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山河》温靖邦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卞鸣镝

一位旅美华人学者在一次温靖邦作品研讨会上这样评判道：“温靖邦的作品是不像小说的小说。也许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就是为了达致这样的境界，温靖邦付出了也许比别的小说家更多的艰辛。

当今西方学术界对历史小说，甚至对所有的历史文本，在理解和阐释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必过多地追究历史真实，只需达到历史的可理解性就行了。也就是说，小说里描写的某一段历史，只要是合理存在的，就并不一定要真的发生过。于是，“合理的虚构，符合历史的本质真实”，这一来自匈牙利美学理论大师卢卡契的陈旧命题又在西方复活了，近三十年来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俄国卢那察尔斯基在阐释这个理论时举了中国的一个实例：《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并不能完全对应史志，例如对曹操、刘备、关羽的塑造，采纳了不少民间传说成分，进行了大胆虚构，由是成就了不朽的文学作品。法国雨果的《九三年》也是同样的情况。

《喋血山河》的作者温靖邦却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既然名为历史小说，那就应该用文学的策略重现历史，而不能虚构历史；他力主对历史负责、对读者的认知负责，把历史小说写成可以当信史阅读的作品。否则，在历史认知的领域不仅会误导当代，还将贻害后世。《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与史实的曹操至今在民间无法矫正错位，“演义”实不能辞其咎。温靖邦早在十多年前创作民国系列作品时就已明确主张这种创作观，以致读过这些作品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那不仅是文学作品，也堪称历史的再现；而刚出版的《喋血山河》，有认真的读者详勘史料，竟发现其作者连细节的虚构也屏绝了，几乎做到了无一言一行无来处的惊人境界。

人们说，历史小说的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温靖邦此举等于在镣铐之外还把自己弄到火上烤了起来。面对自己设置的严峻课题，既不能虚构，又得写成小说，还得攀援不低的艺术高度，他将何以为计？令人击节叹赏的是，《喋血山河》这种连细节也力求能对应史实的更深一步的创作探索，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而且作品的可读性、诗性并没有受到丝毫削弱，我们在读史的同时依然感受到了文学性带来的愉悦感。《喋血山河》在用史料铺陈情节时，坚守历史的宏观大局，精心部署重大历史事件发展的悬念；同时，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巧妙地进行微观局部的调度，充分展开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探究性描写。这种人物形象的生动与丰满以不舍弃作者孜孜以求的“信史”品格为原则。其中的共产党人群像，从领袖人物到连队官兵，既符合我们所熟知的大气磅礴、大义凛然,、英勇卓越、舍生取义的共性，每一个个体又是那样的个性惹眼、有血有肉，仿佛伸手可触。即便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阎锡山这些在教科书上早就有定论的人物，温靖邦也没有背离史实而简单对待，更没有图省事而脸谱化；而是遵照史料所提供的真相对他们进行了再造，使之呼之欲出、宛如眼前。温靖邦深刻揭示出他们在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内心的复杂性和多元意识。对张学良这样不惜发动兵谏，推动国共和谈的中华民族的有功之臣，也没有为贤者讳，严格遵照史实真相揭示了其人格与思想意识的多义性。例如曾经下令东北军不抵抗，把东北拱手让与日寇，以及个人操守方面的不完美。对发动闽变的反蒋义士蔡廷锴诸人，也没有像此前的一些历史文本与文学作品那样去作违背史实的夸饰与拔高，而是在肯定其主流的同时揭示了他们的一些负面动机。

所以说，《喋血山河》给以后的历史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不俗的范式：拒绝虚构历史，更不可戏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