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

1979年那春风拂面的时节，北京史学会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礼堂召开学术报告会，会议主席李新命陈铁健就瞿秋白问题发言，于是他发表了近于“离经叛道”的见解。其离何经，叛何道?

得从“文革”说起。陈铁健在“文革”中有个“爱好”，时而逍遥到东长安街　(王府井至东单路口一侧)，去买各种小报尤其是“讨瞿”报，他没随看随丢，而作为历史资料完整地收藏起来。中国有个怪现象，小道消息未必假，大道消息未必真。从当年的小报也能窥出“文革”若干天机。陈铁健从“北京师大井冈红军”1968年5月刊行的《瞿秋白批判集》中梳理出一条线索——

当时有人提出，“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还说“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要“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有人建议《毛泽东选集》再版时删去美化瞿秋白、刘少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有关注释;江青也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1967年5月12曰，北京政法学院学生去八宝山砸毁瞿秋白墓……至此，瞿秋白是“叛徒”便成了铁案。

即使如此，也禁不住陈铁健的惶惑。大学时代就读过瞿秋白、鲁迅著作，瞿、鲁富有诗意的友谊，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为何“文革”中鲁迅成了神，瞿却变成了鬼?怀疑是逼近真相、发现真理的先导。带着疑问，陈铁健重读《多余的话》、重读瞿秋白论著，重读瞿秋白就义不久各界人士对他的评价。读着读着，铁健激愤了，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他苦苦地思索着瞿秋白作为书生型政治家的悲剧命运。

1978年秋，陈铁健从近代史研究所借调到黎澍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组做“文革”史研究。同年12月中旬，据黎澍安排，陈铁健与郑惠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资料。白天跑专案组、报社，晚上在锦江饭店摘抄相关资料。可是，时时萦迴脑际的还是那烛照心灵的《多余的话》。一个思想片断，一个灵感话语，不时跳出。夜深，处理完“正业”，他就将那些思絮断断续续地写下来，直到1979年元旦前夕离开上海前才把那些思想草稿，集结成文。这就是那震撼文林的《重评<多余的话>》的初稿。

《重评<多余的话>》深刻地分析了瞿自身两大主要矛盾: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绅士意识的矛盾;认为　《多余的话》“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他一反“文革”所谓“叛徒自白”的基调，论定《多余的话》“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陈文进而呼唤端正党风、端正学风。“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实地分析一切现实和历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主张“既要打破那种依恃权势，指鹿为马的霸道作风，又要反对那种信奉‘两个凡是，，只看权力、等级，不敢坚持真理的奴才心理”。从而使之成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一只报春燕。

1979年春，陈铁健在北京史学会上初试锋芒，就引起了震动。《重评<多余的话>》在1979年第三期《历史研究》月刊上发表，就轰动政学两界。“凡是派”视之为离经叛道，离何经?叛何道?不言自明。有来自某大机关的人电话质问编辑部:“你们为什么发表这样的文章?”并念了文章结尾的几句，然后说:“这是反对华主席的!”同年初夏，陈铁健在南方一个学术会关于瞿秋白问题的发言，也引起了“争论”。有人竟重操“讨瞿”的调子，甚至语言也是从“讨瞿”中捡来的。理所当然遭到陈铁健的驳斥。

当然更多的是赞许、讨论、商榷，构成一个学术热点。全国范围内有百余篇文章就此发表意见，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难得一见的盛况。更难得的是茅盾、丁玲等名人高度评价陈文，中央高层人物也很关注。

1979年5月中纪委成立八个专案组，对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冤案复查。瞿秋白案复查组负责人孙克悠　(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读过《重评<多余的话>》，因而力邀陈铁健参加复查组。陈铁健参加了从走访调查到起草报告的全过程。1980年10月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结论为:

《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

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与陈铁健的研究结论基本相似，或说较大程度上参考了陈铁健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不过，瞿案尽管有瞿家亲人再三上书中央，陈云、胡耀邦都有明确批示，为之平反仍一波三折。1980年1月7日至25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中纪委全会，修改、充实《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然而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文件，而瞿秋白的未予通过。是邓小平在29日的会议上一锤定音:“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才有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的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昭雪。(按　陈铁健说明:中央纪委1980年9月15日，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10月19日，由中央办公厅转发至全党，实际上已为瞿秋白平反。两年后，中共十二大予以确认。)

陈铁健无法改变这种“中国特色”，他只是手持中纪委的尚方宝剑，利用复查的良机，走访了诸多与瞿案有关人士，看到了诸多与瞿案有关的档案资料。以此为基础，趁热打铁，从1979年底到1980年春，他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写出了《瞿秋白传》第一稿(约二十万字)。接受李新的劝告，没有急于出书，而是投身到李新主持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本的编写工作与《瞿秋白文集》(十四卷)、《瞿秋白选集》　的编辑工作。虽繁忙，但经过积淀，加深了对瞿秋白生平、思想的了解与理解。直到1984年12月，经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催促，又得李新准假，陈才从12月12日到1985年4月底，一鼓作气修改了瞿传，其中有近二十万字是重新写的。1986年6月间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再改一次，这年终有上海人民版的《瞿秋白传》问世。

《瞿秋白传》出版之后，陈铁健近三十年来写了一系列瞿研文章，其中《<多余的话>与瞿秋白心路历程》《瞿秋白案复查散记》都是传世的名作。尤其是作为《多余的话》导读的长文《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外曲内直烛照心灵的<多余的话>》，堪称数十年《多余的话》研究简史，不仅更深刻地评价了《多余的话》，更力求从制度层面追寻如瞿秋白此类悲剧的源头。依托自己和学界同仁新的研究成果，利用苏联解密的相关档案资料，陈铁健先后于1995年与2009年两次修订《瞿秋白传》，精益求精，再版两次，使之至今仍为瞿传中一座难以逾越的杰构。诚如李新所言:“一本书要站得住，需要时间的检验。”

时间的检验，让陈铁健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瞿秋白研究第一人。

(本文摘自《悦读MOOK》第四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