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的画作《日落咖啡馆》，资料图片

唐颖的《上东城晚宴》，只在文学期刊上连载便引起热议，成为上一年度最被关注的长篇之一。唐颖敏锐准确地抓住了纽约这个大都会的文化特点，她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写现代知识女性摇摆于独立和寻找依靠之间的不彻底。她写在新世界里孤军奋战的艺术家，写患得患失的知识分子，借着成年男女之间的一场情爱博弈，她写出纽约无处不在的诱惑和陷阱，在粗硬的现实围剿下，多少看不见的栅栏竖在心里。

纽约是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谁都可以啃一口的那种。这个大苹果却是粗硬得很，据说能在纽约生存的人去哪里都不怕的。唐颖新作　《上东城晚宴》　的男女主角就在这里相遇，碰撞出一段注定短命的现代都市情爱。

唐颖有她的敏锐，她的多次纽约之行，长不到一年，短则几星期，她却能相当准确地抓住纽约这个大都会的几个文化特点。其一是居民街区差别及其意义。小说题目起得妙，“上东城”和文中提及的其他居民街区，诸如皇后区法拉盛，布鲁克林区威廉斯伯格，和曼哈顿区东村，这些名字早已具有超越地理位置指谓的政治经济文化意味。纽约的居民街区是在五大官方行政区之内渐渐形成的一个个非官方划定的地域，虽是族群杂处，还是会由一个或者两个族群为主导，比如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主要占居的是印度人和南美人的第一代移民。在这些以族群为主的街区里，人们保持自己的族群文化———价值观，传统节日，食品，服装等。这可能是纽约吸引各色人等的重要原因之一：追梦的同时不必有太大“去文化”的痛苦。

唐颖同样感受到族群和阶层之间密切又复杂的关连。种族是一道藩篱，阻碍着有色族群向上的社会纵向流动；阶层是又一道藩篱，拦截白人和其他族群之间的横向交往。就像那些街区，哪怕只是一街之隔，罪犯也不会跨界犯罪，看不见的栅栏竖在人们心中。在这个前提下，小说中的男主角娶了白人妻子，住进了上东城的小楼，以主人的身份在这里举行晚宴，他的画也能卖出大价钱，他具备了所有跻身“上流社会”的符号，当然被女主角里约和他原来的中国同学同行们视为成功人士。小说的视角完全是里约的，男主角的心路历程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他邀请失意的中国艺术家朋友做他的观众，从他不断对里约提到他温柔的白人富三代妻子，从他在情人和旧日朋友面前表现出的自我中心，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新世界里的孤单奋战。

作为新贵，他的等级意识更是强烈，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阶层族裔的概念缠绕在一起，牢笼一样，紧紧套住了他。他不能漂白自己的皮肤，只好不停地昭告世界他是天才艺术家。里约爱他的成功而看不到他的纠结，唐颖却把他的辛苦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他必须不停地作画，不停地联系画商、经纪人、评论家；在里约看来他是“于连”，多少靠了他的富贵妻子进入“上流社会”，而在他心里，在那个他渴望被接受的世界里，妻子的族裔更具符号意义，是他征服那个世界的“奖杯”。他在膨胀的自我和受挫的自我之间徘徊，跟那些保留自己文化、对遥不可及的上流社会敬而远之的移民们不同，他主动在生活中“去文化”，又不得不把东方背景当作他作品的卖点。他看重阶层、种族这些概念，又渴望用金钱和婚姻来完成同化，这种渴望在他邀请来的中国观众的羡慕嫉妒中经久不衰。从这个意义上，这个人物应该比《红与黑》　里的于连更有层次，更具可以进一步挖掘的心理复杂性。

唐颖安排了失败的和苦苦奋斗的各色艺术家，从里约的眼睛看出去，他们衬托出“于连”的得意。纽约是艺术家的冒险乐园，各种机会等着天才加勤奋去摘采，对成功的饥渴鼓励着他们前赴后继。你可能在餐馆碰到一个正向百老汇舞台进军的侍者，一个带孩子的保姆可能在炮制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开电梯的小工也许在写着一部电影大片……他们以平庸的生存手段支持梦想，然而在里约的眼里，这些人的落魄被放大了：做着导演梦的台湾姑娘艾丽丝，为了省钱，和无趣的男友同居；希望在纪录片上搞出点名堂的小李哥，穿了一双有洞的袜子；对没有功成名就的南美画家，她以自己的价值尺度看到他们的贫穷和失落。里约心目中的参照对象是画卖高价、一个月开销几万美元的“于连”。这能怪里约吗？　消费文化，物欲横流，艺术待价而沽，生存更是与钱有关。

但是，并不是所有在奋斗中的艺术家都希望住进上东城小楼，温饱之后，精神要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需，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求艺行程中的艰辛和寒酸，混杂着随心所欲的满足。谈起理想的美国生活，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郊区的房子院子一辆车，大人小孩一条狗，整齐划一的中产梦。其实，就算大家做同样的梦，终极目标和实现途径可能千差万别。纽约跟其他大都市一样充斥着势利和虚荣，可它同时又十分包容，不同艺术趣味的人群在这里形成道同相谋的小圈子，发掘各自最大的发展空间。自由和约束，开放和保守，先锋和传统纠缠在一起，可以算作一种纽约精神。里约最后嫁给了“不成功”的前小提琴家高远，在皇后区的高档街区当了一个捧着狄金森诗集的甜点店老板娘，是参透了纽约精神还是退而求其次呢？

里约的局限耐人寻味。相较“于连”，唐颖为读者呈现了里约与“于连”交往中复杂细致的心路历程。我们看着她纠结：她觉得找到了跟她旗鼓相当的男子汉，感受到生理上强烈的吸引，可是她又自省，如果“于连”不是成功人士，他会不会唤起自己身体相同的反应；她自责虚荣，但每次跟他约会，她照样精心打扮，颜色式样甚至布料的质地都考虑到，好像这样才能跟他“匹配”；她感到自己沦陷，但是她患得患失，怕自己被利用了；她可以接受前夫的经济帮助，却不接受“于连”的珠宝礼物。她既对“于连”的冒犯十分敏感，又把他的强势视作男性魅力。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经济独立，这些既让她特别自尊，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了她的枷锁。她的自我解剖能力使她常常企图把生活体验置于既定概念中，固执地想要分清“于连”之于她不仅仅是物质的、肉体的吸引，更重要的是精神平等；可本质上她跟“于连”一样，接受了“上流社会”的等级观以及用来物化成功的种种标签，包括潜意识里与“于连”妻子较劲，同时隐隐希望通过“于连”改变命运。她企盼“于连”视她为唯一，但是她又让两人的关系变成一场博弈———唐颖毫不留情地呈现了现代知识女性摇摆于独立和寻找依靠之间的不彻底。

12月31日深夜的时代广场，那个著名的萤光闪闪的大苹果，在人们裹着寒风的欢呼声中降落，年复一年，让一种超越种族、超越国界的集体欲念爆发到顶点。新年的清晨通常格外宁静，只有街道工人比我们大家都更早地醒来，清扫着隔夜留下的烟头，廉价饭盒和其他脏东西，预演着冷静日常生活又一轮开始。萤光没有了，人们重返粗硬的现实，从中体验着大大小小的悲欢离合，寻找或创造着生命的意义。

文/方园(作者为社会学学者，旅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