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专访】汪涌豪：通过阅读“审视”人生

■ 文汇讲堂工作室 文学季采编团 陆红平（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抄《辞海》让我对文字痴迷沉醉

文汇讲堂：读您的演讲集，感觉文字特别凝练，所以，很想知道，出生在1962年的您，童蒙至求学时代的读书经历有何特别吗？

汪涌豪：我童年时还是文革后期，书很少也非常珍贵。我喜欢上读书，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他虽然是一名小职员，但很喜欢看书，尤其喜欢读古文。记得他抄写过《红楼梦》和《清诗别裁集》等古典作品。我小时候，他就让我读《古文观止》，耳濡目染，慢慢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你夸我文字凝练，应该和从小看古文有很大关系。记得那时没有书读，我只能求助于报纸杂志，当时的《文汇报》和《学习与批判》等杂志，我经常翻看，我现在还记得等邮递员的心情，我们楼里共13户人家，两家人订了报纸。我每天很早就等在门口，先把《文汇报》一字不落地读完，连中缝也不放过，然后将其完整地送到主人家。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小学四年级。

文汇讲堂：在您上学后，还是没有多少书读吗？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汪涌豪：上学后，班上同学可以交换书看，渠道多了一些。有个同学家里藏书很多，交换的条件常常是替他做一个月的数学，然后，他心情好的时候借我一些，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看到《金陵春梦》、《红日》。有一次，他从家里带来一本简编本《辞海》，看到一个词可以有那么多的义项，真的爱不释手。大半个月都在抄，想把整本抄下来，当然没能如愿。但这个过程对我扩大词汇量有很大的帮助。到高中时，渐渐入道，钱钟书《管锥编》出版，《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出版，虽然在当时很贵，但我都用仅有的零用钱买了下来。

文汇讲堂：这样的感受，在哲学季采访张汝伦时，也曾经提到过，那时是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发行掀起一股地下读书热。没想到，您那时就实践了“等价交换”的经济规律。这种对文字的爱好，对以后有些什么影响？

汪涌豪：至少影响我看重文字和语言的精致，我认为隐藏在文字语言背后的是一种思理的美，文化之美。比如，用“兰”字组词，当人们不仅会说“兰花”，还能说出“兰章”、“兰室”和“兰友”等，就能比一般人更多渠道领略文字带来的美感。阅读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对文字的敬畏和守护，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欣赏杨绛老人那句话，读书就像串门，能拜识历代伟人，领略多种人生，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庸常的日常世界，通过阅读，你可抵达深邃幽眇的精神世界，从而真正触摸到那足以定义自身的价值世界。这个过程真是美好！

三种名著产生了深刻、温暖等影响

文汇讲堂：您小时候看的书很多都是古典名著，1980年，您进入复旦中文系后，西方文论和外国小说开始大量传入，哪些作家作品是您偏爱或感触较深的？

汪涌豪：我的阅读范围比较广，就外国小说而言，三类作品对我影响很大。第一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小说，对人类普遍理性、中心价值和永恒意义有深刻的探索，对非正常状态下人物的内心挣扎，有生动地揭示，指向的全是人真实的生活，且无不与作家所说的“全宇宙问题”相关涉。他写作中的“复调性”，给后人提供了多种解读空间。第二类，是哈代充满人道光辉的温暖和悲悯。他在《德伯家的苔丝》、《卡斯特桥市长》中对人性的讴歌、对人物悲剧命运的疼惜，都让我深深感动；第三类，就是勃朗特三姐妹了，尤其是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给我很大震撼。我后来去了英格兰，花了5个小时重走三姐妹常走的荒原，才渐渐能够想象，这部充满生命荒凉的小说为什么会出自一位19世纪足不出户的女子之手，记得我当时是用“倔强峥嵘”这个词来形容这本开启现代派先河的伟大小说的。

从《风骨》到“游侠游仙”系列

文汇讲堂：您在复旦中文系读了9年书，最终取得博士学位。为何会选择古典文论这个方向，外界对您的“风骨”研究评价很高，您是如何突破平常的？

汪涌豪：因为我对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都很感兴趣，所以选择了能把两者最大程度结合在一起的古典文论这个方向。当时正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鼎盛期，是我的导师李庆甲、王运熙和顾易生先生的严格训练，让我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我把自己的学术目标设定为立足当代认识，探究古人文心。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结合传统文化及诗文与书画批评，对“风骨”范畴做了较全面的清理与分析，属于全面网取那种。以后成书出版，受到不少前辈的肯定，这使我多少受到鼓励，进而开始想更全面地清理整个古典文论范畴及体系。我认为通过总结传统文论话语，特别是它的典型表现形式——范畴，抽取其中具有普适性和涵盖力的经典观念，是可以让它进入到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融合的流程中去的。这点很重要。我把这个研究做得很充分，就此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汇讲堂：新世纪后，您的《中国游侠史》和《中国游仙文化》还在日本出版，感觉和您之前的研究领域跨度比较大，您是怎么想到做游侠、游仙的呢？

汪涌豪：我兴趣比较“杂”，读本科时就旁听了哲学、历史两系几乎所有的基础课。另外，阅读面也比较广。做游侠或许最初缘于个人的气性，当然也拜兴趣广泛所赐，青年时期，非常想做“文化基度山”或“社会罗宾汉”，那种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隐在冲动，是我30岁上兴起做游侠史研究的重要原因。游侠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特殊的人群，有着别样的生存方式和道德视镜，对他的研究，可以提供我们正确把握古代中国人一个特殊的精神侧面，可以为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提供更全面可信的知识。

