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强

我为了撰写反映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的长篇小说《爱在上海诺亚方舟》（已出版），阅读了数百万字有关二战期间犹太人在欧洲被纳粹迫害、屠杀和他们逃离来上海避难的有关书籍和资料，其中有许多是犹太难民的回忆录，我还访问过犹太难民的后裔。日本当年是如何对待犹太难民的呢？

1938年，许多国家对急需援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全球只有中国上海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为了逃脱纳粹的迫害和杀戳，纷纷逃离来到上海避难，上海是他们的诺亚方舟。

根据一些犹太难民回忆，当他们乘坐游轮即将抵达上海时，不由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了前不久南京发生了日本军队对市民的大屠杀，上海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日本和德国是一对好兄弟好伙伴呀，他们担心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们，担心再遭遇厄运和不幸!

犹太难民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的残酷的现实也证明了这点。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宪兵队迅速占领了上海的美英公共租界，宣布“敌国侨民”必须老老实实呆在家中，每人手臂佩戴“B”字当头的红色袖章到指定的商店限购物品。这对持有美英等盟国护照的犹太人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像富有的赛夫拉迪犹太人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英国国籍。一些盟国国籍的犹太人成了“敌侨”，逃脱不了厄运。他们被关押在集中营，连儿童和妇女都不放过，仅靠米饭和自来水维持生命，直到二战结束。犹太巨富嘉道理及家人也被关入了集中营，财产被全部没收，包括大理石大厦。犹太人巨富沙逊豪华的华懋饭店也被日军占领。

更糟糕的是，当时援助欧洲来沪的犹太难民委员会等援助机构被日军占领，在沪曾援助难民的犹太富豪的银行账户和资金被冻结，国外援助上海犹太难民的渠道几乎全部中断，这样迫使供应犹太难民的食品减少，质量下降。

1941年底，由于缺少资金，管理人员不得不将救济犹太难民的伙食每人每天两餐改为一餐，面包从12盎司减少到6盎司，每人每天只能吸收1350卡路里热量，不足以抵御饥饿的威胁。

俄罗斯犹太人朱迪丝·本·埃莎莎在《与日本当局抗争记》一文写道：“上海的情况明显恶化，大批商品被运往日本而没有进口，这种单向贸易给上海造成很大的损失，昔日丰盛的仓库被掏空了。日本主要掠夺食品和金属，食品用来喂养日本人，金属用来制造武器。”这样，上海物资匮乏，物价上涨，不仅对上海人民，而且对前来避难的犹太难民，真是雪上加霜。有的犹太难民回忆说，当时缺电，他们用刺鼻的乙炔点灯；煤气中断供应，他们在上海人的帮助指导下，购买煤粉和木屑做煤球生炉子。一些犹太孩子到舟山路菜场捡卖剩烂蔬菜，争抢甚至动拳。一些犹太妇女为了生存便丢弃尊严和廉耻，当上了妓女。她们的理由是，“我们要活下去，礼仪道德于我们一事无补，我们或许活不到明天，但我们有资格今天活着。”

1939年9月4日英国及其盟国波兰遭受纳粹入侵而对德宣战，上海不再是自由进入的自由港，犹太难民要进入上海必须获得日本在上海当局的批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在上海的日本当局中止了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避难。这样，有许许多多的犹太难民本可以进入上海避难，然而他们却来不了，免不了遭到纳粹的屠杀，他们的冤魂在欧洲飘荡，悲哉！

人间自有正义在，德军进入波兰后，数千名犹太人逃入立陶宛，日本时任立陶宛首都考纳斯领事杉原千亩不顾日本外务省的禁令，给数以千计的犹太难民签发过境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和功德无量的日本人。然而，“杉原在考纳斯工作到1940年。后被日本外务省开除。”

纳粹对欧洲犹太难民逃离来上海避难还不放过，1942年7月，德国负责日本、中国和满州事务的盖世太保约瑟·艾伯特·梅辛格上校从东京来到上海，制订了一整套方案，要日本在上海的当局“解决”（处死）在上海的所有的犹太人，结果日本在上海的当局采取一个德国认可的折衷方案，即在上海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区”（隔离区），强令所有无国籍犹太难民进入隔离区，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日本在上海的当局之所以没有采纳梅辛格的方案，并不是发自慈悲和人道，而是正如犹太人戴维·克蓝茨勒在《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一书中所说，“他们无意消灭据称是强大而富有的犹太人，而是要利用其巨大的财富以服务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在上海的当局于1943年2月18日发布《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所谓“无国籍难民”，是指自1937年以来从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丶匈牙利，和以前的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成为无国籍者），布告要求无国籍犹太难民自布告公布之日起3个月内将其住所或营业所迁至虹口既拥挤又肮脏、曾被日军炮火破坏并未恢复、不到一平方英里的隔离区内。犹太难民不得不将在“隔离区”外的公寓、住房卖掉或者置换，大量企业被迫歇业。犹太人在上海起家、置业不易，然而他们要重起炉灶，成败未卜。他们必须在短短的3个月内完成搬迁，只能以低廉的价格抛售自己的房屋甚至商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最困苦的时刻得到上海邻居的关心和帮助，与邻居建立了珍贵深厚的友谊，要搬迁也使他们失去与上海人的亲情、友情，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

