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 文学季采编组 马栋予（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

出生于1967年的罗岗是一个“65”后。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以为这和“80后”、“90后”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代际划分，而难以把握到这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在共和国60多年的建国史上，有的时候，一个年份，就有可能划分出命运截然不同的两代人来。对于1960年代生人来说，这并非回顾历史时不温不火的分析叙述，而是与他们个人生活命运紧密相关的精神记忆。

被裹挟在“文化热”大潮中

罗岗出生于江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父亲被下放到“牛棚”，母亲也离城下乡开展工作。看书，则成为了童年罗岗最喜欢做的事。而跟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被带入了当时特有的书籍传阅“网络”，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只允许少部分人看的黄皮书……一个驳杂而丰富的阅读世界在他面前敞开了。

1985年，罗岗考上了大学，这一年正值1980年代“文化热”的极盛之时，也是文学界“85新潮”的历史转折点，少有的几个最佳历史时刻汇集在一起。作为中文系学生的他也自然地被裹挟在“文化热”的读书和思想浪潮之中。1980年代末，罗岗大学毕业，在校表现优异的他作为留校师资被学校选中。八九十年代之交，他开始在江西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工作两年后，罗岗正式向单位提出了报考研究生。从大学时代起，罗岗就注意到华东师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群体，1992年秋天，他拖着行李来到了丽娃河畔，成为了著名的现当代文学学者王晓明的首届五名研究生之一。

寻求新声，克服“影响的焦虑”

罗岗回忆起当时的上海，“那时的上海，更多地还保留着工业城市的面貌，跟今天国际化的商业大都市还是非常不一样 ……”。尽管如此，1990年代初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皆已经露出转型甚至是突变的端倪。1992年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一年，1992年更是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世界格局重新调整的一年……不知事出偶然还是必然，罗岗又一次跟历史“相遇”了。

*批评空间的开创：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现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一度成为“显学”，超越了其作为中国文学断代史一个组成部分的身份，一举成为1980年代社会思想话语生产的重要资源。陈平原、黄子平等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都是现代化文学史观作为1980年代现代化迷思组成部分的具体表现。来到华东师大读研以后，罗岗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老师辈学人在1980年代所确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与讨论范式。而在1990年代初历史的重大转折面前（尽管当时的学者们对此并不一定有明确的认识），罗岗这一代学人则不得不肩负起更新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的使命。此外，作为学术新人想要克服“父辈”影响的焦虑，寻求新声也是他们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如果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当时的罗岗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如何做研究？

海外（最主要是北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了罗岗这一代学者进行知识更新的一个窗口，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1990年代陆续进入了大陆学者的视野，并且以其开阔的视域和理论深度给国内的学者带来了“震惊”效果。这些研究有的具有新鲜的问题意识，有的具有广阔的历史考察视野，有的则以深刻的理论洞见见长。虽然在当时更多地只是以零散的文章而非专著形式被译介，但是却和新一代学人的思想律动十分合拍。和海外学者在思想上的对话与交流，成为了罗岗进行知识和理论更新的绝佳契机。除了研究成果的分享以外，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些海外学者的同行好友。例如，1996年，时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及东亚系教授）的刘禾来上海进行研究资料的搜集，她就和罗岗成了好友。罗岗也因此掌握了美国学界更为详实的资料，从而在参照下对自己的研究思考进行反思。

在导师王晓明带领下，一套和学友合作编选的论文集《批评空间的开创》在1998年出版了，这像是对罗岗这一时期思考的一个总结。这套论文集先后以四卷本、三卷本和两卷本的形式出版，并且直到今天还是罗岗给自己的研究生上课时采用的教材。这套论文集于罗岗来说，其意义绝对不止步于“学术成果”，而更多的是他稳健地踏上学术研究之路的一段记忆。

“批评空间的开创”本身就像是一个隐喻，通过大半个1990年代的思考，现代文学的学科话语同1980年代相比被全面更新了，而罗岗则有幸地在这个空间的开创过程中成长为了新一代的批评学者。罗岗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周作人，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对周作人“文学”观念的历史性解读，他的博士论文（罗岗硕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并在职攻读博士）则深化了对“文学”的历史性考察，只是将研究对象由周作人扩展到了王国维和章太炎等晚清大家。他所要试图回答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复杂，即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被历史性地建构出来的？罗岗在选择论文题目时有意地回避了那些更加时髦和新潮的研究对象，而是回到了晚清民初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他看来，选择这些大家来研究，能够让他更全面地对当时的历史信息进行广泛的接触，而不至于在“新颖”的理论和观点的影响下作出有失客观的判断。罗岗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作为专著出版，名为《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这也是罗岗的第一本个人专著。

