上至少鲁迅没有离我们远去，现代经典也没有离我们远去。

但是理查德·罗蒂似乎更强调的是文学经典“并不旨在准确地再现现实，而是企图塑造一种精神认同”，并强调“与未来和希望”的关联性。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过于受到文学反映和揭露现实的观念的制约，虽有助于我们认知历史与现实，但在塑造中国人的“精神认同”以及展现“与未来和希望”方面，却似乎一向有所不足。当然，也许是历史和现实并未许诺给作家们以未来性，因此即使刻意在作品中呈现远景和愿景，也是虚假与肤浅的乌托邦。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的一句话：“非常可能，在将来，只有那些能够描绘出自己时代，自己的同时代人及其观点的最美好图景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这个“将来”是否已经来临，还是永远不会来临。

文汇报：谈到“经典性”，自然便说到“文学性”的话题。而您正是在当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始终坚持为“文学性”辩护的一位。关于这一话题，您先后与洪子诚、薛毅展开对话。您的《文学性的命运》（2014）一书收录了这两篇对话。您说，“文学性”是一个大于“艺术性”的概念，“文学性概念的可生长性就在于它其实和它外部的视野，包括现代性的视野是纠缠在一起的”，“把文学性问题作为一种视野，向历史情境以及文学性周边保持某种开放”，“这样构成的视野，可能会使问题更为复杂，使文学性面临的语境也更复杂，从而才能成为一个更有效的视野”。您当时说，“现在我只是有这么一个念头，至于如何深入下去展开这个问题，还是以后的事情。”如今，伴随着您的两部新著的出版，不知您在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深入下去展开”文学性的视野方面，是否又有新的思考与见解？

吴晓东：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我认为“文学性”是定义文学的唯一的简练和有效的范畴，即“文学性是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本体规定性”，不过它显然也是一个不失深刻的同义反复。而我后来的研究转向了所谓的诗学研究视野，正是试图为文学性研究寻找更可行的路径。具体的研究方向是从形式诗学——即专门研究文本内部的形式要素，如语言、结构、修辞——扩展到所谓的文化诗学，去研究文本和历史以及外部社会的关系，借此希望把文学的内外打通，这个思路到今天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诗学研究所具有的内在的潜力，或者说可能性，到今天学界也没有穷尽。

与诗学研究相关，我认为文本的细读和文学的审美研究也仍然有较大的空间。因为这些年，虽然文学好像寻找到了历史化的研究途径，但是有些过于偏重文学的外部研究，比如文学和历史、文学和出版、文学和传媒、文学和接受，或者文学和学术的关系。但对文本的细读和文学的审美研究反而有些削弱，文学审美解读的透彻性在今天越来越欠缺。而文本解读、审美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正需要诗学视角的引入。形式诗学研究恰恰倾向于关注文本的内部构成、文本的感染力的生成，试图解答为什么某些作品能够成为经典，而另一些作品却只能沦为三流四流。但诗学研究又必须把形式研究和外部的历史研究相结合，这就是所谓文化诗学的视野。

文本的感染力、文本的审美以及形式要素，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作家依靠文本内部自足的形式性因素来完成的，但是形式中永远积淀着历史，积淀着文化。而这些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在文本中是可以透视到的，是能够捕捉与挖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的审美动力或者文化动力，恰恰是文本的外部历史、文化因素渗透到文本内部的结果。这就是文化诗学想要解决的问题。文化诗学最有魅力之处就是追求打通内外，既可以扎扎实实地做文本的内部研究，但同时也能够跳出来，走进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视野，再回过头来考察文本内在的审美性是如何生成的。

为什么一代写作者会选择这种文本形式，另一代写作者又会选择另一种流行风格？在某种意义上说，诗学研究能够将所谓的本质论和历史论结合在一起，这反而可能是接近所谓的文学性的最有效的途径。笼统地说，“文化诗学”倾向于认为：文学文本并不是一个作家闭门造车就可以创造出来的孤立的产物，而是作家经由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历史语境，濡染了时代的审美风尚，也同时受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机制的制约的产物，甚至要兼及出版、消费、读者阅读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诗学可以建构一种关于文学性的总体性的视野。

作者：李浴洋  李静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李纯一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