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因为她的虚荣，向朋友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舞会去了，在项链的照耀下，她在舞会上出尽了风头。不幸的是，项链丢失了。虚荣的女人为了赔偿这条项链付出了十年的艰辛。然而，十年后，她终于从项链的主人那里知道，所谓的钻石项链是假的。

 

——这就是莫泊桑的　《项链》。这个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家喻户晓的原因并不复杂，它多次出现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头。家喻户晓的原因还有一个，《项链》　的写作思路非常吻合中国的小说传统，———因果报应。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其实有弱者的模式，自己无能为力，那就寄希望于“报应”。

 

《项链》　的“报应”当然有它的主旨，它剑指虚荣，或者说剑指女人的虚荣。如果我们“深刻”一点，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它剑指人心腐朽与道德沦丧。如果我们的“深刻”再带上一些历史感，我们也有理由这样说，是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导致了人心的腐朽与道德的沦丧。莫泊桑所批判的正是这个。莫泊桑告诉我们，拜金与虚荣绝无好报。他的批判是文学的，也是数学的，也许还是物理的。像E=MC2一样，《项链》　这篇小说其实也可以简化成一个等式：

 

(女人)一晚的虚荣工(女人)十年的辛劳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莫泊桑相信，拜金与虚荣本身就带着寓言式的、宿命般的霉运。

 

是八岁还是九岁?　做语文教师的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述了　《项链》。他没有涉及拜金与虚荣，也没有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他讲的是“凤头、猪肚、豹尾”。父亲说，“那一串项链是假的”就是“豹尾”。

 

是高一还是高二?　我们的语文老师终于在语文课上给我们讲解了　《项链》。我的语文老师重点讲了两条，第一，资产阶级的虚荣必定会受到命运的惩罚;第二，在小说的结尾，为什么马蒂尔德会在弗莱思洁面前露出了“自负而又幸福的笑容”呢?　这说明劳动是光荣的，劳动可以让人幸福。

 

我之所以能清晰地记得这两条，是因为老师的话太离谱了，它自相矛盾。———怎么可以用光荣的、给人以幸福的东西去惩罚呢?　这就如同我在打架之后你惩罚了我两根光荣的油条，我再打，你再加两个光荣的鸡蛋。但是我没有举手，也没有站起来，我的老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不想为难他。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我读大学的那四年　(1983—1987)　里，人们对金钱、资本与西方依然保持着丰沛的却又是动摇的仇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在批判金钱、资本和西方。在我们的记忆里，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说白了就是批判金钱主义、资本主义、欧洲主义和美国主义。是的，如果你不去读小说，仅仅依靠课堂，你会误以为所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同一个写作班培训出来，他们类属于同一个合唱团，只训练了一个声部。

 

老实说，分析　《项链》　是容易的，《项链》　很清晰，还简洁。如果我们把莫泊桑和左拉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分析　《项链》　也许就更容易。作为一个和“自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作家，莫泊桑一点也不“自然主义”。他另类。他独辟蹊径。他没有多余的动作。如果说，左拉钟情的是鲁智深笨重的禅杖，莫泊桑所擅长的其实是轻盈的飞镖，“飕”地就是一下。莫泊桑不喜欢对视，他是斜着眼睛看人的;他乜斜着目光，却例无虚发。他的前辈法朗士，他的精神领袖左拉，他的文学导师福楼拜，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他配得上那些评价。

 

《项链》　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结构完整，节奏灵动，主旨明朗。直接，讽刺，机敏，洗练而又有力。你可以把它当作短篇小说的范例。

 

但，关于《项链》，我依然有话要说。一天下午，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件无聊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把《项链》　重写了一遍。当然，所谓的重写是不存在的，我只是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游戏，我把马蒂尔德的名字换成了张小芳，把马蒂尔德丈夫路瓦赛的名字换成了王宝强，把富婆弗莱思洁的名字换成了秦小玉。几分钟之后，汉语版的而不是翻译版的　《项链》　出现了。故事是这样的———

 

2005年，在北京，教育部秘书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因为虚荣，她向富婆秦小玉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去了。派对结束后，项链丢失了。为了赔偿，王宝强和他的太太四处打工。10年后，也就是2014年，这对夫妇终于还清了债务，他们在国庆长假的九寨沟遇上了富婆秦小玉。秦小玉没能把苍老不堪的张小芳认出来，然而，张小芳十分自豪地把真相告诉了秦小玉。秦小玉大吃一惊，反过来告诉了张小芳另一个真相:“那串项链是假的。”

 

虽然是自娱自乐，但我的游戏依然有它的理性依据：今天的国人太物质，今天的国人讲虚荣，今天的国人爱奢侈。换言之，今天的中国和1884年———也就是莫泊桑发表《项链》　的那一年———的法国很类似。既然社会背景是相似的，北京的故事和巴黎的故事当然就可以置换。

 

但是，我沮丧地发现，仅仅替换了几个中文的人名，汉语版的　《项链》　面目全非。它漏洞百出，幼稚，勉强，荒唐，诸多细节都无所依据。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破绽———

