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兵

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大致起源于明朝中叶，与西方银行出现的时间相当。中国早期的金融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唐朝的飞钱就是一封书札、钱庄私帖上的印章则完全是秦汉印章的延续，金融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在金融业的各个领地都有体现，譬如钱庄账册名称。

钱庄账册秉承了传统的书札式样，都是竖式右读，账册的名称也不统一，当时被指“雅俗不一”，今日看来都算近雅，因为俗的还在后面。

从1937年年初开始，钱业改用新式会计科目和账册名称，并于1938年1月1日起一律实施。如以前的“流水账”，也有称作“日流”、“滚存”的，1938年开始一律改为“日记账”，现在银行员工还会习惯性地把日记账叫作“流水账”，源头就在这里。另外如“克存信义”，也简称作“克存”，即钱庄的定期存款；“利有攸往”则是钱庄的定期放款；“日增月盛”即是现在的“月结”账。这些名称笔者刚进银行时偶尔还会听到老法师脱口流出，现在则再难听到。另外还有“万商总清”即现在的总账；红利账则叫“利益均沾”等。这些名称既能贴切点出账册的实际内涵，又兼顾主客双方的权利义务，且还包含美好的愿望，堪称意味深长，文化气息厚重。

“钱庄的红账是钱庄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或初三将上年度的盈亏状况向全体股东提出的年度决算报告，惯例用红纸缮写，因此称为红账。”(《上海钱庄史料》　P476、477页)　红账的收方有资本等项，并不写明资本，而是写作“源远流长”；红账的付方有应收账款等项，则写作“合浦珠还”，用典巧妙。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源远流长”用在钱庄账册资本项下意思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正是因为与资本的天然合拍，笔者发现“源远流长”四个字还被刻成印章并盖在大清宝钞的左下角，不禁略有好奇。

大清宝钞和大清户部官票，发行于清咸丰三年　(1853年)，当时正值太平军起义，更兼黄河连年决堤，清政府开支庞大，国库银根紧缺，因此发行纸币以应急。宝钞以制钱记，官票以银两记，两者合称钞票，虽然在同治元年　(1863年)停用，钞票的叫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在纸币上盖印章是传统的征信防伪手段，从宋朝的纸币交子到至元通行宝钞、大明通行宝钞上都有，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所发行的私帖上也是如此，但是用印都有一定的成规。“源远流长”盖在大清宝钞的左下角，这里是加盖落地章的地方———落地章也叫落款章，如文人书札末尾不仅墨笔书写自己的名号还要留下自己的印鉴一样，钱庄的落地章内容也是庄名，表明这张钱票的出票人是谁。

然而在大清宝钞上，这个位置盖的是“源远流长”，另外还有式样相同的“若合符节”、“节以制度”、“与时偕行”、“泉之始达”和“于物有济”等印，收藏界一般认为这些印均为闲章。然而笔者以为，这些印章出现在宝钞上，一定有其道理，不应该以闲章等闲视之，须知闲章不闲，宝钞及所有钱票上之印章一定有其必用之理。询之于钱币专家王允庭先生，先生正巧对此曾有专文研究，并判定此类闲章其实是身兼防伪和记录两种功能，既是防伪押角墨记，又是“宝钞领回后由填写号数的司号人员加盖”(王允庭：《朱白两相“印”———趣谈钞票上的印章》，载　《银行博物》　总第25期)，即表明此张宝钞在何地流通。先生毕生浸淫于钱币一道，故能发人所未道，后学佩服。

“源远流长”一印，小篆字体略作印化处理，其中“逺”字更作省笔，略去中间“口”部，法度未失，直追汉人缪印篆法，整印敦厚朴实，率真自然，这也是文人印家的境界。此印置于文房，亦将毫不逊色。作为金融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账册的美名，又是一方让人遐想的宝钞用印，传统文化生命力之强盛，于此可见一斑。

“兴利图章”则是一方典型的清末民初钱业用印，既可以作押款章，也可以作骑缝章，是钱庄银号不可或缺的一枚实用印章。黄杨木质，规格为4×4×5cm，方形无钮，四层花边框。正中间是楷书印文“兴利图章”四字，围绕四字是长城纹边框；外面是一圈文字：“九府之法，本自太公，成形天地，百代相沿，则财恒足”，记录的是姜太公作为货币制度开山鼻祖所创制的“九府圜法”，点出了该印的行业身份，有追根寻源认祖归宗的意思。“九府圜法”外是光芒纹加城垛纹两重框；最外层花边是花瓣纹图案，中间嵌刻十二字“行曰布，流曰泉，取无禁，用不竭。”与中间层的“九府圜法”相为表里。姜太公的钱法理念流行了几千年，现代社会依然秉持此法，钱业传统深厚及观念故旧于此可见一斑。四重花边图案的选择与当时青花瓷器上流行的图案基本一致，时代特征明显。整印文字大气挺劲，花边精致美观，堪称印章史上的佳作，置于文人印的谱籍中亦是毫不逊色。

钱业老印章是秦汉印的嫡传，其形式上的创新迥异于整个文人印章史，因为其在金融票据上的作用极为重要，银钱业对印章的重视程度也超出侪辈。蒙尘已久的金融老印章，经历了长时间的沉默，正在渐渐浮出水面，既为金融界所重视，同时也进入了收藏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