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懿是清末著名的女诗人，作为成都“浣花诗社”的一员，在母亲左锡嘉的主持下与姐妹们吟诗联句，名动一时。和其他以诗词传世的闺秀不同，及笄之年的一场温病，又使曾懿与中医结缘。她在病榻上博览医书，初得医道门径，二十岁嫁与袁学昌后又周游东南各省。当时正逢晚清江河日下、满目疮痍，心有戚戚焉。晚年的曾懿医术日精，先后作《女学篇》《医学篇》，探究“卫生”之道。从闺阁才女到济世女医，曾懿对疾病的体认和书写背后是诗人到医者的身份转变，同时也隐含着近代以来女性意识的变迁线索。

惜春悲秋原是闺阁诗词中的常见题材，曾懿的《古欢室诗词集》中也不乏描写四季心境的字句，只是这些心境与疾病纠缠，又时时掺杂着离愁别绪。曾懿出生于咸丰二年（1852），十岁时父亲曾咏因军务卒于任上，母亲左锡嘉携儿女由江西鄱阳扶柩西上，回到四川华阳。从此曾懿与家人在浣花溪边安家，毗邻杜甫草堂。曾懿出嫁前所作的《浣花集》里，虽多描写人生欢聚时的四时佳景，如“箨龙已成竹，新绿透窗纱”的《春暮》，“秋兴撩人眠不得，时闻蕉叶打虚檐”的《秋夜》，但随着疾病的侵袭，她对四季的感触也有了变化。因为不舍五妹于归江津学署，自己又疾病缠身，她写下“扶病搴帷步，微吟养性真。秋花闲似我，新月瘦于人。炼药烧红叶，焚香倚绿筠”（《病后忆季硕五妹》）等句。病中人对至亲的思念中夹杂着几许无力感，往日秋景的生趣也随着绵长的药味消散。类似的诗词频频出现，“工诗兼善病，人影瘦如花”（《秋闺杂咏》），“药里经编年复年，寒宵炯炯未成眠”（《寒夜病中怀季硕五妹并寄旭初二兄京都》），又如《浣月词》中有“东风已绿西堂草，诗魂争奈离情搅。好景艳阳天，年年愁病兼”（《菩萨蛮·春日病中寄叔俊四妹寿春》），病中的浣花女诗人在思念中长叹“浣泪书成欲寄谁”。

曾懿出阁后，随夫游历，由川入闽，由闽入皖，又随宦皖江，期间有不少凭古感怀之作。因为时常抱恙，曾懿在病中作诗已是日常，如《飞鸿集》中“杏花时节雨廉纤，病怯春寒夜更严”“强支病骨不知暑，五月潮深寒似秋”“病起苦炎熇，郁纡意不适”等。随着三妹、五妹相继离世，曾懿有关疾病的诗词在四季轮转中平添了物是人非之感。时局动荡，游历途中所见所闻使她开始考虑以其他方式面对疾病。

曾懿一生经历四次温病，久病成医，对温病伤寒辨证颇有心得，加上连年随宦广德、涡阳等地，常见庸医拘泥古方，误人性命，于是在五十四岁时写就《医学篇》——“此懿所以瓣香永祝也”。在《温病伤寒伤风辨论》中，曾懿自述病中数度扶枕自查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仿其滋阴甘凉治之，得法而获痊愈”，这也就不难理解《医学篇》主要化用的是温病学派方。但曾懿并非泥古之人，当时正值西医东渐，她论及伤寒温病原由时，认为“肺为华盖，上有两管，一为食管，上承饮食；一为气管，以通呼吸”，显然借鉴了西医解剖学的观点。她还进一步指出，“西医治病之法，虽不及中国，而杜病之法，实有甚于中国者”，多次提倡小儿接种牛痘，兼采中西医理。《医学篇》二卷以温病入三焦为线索，又加上愈后调养的方剂，于1906年成书，翌年刊行，可视为曾懿以医术回应疾病的尝试。而《女学篇》成书于1905年，虽沿袭了传统女教的男女分工，但也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强调“使男子应尽之义务，无不与女子共之；男子应享之权利，亦无不与女子共之”。同时，该书在第一章《结婚》中，提出“须注意选择配偶者之体格”，体现出朴素的古代优生思想；而在第九章《卫生》中，呼吁女性“不独宜重卫生，且宜兼习医学，使一家强则国强，国强则种族亦因之强矣”。可以说《女学篇》和《医学篇》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曾懿的“卫生”之道，前者医女界乱象，后者医温病伤寒。虽然这两本著作的部分内容如今看来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在女性出入相对受限、医者地位也不高的时代，曾懿的言论显得与众不同。也难怪她在《女学篇》自序中笑称“至守旧者，憎其夸诞；维新者，嗤其琐屑。设有以中立相诮者，懿亦乐而受之”。

