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停车公约、保养更换电梯、二次缴纳维修基金……在上海，近千个社区迈入“动奶酪”阶段。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在社区上演，成为基层治理必须突破的堵点、难点。

如何更好推动基层社区理性协商，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注入全新时代内涵？近日，发端于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三会”制度迎来一个新载体——“三会”研学基地。根据规划，该基地将采取定制方式，由社区点单、研学基地研发，由此真正让“三会”制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迭代更新、落到实处。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当前城市治理的难点痛点在基层，但其创新潜力同样也在基层。“基层社区蕴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庞大能量，要充分激发挖掘。”

一条“黄泥弄”中悟出首创制度

20年前，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孕育出了“三会”制度——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

最初，“三会”制度被用于解决公共弄堂卫生问题。由于社区各主体缺乏责任意识，弄堂成了远近闻名的“垃圾弄”“黄泥弄”。为解决这一梗阻难题，意见征询会、听证会、协调会等一系列沟通协调机制应运而生。后来，弄堂铺上了彩砖，焕然一新。“三会”制度也走出五里桥、走向全国。

在市民政局副局长沈敏看来，该制度充分体现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基层干部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社区居民在解难题中解出来的、在自治中悟出来的。”四年前，“三会”制度写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由此上升至地方立法层面予以进一步固化。

20年来，这一基层首创也与时俱进，从1.0版一路升级更新至4.0版。黄浦区还制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居民区“三会”制度的指导意见》，细化适用范围、明确操作规范和流程，推动“三会”制度进楼宇、进园区、进街区。

从社区到街区，创新治理被赋予更多期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刘建军认为，“三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所解决的公共议题数量，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走向有序化、规范化的标志。

当下，“三会”制度还被赋予更多期待，即从社区到街区，探索更多元的基层治理。“中国城市的基层治理并不仅停留在小区制这一层面，”刘建军认为，实践中，小区间的公共空间、相互衔接道路等也被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由沿街商铺和封闭小区组合成了一种新街坊制。

根据刘建军的实践观察，黄浦区最有可能率先探索街区治理。这其中，街区的其中一个重要指征就是要有文化地标。譬如，在类似于新天地的开放街区，如何更好探索治理模式，都是值得持续挖掘的方向。

“街区形态要包含软硬元素，”刘建军进一步剖析，硬件要素包括文化地标、街区经济、串联性道路等。而软件要素则涵盖制度化运作的街区共治委员会、智能化协商平台等。

数据手段介入，无主题协商“前置”化解隐患矛盾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线上协商通道的开辟十分关键。除了八小时内的居民“面对面”议事之外，全天候24小时的网络“群对群”协商机制同样起着关键作用。

实践中，基层社区治理协商可分为以下两类——有主题协商、无主题协商。在不少社区蹲点调研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闵学勤发现，“许多基层干部擅长有主题协商，但真正有能力、有水平的‘小巷总理’也偏好无主题协商”。

她仔细剖析，有主题协商的背后，实则是需求在推动。也就是说，当社区出现了矛盾、纠纷，基层社区再以问题为导向发起议题。但无主题协商，则是将基层治理流程“前置”。譬如，针对下季度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提前布局协商。“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基层治理手势。”

实践中，不少地区已开始探索大数据遴选议题。譬如，在南京，一个凝聚了30万人的“掌上云社区”，每月产出近30万条活跃信息。每个季度，数据后台会自动排列出TOP10的热点话题。闵学勤观察到，数据手段的引入，为基层治理带来了许多实用的“副产品”。譬如，由于物业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因此该数据后台还专门嵌入了物业协商板块，更便于居民互动交流。

作者：王嘉旖

编辑：单颖文

责任编辑：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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