*社会“文本”的批评家：文化研究的探索之路

虽然在1990年代，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知识分子的职业化乃是大势所趋，同1980年代一样，1990年代的知识生活还是跟现实生活不可避免地保持着紧密（如果不是更紧密的话）的关系。而罗岗在进入华师大读研不久后，就参与到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争中，而这一论争则同一场在当时看来已经触目惊心，而日后还会愈演愈烈的生活浪潮相联系。这次思想论争就是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1993年，王晓明首先在上海拉开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旗帜。这场影响广泛的思想对话涉及许多著名的思想界人士和作家，成为1990年代思想史的重要事件，罗岗作为王晓明的研究生也间接地参与到了这场讨论中。在广泛的思考中，在“参与”这些对话以打磨自己思想锋刃的过程中，他却从来都是“直接”的，因为对他来说，一个学者跟世界发生联系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思考。“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正方以批判的姿态回应由市场逻辑而带来的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而一些反方学者如王蒙则批判了“人文精神失落”的论调，从正面肯定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但是很快的，学者们就意识到人文主义的立场远远不足以对急速变幻的经济现实、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做出回应。面对这些新的历史情况，学者们需要真正具备批判性和分析性的理论工具。罗岗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将理论的学习进一步提到日程上来。在这里，现实给予了罗岗十分迫切的问题意识，对他来说，现实是跟理论捆绑在一起的。在历史的意义上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也同步发生着变化，社会（文化）“文本”也不断衍生。在这种背景下，罗岗和同门一起在导师王晓明的带领下开始初步地尝试做一些他们后来才知道叫作“文化研究”的东西。他们对街头广告进行文本分析，也研究卫生间的布局设计；考察上海的工人新村，也重读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分析……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使得研究者变身为社会“文本”的批评家，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决断者。这些研究尝试对于当时的罗岗来说完全是试验性的，在国内并没有成熟的研究范式可供参考借鉴，而一直到了新世纪初罗岗前往英国访学时，他才真正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对“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资源有所把握。能够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中的一员，在今天看来，似乎又是历史赠予罗岗的幸运。然而历史并非纯粹偶然的，正是因为罗岗勘探现实的敏锐触角，对学术研究充分的反思意识和敢为人先的自觉探索意识，才使得“历史”降临在他头上时，他能够较为从容地面对历史的挑战。

历史转型中的新一代学人

如果我们试图去寻找罗岗学术生涯的关键词的话，“转型”一定是其中的一个。从求学时代算起，每一个个人发展的转折点都恰好跟社会的多方面转型保持着同步的关系。罗岗的故事，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他自身。“转型”总是会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事实上，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一次次的知识和思想转型中，总有人因为不具备应对变化的能力而遭到了淘汰。而只有那些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的人，才能够抓得住主动权，度过转型期，成为新人。

*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粗略地看来，罗岗在整个1990年代的学习和研究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他“本职”的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线索，另一条则是以批判理论、文化研究为核心内容的“跨界”尝试。事实上，如果不把这种情形跟更广阔的社会思想（话语）转型结合在一起的话，就难以历史性地看待这一问题，也就难以理解罗岗这代学人走过的精神历程。

和1980年代保持着某种思想上的连续性，“现代”仍然是1990年代学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标志着转型甚至断裂的，却是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一字之差。19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社会都被笼罩在现代化的迷思之中，由于将西方世界所代表的“现代”视为一种中国需要奋起直追的目标和对象，人们没有能够跟“现代”的内容本身拉开批判和反思的距离。然而，随着1990年代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中国逐渐地进入该体系，人们对于“现代”的理解便发生了变化。西方的批判（现代性）理论的进入帮助中国学人形成了“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并给予了他们初步的分析和批判理论工具。学者汪晖引起重大反响的文章《中国思想界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可以看作是这种问题意识的一个集中表现。事实上，在罗岗1990年代的两条治学轨迹中，都包含了广义的批判理论这一脉络和线索。后殖民理论、民族国家理论、话语理论等等，一方面促进了罗岗在其学术领域内部的思想推进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他着眼于学术象牙塔之外的广阔天地。在这个意义上，罗岗这一代学人既要面对着学科专业化、知识分工和职业化，另一方面却又仍坚持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思想前瞻者和引导者的身份。这两方面的冲突和张力对于这一代学人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粗略地说来，“现代性“这个表述本身就包含了对于“现代”事物的批判和反思，“现代”不再是一个我们只需不假思索地去追寻的对象，而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甚至是需要被克服的对象。罗岗对于文学“史”的考察也沿袭了这一思路，即如何将人们从历史构造出来的“现代”“文学”制度（比如“纯文学”观念）中解放出来。有的人误会这样一种做法是舍弃文学的表现，而罗岗却恰恰认为，如果真的有所谓纯粹文学的话，也必须将其从“现代”“文学”制度中解放出来。“纯文学”本身并不是“纯”文学，如果后者真的存在的话。

