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海珠

刚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寻觅到一份少见的左翼报刊《今日之苏联》，那是1933年5月14日出刊的8开4面的小刊物。说是第一卷第一期，似乎没有再见到第二期出版。这刊物是中苏恢复邦交，互换大使之后的环境下在上海创刊的正式出版物。刊物“开场白”中说,因为两国宣布复交，国内谈苏联的空气就浓厚起来，“今日谈苏联似乎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较之十余年前谈美国，其时髦的程度，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模样！”这大概是出版这个刊物的时代原因之一。

意外的是，我在这刊物的显著位置看到署名郑正秋的文章：《谈谈苏联电影——观<生路>有感》。郑正秋有着“中国电影之父”的美誉。他一生钟爱戏剧，从票友、剧评家进而编导话剧，24岁时与张石川共同编剧和导演了第一部中国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1922年又与张石川等人共组明星影片公司，创办明星影戏学校等，一身兼任编剧、导演和校长。这些经历，似乎与左翼关系不大，然而这位前辈电影人，看了苏联影片《生路》之后，在文章中惊呼：“大众电影！大众电影！在电影批评家和一般舆论界的口中，呼声不为不高；但是真正的大众电影，除了苏联的作品以外，可就如凤毛麟角！因为苏联的电影，是真实的大众化的：不仅作品的内容是适应大众的兴趣和要求，而且演电影的角色，也是大众化集体化，而不以一二明星为主体的。”还说：“只有一切设施都为大众利益着想的国家，才会有真实的大众电影。”进而推崇：“苏联的电影，是建筑在社会经济建设上的，故而《生路》也是反映社会经济建设的片子。它里面所描写的，虽然不是最近的事情，而是表现五年计划尚未实施以前的情况，然而这样的影片，对于中国正是对症的良药。”笔者没有想到，郑正秋的这些言论，“左倾”非常明显，如果隐去姓名，怎么也不会猜到是位从早期的“鸳鸯蝴蝶”思想转向左翼的文化人。

更明显的，他在文后细致地分析道：“中国为了帝国主义和贪污土劣买办阶级等等的压迫和榨取，造成了民穷财尽的危局；农村破产，百业凋落；劳苦大众，弄得走投无路，正需要像《生路》这样的影片。可是苏联的电影是国营的事业，中国呢，完全商办；所以制片公司为着恐怕血本亏蚀，不得不畏首畏尾，顾前顾后；所制影片，不得不迁就环境，成为纯粹商品化了。”他最后预言：“且喜最近中国电影界，已经起了转变，此后的出品，也许要比较有点光彩了。”

确实如此，此时的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和合伙人，已经从时代的风云变化中看到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日隆，遂邀请左翼作家加入公司的编剧队伍。虽说有商业既得利益的需要，但也要有时代的契机和个人思想的转变以及心理接受，才能有合作的可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较长时间以来左翼文化的宣传力度和其影响力。中国电影事业在瞿秋白、夏衍等中共要人的引导下已走上了左转的大道。郑正秋也编导了左翼电影《姐妹花》等，以致他有理由作出上面所述的“转变”预告，实证了他对此的欣喜和自豪。

随着国民党政府宣布与苏联复交，苏联电影被引进中国，第一部就是郑正秋撰文评论的《生路》（又名《人生之路》，尼古拉·埃克导演）。虽有国民党政府禁映苏联革命影片的政策阻挠，该片还是于1933年2月16日在上海公映。苏联电影的引入，为进步电影人提高思想艺术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笔者保存了一段有关录音，记录了革命戏剧家于伶在其客厅与陈鲤庭的谈话。陈鲤庭是我国著名导演和影评家，那天他说，他写的第一篇电影评论是写《生路》，这是他第一次看苏联电影，很激动。这话勾起了于伶的回忆。他们都回忆到，那是在上海大戏院看这部电影的。上海大戏院位于北四川路上，是日本人控制的地盘，又是越界筑路，两边是国民党统治区。在这复杂的地段，有特殊身份的人，去那里看电影很危险，总有国民党特务盯梢，时有某人被抓的消息传来。然而危险挡不住他们观影的热情，他们看完电影后还写下了观后感。

《生路》由黄子布（夏衍）翻译了台本，全片是译意风，由姜椿芳等人的画外音表达。姜椿芳懂俄文，在电影发行公司做翻译，他译的第一部片子就是《生路》。这部电影讲苏联流浪儿童改造的故事。片子很生动，演员也好。于伶说，看好后和夏衍到大世界附近小饭馆吃饭。夏说，片中国际歌只有二句呀！后面的都被剪掉了。这是第一次看苏联电影，印象深刻。以后看了《静静的顿河》《重逢》等片子。

当时，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鲁迅、茅盾、洪深、郑伯奇、胡愈之、夏衍、田汉等五十余人，就中苏复交致电苏联人民委员会，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份《中国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刊载在《文学月报》第1卷5、6期合刊号上。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还成立了“苏联之友社”，宣传介绍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艺术和电影。上海大戏院正式公映苏联有声影片《生路》，左翼电影评论家纷纷欢呼苏联影片公开首映，认为“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影片放映的第二天，《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刊载了黄子布（夏衍）、洪深、沈西苓、史东山、陈鲤庭、尘无、程步高、张石川写的8篇评论和14篇短文，成为中国电影评论史上空前的盛事。

《生路》的放映，在技术层面上，夏衍指出其“对位性录音”的成功值得注意。确实，姜椿芳的功劳很大。它还开创了一项“我国翻译第一个苏联剧本”的记录。那就是于伶说的“夏衍翻译了这影片的台本”这件事。夏衍以丁谦平笔名，将译稿于1933年6月开始连载在《明星月报》上，此片的影响和传播就更广了。

今年（201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也是郑正秋先生逝世80周年（他于1935年46岁时去世），作此文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