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海杰

读罢《书信里的辛丰年》一书，心头大热，引发多少往事，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如何说。

多年前，当我爱上古典音乐不久，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李章，他那时在《音乐爱好者》杂志社工作。李章儒雅谦和，毫无架子，为人热情厚道。他送了几本《音乐爱好者》给我，并赠言：“热爱音乐，享用一世。”

从李章那里回家后，我当晚就开读《音乐爱好者》，马上被吸引住了，那种酣畅淋漓的共鸣感觉，胜过我以前读小说的快感，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辛丰年的文章。记得以前曾在《读书》杂志上看到过辛丰年有关谈音乐的文章，现在读来，更觉亲切，于是联系李章，他也很高兴我喜欢《音乐爱好者》，就翻箱倒柜，把他能收集到的《音乐爱好者》杂志，统统给了我，有沉沉的一大摞。我很感动。说到我喜欢的辛丰年，李章说，他正在编一本辛丰年的音乐文集，文章大都来自《音乐爱好者》，马上就要问世出版了，“你可以一下子看个够了”。这就是后来风靡乐迷界的《辛丰年音乐笔记》。

写音乐文章而风靡乐界、知识界，辛丰年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人。虽然后来也有人写，但辛丰年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难以撼动。而李章，他拉过琴，作过曲，当过指挥，不折不扣的音乐专业。当他遇见辛丰年后，就像钟子期与俞伯牙，成为难得的知音。喜欢音乐而成为朋友，有，但像辛丰年与李章这般深情厚谊，就极为罕见了。这其中的关键，用辛丰年的话来说，“李章是位好人”；而用辛丰年的儿子严锋的话来说，“父亲也是位好人”。如此，好人碰到好人，自然就成为人间佳话。可以说，辛丰年写作生涯最高潮的文章，就是后来发表在《音乐爱好者》的佳作，即李章编辑的《辛丰年音乐笔记》一书。设想一下，如果辛丰年晚年没有碰到李章，会如何？当然，人生没有假如……

辛丰年于2013年3月26日以90高龄去世，与他最热爱的贝多芬去世日相同。两年半后，与辛丰年友谊最为深厚的李章编著的《书信里的辛丰年》出版，是对辛老最好的纪念。

李章与辛丰年相识二十多年，他们的交往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十年是李章供职《音乐爱好者》的时候，后十年是李章在出版社当编辑。他们之间这二十多年的友情，在本书的前言部分，严锋和李章都已说得很详细了。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点。一是，这本书展示了我们平时在辛丰年音乐文章中很少看到的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真、仔细、踏实，许多细节我就不一一啰嗦了，大家可以读书中他写给李章的信。由此可见他的音乐文章为什么写得这么好，一定与他的这些品格分不开的。二是，想不到辛丰年平时听音乐的条件居然很一般，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以简单的“随身听”为伴，更不用说身在南通的他，几乎没有机会听现场音乐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写下了那么多美妙的赏乐文章，真是吃进去的是草，化出来的是奶，令我更为感佩。三是，有人认为，辛丰年的文章太过文学味，不够音乐主体——其实，这恰恰是辛丰年所反对的，请看他在给李章的信中写道，“现在的音乐书刊中之偏向：读乐大多虚而不实，以并不高明的‘文学性’还有‘新闻性’掩盖了对音乐美的不关心与无所知，爱好者们似乎只知唱片、版本、音响，有文无乐之书，而不去从更多更实在的方面去热爱、认识音乐。”说辛丰年的文章文学性大于音乐主体，是有失公允的。

如果说，我们以往对辛丰年的文字还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在这本书里，我们“意外”见识了李章的才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为编辑，李章平时较少写文章（可能我孤陋寡闻），但这回读《书信里的辛丰年》，让我见识了一位以往深藏不露的李章：不仅精通音乐，见识独到，文字老练，还不乏幽默，令我忍不住要摘录几段：

写到海顿的音乐流畅，“我发觉流畅是很重要的美质，也许是我本人不太流畅的缘故。”

说到德彪西：“那比海顿、德沃夏克复杂得多，精致得多，也就小气了。”

论当代音乐：“现代作品追求反常，音响很噪。”“王西麟的音乐有风骨，有一种硬实的质地。”

谈到自己喜欢色彩丰富的音乐：“知道自己浅薄也控制不住，就像岁数很大还喜欢甜食。”

说莫扎特：“莫扎特总能用小把戏玩出大气象。”

谈现代歌剧制作：“制作‘现代版’已成现在的共识，为推陈出新，也为争取年轻观众。”

更意味深长、令人动容的，是李章写给辛丰年的最后一封信，时间在2013年的7月4日，也就是本书前言的最后。以往，李章每欣赏到让他心动的现场音乐会，都要写信给辛丰年共享。现在，辛丰年不在了，李章以2013年5月23日（辛丰年离世近两个月），维也纳爱乐六把大提琴音乐会现场观赏的生动描写，结束全文：“辛丰年先生，您以为如何？”读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

俞伯牙走了，钟子期还在。我想，李章心中写给辛丰年的信，将会是绵延不绝的。高山流水，知音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