至于它的现实意义，我想主要是，在当今物质增长与人格增长失调的时代，侠的那种开朗悍顽的天性和扶弱济困、无往而不胜的信念，在困境中保持个体尊严，在举世滔滔中坚执社会批判的能力，并进而让生活因自己变得简洁可信赖的品格，是可以激活人的热情，进而发掘其内在的生命意义，获得清洗卑琐人格的信念与动力的。事实上，就传统士大夫的人生理想而言，早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可以反映他们完整的心路过程。或许，以后有时间，我要把游宦这个主题补齐。

五位日本老人带来的包容和批判

文汇讲堂：我们知道，您在复旦给学生开了一门《中国文学传统》，已经开了十年，反响大好。看来您很钟爱这门课，您采取的文化比较视野很开阔，您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讲中国文学传统呢？

汪涌豪：这大概和我曾经在日本待过几年有点关系。1998到2000年，2005到2006年我两次去日本教授中国文学。教课之余，给汉语基础很好的五位日本老人讲过中国文学，又精读了贾平凹的《白夜》。交流中，这些老人经常向我讲述日本文化，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感觉中日两个民族对彼此的认识都太表面，很多人描写的和我在日本感受的很不同。我在市民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典籍，并游览日本各方，2007年回国后，在《文汇报》开了“东邻浮绘”专栏，这些文字从世相、人物与书情三个方面谈日本的历史文化与当下。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知日的风景》一书，得到读者不错的评价，日本友人也能认同。我认为认识一个国家的根本，首要的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

文汇讲堂：日本的经历，让我们了解到您对不同文化的感受、包容和批判。这是不是对您以后看待问题，经常采用多文化视角有很大影响？

汪涌豪：是的。现在很多人研究别国的某一问题，经常是在不怎么了解该国文化和历史的情况下写的。国外学者写中国也同样。此前，一位意大利汉学家写了一本明清爱情小说的著作，我发现就存在很大问题，为了纠正，后来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采取多文化视角，平等而包容的态度，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为此，我特意留意各国文化与文学的了解，读书兼行旅，以此反观自己的文化，我认为只有这样深入了解后，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批评的立场：软实力的培养和传播

文汇讲堂：我们知道，您在多种场合下，都提到文学和阅读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您认为文学能缓解这个时代的精神焦虑，并拯救其失落的价值吗？

汪涌豪：我一直认为，通过阅读，内化的知识和智慧才是最强大的软实力。我很认同苏格拉底说过的这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现在的人们，忙着求食赚钱，没人有耐心读文学作品。而囿于这种单一的生存性活动，人是很容易为物质所裹挟，并屈从于自身的动物性。而人作为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精神性的动物，有他的价值和尊严，这种价值和尊严决定了他有不懈的精神追求。而文学恰恰能给人提供实现这种追求的空间。对着今天浮躁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我想说：总有一个时刻，你们得静下来，为人生的意义而苦恼。总有一天，你得重新认识读书之于人生的意义，并由衷地体会到，若自己内心没有的东西，谁都不可能颁赐给你。

文汇讲堂：您坚信阅读的意义，并不局限做书斋里的学者。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复旦文科学报的主编，在很多演讲场合都看到您的身影，这是在向大众传播这种软实力吗？

汪涌豪：可以这么说吧。虽然经常是别人的邀请，但所谈不出人文，取义尽在救世，在彰大文化的意义。当然，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意义，也包括其他文化中的正能量的发扬。我的感觉是，知识人不能只顾着书斋求知，还应该作广场启蒙，应该积极走出，以准确纯正的知识去影响大众。应该有清醒的独立意识和批评精神，成为这个社会的校正力量。我对大众发言，绝无意于布道，只是觉得在这个时代，有些东西可以提供给人一个安顿自己灵魂的居所。其中阅读是最便捷有效的，它最终能带给人深切的安慰。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是当代知识人应该做的。

采访后记：

充当社会的校正力量

1989年，27的汪涌豪获得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当时的中国，博士加起来也就两百多人。他背了个小包，走进教室，给全校人文学科的本科生开《中国文学传统》课，因为讲古人的作品，兼及其风度和情致，自不免常用古人的口吻言说；2014年，汪涌豪给自己新出的书评集取名为《书生言》，但这个书生已经不再是当年只讲古代传统文学的教授，而是以言说的方式，对社会有担当的读书人。

“知识分子应该以一种清醒的独立意识和批评精神，成为这个社会的校正力量。”——在面向社会大众的讲座中，他多次强调文学之于这个时代的个人和社会的意义。针对当下年轻人的“浅阅读”和“碎读”，他呼吁经典阅读的意义；针对文化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不应主动投向市场，而应该坚持自己的特性……

于是，他著书立说，希望能呼唤人们回到内心，不要再被物质裹挟。对最新的十年，他说，“这是否定与反思的十年，所有的否定与反思，都是希望经由对理性与精神的提倡，重新建立人的日常世界与价值世界的联系。”在这两个世界联系的坐标里，汪涌豪将自己横坐标的领域加宽，纵坐标的时间长度拉长，让“书生言”的校对力量延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