*在思想史视域内重审中国革命经验

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受到了普遍（特别是来自西方世界的）质疑后，重回历史中寻找另类现代性的思路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而将其放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为我们思考对现代性的超克和另类现代性的构造带来了哪些启示。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既需要历史的开阔视野，也需要理论的洞见深度，而罗岗的学术之路恰好是对这种要求的自觉呼应。熟悉罗岗的人常常都惊讶于他历史学积淀的深厚，大到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小到生活历史的细微震颤，他都烂熟于心。而在理论方面的修养，除了这代学人的历史机遇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是他自己的自觉意识。

当然，思想的转向往往还需要外部社会历史的契机，对于罗岗来说，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此次事件在全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群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当代“五四”运动的意味。正如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知识界的分化标示了中国革命的起点，世纪末的这次运动也是以知识界的分化为标志，而这一次分化却正式让罗岗进入了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历史反思中去。很多时候，历史（思想史）就像一场断断续续的接力赛。反思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重塑“人民至上”的历史主体位置，这些话题标记出了上世纪末及新世纪以来罗岗学术思考的核心问题意识。

以通攻专：不做学术的“专门家”

*学术研究：永远从现实问题意识出发

“问题意识”是罗岗对自己的学生进行学术指导时最低的也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时至今日他仍用来检验自己学术思考的重要尺度。“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或者更进一步，“你的现实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是罗岗对别人也是对自己常常发出的问题。对于罗岗来说，问题意识不仅仅是狭隘的“立场”问题，而是决定着你看待世界并与之进行联结的立足点问题。罗岗坦诚地告诉人们说，他没有做缺少问题意识的学术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学术的趣味主义者。对他来说，学术不是高等的智力游戏。

这种拒绝将学术视作游戏的态度或许也跟他的学术研究方法论紧密相关。学术研究中一个反复纠缠着学者的问题就是“通”与“专”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往往成为检验一个学者是否成熟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罗岗也有他自己的取向：以“通”攻“专”。罗岗不愿意做某一个学术研究对象或方法上的“专门家”，在他看来，“专门家”容易陷入自我重复，也更容易丧失了思考的动力（因为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而“专门家”的学问往往精致有余，而新见不足。“通”和“专”是互通的，从两点中的任何一点着手，都有可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只是罗岗选择了从“通”入手。他的“通”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在“通”中培养攻克“专”门问题的能力。罗岗把学术研究比喻为在黑暗中行走，而“通”就是不断地寻找多方位的光源，它可能来自手电筒，也可能来自火柴。但最后，你的光源越多，也就能够驱散更多的黑暗。

*将思考化为生活实践的智慧

罗岗的“通”还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在生活中他也是十足的百科全书式的“旅行居家必备”款。生活中的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提起任何一个话题，他都能侃侃而谈，甚至让听众忘记了提起话题的初衷；他烧得一手好菜，是公认的美食家……对于罗岗来说，知识、思考、学习这三者跟生活都不是对立的。在今天，做一个知识人，又尤其要善于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书痴是可以的（罗岗自己就是个购书狂），书呆子却是万万不可取的。如果不能将知识、思考和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指导生活实践的智慧，那么前者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无效的。这不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进行的自我鞭策，而是说，一个知识人，应当妥善地处理他跟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在将世界视为思考的对象物的立场上将自己与世界对立起来。

今天，罗岗和他的同辈学人们大多已经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中坚。除了学术研究的日益精进外，我们还往往能从他们身上捕捉到历史所赋予的独特质感。在历史的转型期中自觉地求新求变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而在此之上继续描绘怎样的蓝图则是他们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内容。

（指导：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