 

第一，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要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即使家里头没有钻石项链，张小芳也不可能去借。王宝强和他的太太都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

 

第二，相反，哪怕王宝强的家里有钻石项链，他的太太张小芳平日里就戴着这条钻石项链，可她绝不会戴着这条项链到部长的家里去。在出发之前，她会取下来。她不想取下王宝强也会建议她取下。

 

第三，一个已婚的中国女人再幼稚、再虚荣、再不懂事，在丈夫的顶头上司家里，她也不会抢部长太太的风头，她一定会“低调”。当然了，部长夫人的风头她想抢也抢不走，无论她的脖子上挂着什么。——除非张小芳把长城买下来，再挂到她的脖子上去。

 

以上的三点是最为基本的机关常识。

 

第四，国人对假货在道德上是谴责的，在情感上却又是依赖的。谁还没买过假货呢?　张小芳，一个虚荣的、骚包的女人，她对假货一定是在行的。让她去借奢侈品，这不是张小芳大脑短路，是写作的人脑子短路。

 

第五，退一步说，这对夫妇真的借了，项链真的被这对夫妇弄丢了，可他们真的会买一串钻石项链去还给别人么?　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　其它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项链”作为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王宝强夫妇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支撑这部小说?

 

第六，就算他们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去还给人家，一条钻石项链真的需要教育部的秘书辛苦十年么?　对了，还要搭上他的太太。

 

第七，好吧，辛苦了十年。可张小芳为什么要去洗十年的脏衣服呢?　她那么漂亮、年轻。这年头哪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会洗十年的脏衣服?　张小芳挣钱的方式有许多，唯一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做苦力。

 

第八，作为仅有的知情者，秦小玉白白地赚了一条钻石项链，她真的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张小芳么?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更可能没有。

 

第九，这年头，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借了一条项链想在派对上出点小风头，这怎么了?　怎么就伤天害理了?　一位女士的小虚荣怎么了?　那么多形象工程，动辄损失几个亿、几十个亿，这样的虚荣你不管不顾，你无聊吧?　你吃了药再写好不好?　你的情感方式不适合做一个作家。

 

第十，就因为女人的那点小虚荣，这个社会就虚伪了?　贪婪了?　吝啬了?　腐朽了?肮脏了?　愚蠢了?　残忍了?　丑恶了?　卑劣了?　奸诈了?　在中国，女人的虚荣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的能耐?　造成中国严重社会问题的因素有许多，恰恰不是女人的虚荣。

 

这么好的一篇小说，什么都没动，仅仅替换了几个汉语的姓名，怎么就这样狗血了的呢?

 

也正是纳闷，也正是好奇，我把　《项链》　里头所有的姓名都换回去了。再看看，这一次我又能看出什么呢?

 

我说过，《项链》　是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莫泊桑想说什么。但是，诡异的是，或许是被汉语版的　《项链》　吓着了，当我回过头来再一次阅读　《项链》　的时候，我的心里似乎有了阴影，我似乎不那么相信莫泊桑了。我从　《项链》　里头看到了别的。这些“别的”也许不是莫泊桑的本意，我该不该把它们说出来呢?

 

我知道莫泊桑有严重的忧郁症。如果我不把我再一次阅读　《项链》　的想法说出来，我也会忧郁。

 

在莫泊桑的　《项链》　里，我首先读到的是忠诚，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家庭，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也就是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无论莫泊桑对资本主义抱有怎样的失望与愤激，也无论当时的法国暗藏着怎样的社会弊端，我想说，在1884年的法国，契约的精神是在的，它的根基丝毫也没有动摇的迹象。《项链》　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项链》　里的契约精神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借东西要还”。这不是哲学的理念，而是生命的实践。在践约这一点上，路瓦赛先生和他的太太马蒂尔德为我们树立极好的榜样。即便是莫泊桑，在项链遗失之后，他可以挖苦路瓦赛夫妇，他可以讽刺路瓦赛夫妇，可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莫泊桑不怀疑并不是莫泊桑“善良”，是他没法怀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实。能在教育部混上书记员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正常”人了，他的太太同样是一个“正常”人。在契约社会里，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这个底线不可逾越。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无论其它的背景如何相似，《项链》　这部小说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在契约这个问题上，路瓦赛和马蒂尔德都是常态的。我有理由把这样的常态解读成忠诚。在项链丢失之后，我们丝毫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的计谋、聪明、智慧、手段和“想办法”，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只有惊慌与焦虑。这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的内心绝对没有跳出契约的动机，一丝一毫都没有。所谓的惊慌与恐惧，骨子里是践约的艰辛与困难，同时也是契约的铁血与坚固。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　的悲剧才得以发生，《项链》　的悲剧才成为可能，《项链》　的悲剧才能够合理。

 

《项链》其实是非常文明的悲剧。不是“文明”的悲剧，是“文明的”悲剧。

 

(未完待续)

 

文/毕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