据统计，当时犹太人在“指定地域”之外有811套公寓共计2766间房屋被迫交出另换在隔离区条件较差面积较小的住所，而307家犹太人办的企业也被迫歇业。

在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所有犹太人未经允许都禁止离开，擅自外出一旦被逮住，便被押送到有传染斑疹和伤寒的班房关押，只要被关押进去，十有八九的人会被传染上疾病。据犹太人资料记载，曾有6个“犯上作乱”来自波兰的犹太难民，被关押在班房传染上斑疹伤寒而一命呜乎。

当时日本人掴犹太难民的耳光更是家常便饭。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后裔沙拉女士回忆说，他的爸爸有一次从外白渡桥下来，遇到日本宪兵行礼时没有将帽子脱掉，宪兵走上前来就给他爸爸两记耳光，他被打懵了。

犹太难民离开隔离区必须办理通行证，为了办证，往往要排几个小时队。那个负责办理为期3个月和1个月通行证的日本签证官合屋是个精神变态的矮个子，他签发通行证往往在于他的情绪，常常故意刁难犹太难民。对于那些前来办证的高个子犹太人常常嫉妒，登上桌子掴他们的耳光。而另外一位办理短期通行证的日本签证官大仓，是个虐待狂，经常对前来办理通行证的犹太难民大打出手，有时强迫他们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晒几个小时。犹太难民对这两个办证的日本人恨之入骨，大多数犹太难民忍气吞声，也有的曾经反抗过，结果被关入班房。

在隔离区内居住的一些犹太难民因为搬进隔离区而未能东山再起，经营失败、失业，每况愈下。而那些依靠厨房基金会救济生活的约5000——6000难民，每天只得到一顿热餐和9英两面包，这点热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也不足以增强身体抵抗力，所以口炎性腹泻等疾病在难民中蔓延，死亡人数“双倍于平均数”。

随着欧洲战场和中国抗日时局的转变，日军对隔离区的管制越来越严，通行证的发放大大减少，1943年8月，约有7000犹太人申请通行证出入隔离区，结果只发了3000来张。这样就减少了许多犹太难民走出隔离区谋生的机会，日子越来越难熬，并且造成心灵上的压抑和打击。

1944年——1945年，日军为了对付美军飞机的空袭，在隔离区内严格实行灯火控制，晚上所有的居民的窗帘都必须紧紧拉上不许露出灯光，连夜晚在室外吸烟都不允许。白天听到防空警报也必须熄灭家中炉灶火苗，违者将被严惩，犹太难民们被折腾得人心惶惶，苦不可言。

日军还认为，隔离区是犹太难民密集的地方，美军飞机也许不会向隔离区内投掷炸弹危及犹太人生命，于是他们将军事设施搬放到隔离区，将犹太人的生命当作儿戏。

1945年7月17日，美军飞机针对日军隐藏在隔离区的无线电台进行轰炸，因一架飞机投弹装置发生故障，几枚炸弹提前落下，造成隔离区前所未有的惨剧。有250人丧生，其中犹太难民31人，其余是上海市民。受伤的人数有500多名，其中一半是犹太难民，有的伤势严重，幸亏空袭发生后中国人和犹太人及时互相救助，否则死亡的人数还要多。事发后，日本当局还乘机利用犹太难民的情绪怂恿犹太难民机构向美国发电报抗议，结果没有得逞。

当犹太难民得到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苏联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他们在隔离区关禁日久，被压制、压抑的情绪如同火山一样爆发，走上街头与中国人、俄罗斯人互相拥抱，欢呼雀跃，有的还将隔离区的标志物踢开搬走，根本不理睬日军的种种禁令。然而没有料到的是，日军很快就进行了反扑，把大批犹太难民驱赶到一起，强迫他们在火辣辣的烈日下罚站，后来中欧犹太协会出面向日本指挥官进行交涉，罚站才被制止。日本军人没有人性的反扑，犹太人称为是垂死前挣扎，中国人说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

果不其然，8月16日早晨，几乎所有的犹太难民和上海市民从广播电台收听到日本天皇裕仁宣读《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犹太难民和上海市民再次涌上街头，喜极而泣，尽情欢呼。

“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一样，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犹太难民永久忘记不了在上海避难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封锁、侵占、迫害，造成他们困苦、饥饿、疾病、惶恐、死亡；他们也永久忘记不了在他们生死存亡和最艰难困苦时刻，中国人接纳他们并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正如出生在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瑞娜。克拉斯诺在《战时上海纪事》一文所感慨：“希特勒没能摧毁犹太人精神，几个世纪的压制也扼杀不了中国人天生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