对于曾懿以诗人和医者两重不同身份写就的文字，学界常分而视之，前者关乎文学审美，后者则偏重社会史和性别研究。但实际上无论是诗词、医书还是学论，都是曾懿面对疾病时独特的体认和表达，三者相辅相成才造就了这位独特的书写者。张百熙在为《女学篇》作序时，称曾懿“眷时艰之日，亟恫女学不兴，乃屏弃诗词书画以为无益于世，爰就平日躬行实践可以矜式女学者，作《女学篇》二卷。又以医学至今垂绝，而剽窃西医者率多肤浅，恐真诠之浸失而杀人之滋多也……作《医学篇》二卷”，这种解释看似完备，却太过简略。

事实上，曾懿并未完全放弃才女传统，《女学篇》和《医学篇》中感人至深的段落兼具文学审美的价值，显然得益于她的文学创作经验。如《医学篇》记下痛彻心扉的“三妹之死”——三妹仲仪身体羸弱，生第三胎时大出血昏厥，初通医理的曾懿当时尚未出阁，眼看三妹危在旦夕，大夫拘泥古方，便“私将临产所用之浓参汤掺半盏于二煎之生化汤内”，总算挽救了三妹的性命。不料后来三妹接连生产，血气愈亏，终于在生产第六胎时一命呜呼。私自换药是少女曾懿的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虽然侥幸救了三妹性命，但知道姊妹日后仍在接连生产还是感到惴惴不安。直到三妹因生产而死，而彼时的曾懿已经出嫁，没有机会在最后一刻妙手回春，也没有机会见到三妹最后一面。这段叙述字字泣血，痛悔之情难以抑制，现在看来不仅是三妹的悲剧，也是无数没有生育话语权的女性们的悲剧。《女学篇》中《论缠足之损益》，曾懿也以自身经历劝说女性放弃缠足，自述年幼时放学回家，看到兄长捕蝶寻花，“有无限自由乐趣”，“自觉身负千钧，足如桎梏，每抚之而泣”，寥寥数语，已经勾勒出一个暗中啜泣的缠足女童形象，牵动读者的恻隐之心。从“医文互通”的传统来看，北宋沈括除了著有《梦溪笔谈》还写过《沈氏良方》，清代名医如薛雪有《一瓢诗话》、徐大椿有《洄溪道情》，不一而足，曾懿无疑也是医文皆修的范例，她医书中那些文学性极强的段落，凸显并延续了文人才气。

曾懿“弃文从医”的选择并非个例，其背后是清末民初才女群体的社会化转型。清末才女因为战乱被迫走出闺门，颠沛流离之际对于疾病的认知已不是简单的顾影自怜、惜春悲秋，而是与“阃外”的社会化实践紧密相连。随着清末传教士将西医传入中国，原本恪守儒家传统的中医体系受到冲击，加上女性主动或被迫更深层地介入社会现实，使曾懿、顾淑昭、孙西台等女性能以“医者”而非“才女”的身份为世人所知。与此同时，基于现代知识架构的女学制度日益完善，传统女教规约的影响力减弱，本来屈指可数的女中医群体逐渐演变成清末民初有一定数量的中西女医队伍。如果说和曾懿同时代的女医多为大家闺秀，有的还有家学渊源，如顾淑昭之父为名医顾锡，王恒其之父为名医王珠，那么之后的女医多是医学校的女学生，女子习医正式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以罗秀云、张竹君等为代表的广州女医群体，就是由博济医院衍生而来的现代西医教育的产物。而随着科班出身的女医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原本闺秀们擅长的文章传统逐渐隐而不彰。

回过头看，曾懿的一生既是末代闺秀的挽歌，也是现代女性知识分子介入公众场域的“原点”。她在行医中重新认识疾病，与在诗词中描摹病中心境是两种并行交织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如果没有才女书写的人文映射，她在医论中对疾病的感悟、对生死的敬畏就难有灵性和张力。这种诗文陶冶中应运而生的敏感和才情，长于描摹生命的“悸动”，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激发出更具深度的医学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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