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会》,江苏人民出版社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后,歼灭了城内守敌陈国辉大部,为部队休整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于是,前委决定乘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重点是有关党内争论的问题。会议由陈毅主持。
早康会议之后,陈毅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担起了处理红军党内纷繁复杂的公私矛盾与思想争论的重任。特别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各级干部几乎天天开会,大家反复争论,得不出一个令大家信服的结论。最后大家觉得还是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来作出回答,停止争论。于是,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重任,落到了陈毅的肩上。
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县城公园右侧小路下的公民小学(红四军政治部驻地)召开。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民主空气很浓厚,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提出了很多意见,刘安恭甚至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态度十分偏激。
陈毅向大会作了前委工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相继发了言。坦荡直率的陈毅,对于这场争论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争论双方各有长短,不想站哪一边说话。
资料图: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召开地——龙岩公民小学(部分复原图)
最终,红四军“七大”只开了一天。陈毅对党内争论问题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这样做固然过于简单化,效果也并不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陈毅找不到两全之策。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即便写到决议上的内容,也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1971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次会议时说,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希望红四军更团结,不能分裂,但结果却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难怪要被毛泽东批评为“陈毅主义”。
红四军“七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下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由于时间紧、准备不充分,对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复杂程度等认识不足,加之解决分歧和争论的条件还不成熟,会议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分歧。时任红四军秘书长的江华给出了这样的认知:“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们未经中央许可改选了前委,使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
之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带着谭震林、江华等赴闽西上杭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工作。而新被推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则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事实上,担任前委书记并非陈毅所愿。在他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无人可以胜任。怀着复杂无奈的感受,他登上了从厦门开往香港、转往上海的邮轮,去中央作详细汇报。陈毅将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周恩来、李立三等党中央负责人作了客观的报告。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总结红四军创造的经验,讨论研究和解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由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来信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周恩来把“九月来信”交给陈毅,郑重叮嘱他回去请毛泽东复职。陈毅深知,周恩来要他请毛泽东复职一事责任重大,他日夜兼程,赶至广东梅县松源与朱德相见,共商大事。经过一个月的上海之行,陈毅自认为进了一次“训练班”,思想境界有了新的飞跃。他向朱德表示,毛泽东批评“陈毅主义”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我向他作检讨,他一定会回来”。之后陈毅一赶到闽西,便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蛟洋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促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
看了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的亲笔信后,毛泽东一扫往日内心深处的阴霾,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上杭蛟洋苏家坡急速动身,赶回长汀。
11月28日,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自红四军“七大”以后半年多来的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针对红四军党内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问题,“这次会议除发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闽西政权的建议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了红军的整顿和训练问题,议论了十二月的工作,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摘编自《胜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删节
作者:李峻 主编
编辑:施薇
责任编辑: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