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思想家袁黄先生，初号“学海”，后改“了凡”，后人常以“了凡”称之。了凡先生所著的《了凡四训》，结合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中华文化之精髓，以自身经历明事说理，也被誉为“东方励志奇书”，这本书实际是了凡先生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而作的家训。

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

了凡先生在《改过之法》一文中说：“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过在杀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

近年来，从SARS病毒到H7N9禽流感，再到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等，每一次疫情的发生都与动物有关，每一次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似乎都会集中声讨一番，说什么都是动物惹的祸云云。然后呢？然后就是动物照杀不误，煎炒烹炸，各种吃野味者屡见不鲜。

其实，在漫长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从爬行到直立，从食生到取火，从游牧到定居，从原始到智能，浩浩荡荡的文明进程，发展至今，最不应该缺失的就是好生之德。何为“好生之德”？说通俗点就是有仁爱之心，懂得仁者爱人，懂得每一只飞鸟都有生存的权利，懂得要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

从古今的各类史料典籍，到如今的科学研究，都在告诫人类，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极其复杂，自身携带或体内潜伏的病毒诸多，爱护每一个小动物，不随意杀伤、食之，实际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正如了凡先生《改过之法》一文中所讲：“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镬，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己之养也，珍膏罗列，食过即空，疏食菜羹，尽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损己之福哉？”

健康之道，并不在物品有多丰盛多稀有多珍贵，就算山珍海味，吃过了也就吃过了，五谷杂粮同样可以充饥果腹，何必去伤害动物的性命，而折损自己的福寿呢？

重视生态、保护野生动物古已有之

不论当下，聪明的古人早已发现滥食野生动物的害处，不仅逐步形成了形式各异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令，甚至还设有专职的官员。

如果通读《尚书》和《史记》，就会发现，在帝尧时，就设了“虞人”的官。何为“虞人”？就是专门掌管山河、苑囿、畋牧之事的专职官员，如舜曾封伯益为虞官，专管草木、鸟兽之事。

春秋时期文学家左丘明有文《里革断罟匡君》，讲述的是春秋时的鲁宣公违反禁令去捕鱼，大臣里革知道后，将宣公的渔网割断了，并劝他不要带头违反禁令。要知道鲁宣公是诸侯国的国君，大臣敢于直言阻止，并将国君的渔网割断，足以道出古人对生态保护之重视。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其中就有《田律》，这部较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对保护树木、植被、水道、鸟兽、鱼鳖等都有相应的规定，而且非常详细，如春不捉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等。

汉承秦制，规定“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到唐朝时期同样有这方面的法令。据说，唐中宗李显之女安乐公主，是唐朝第一美人，她爱穿的是百色鸟毛织成的裙子，风靡当时，众人纷纷仿之，各种珍禽飞鸟被捕捉殆尽。

据《旧唐书·五行志》载，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色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在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奢靡之风危及飞禽走兽，唐玄宗即位后，立即下了《禁珠玉锦绣敕》加以制止，捕鸟兽之风顿息。

《明史·食货志》有载：“明初，上供简省。郡县供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明仁宗这一通呵斥，救了众多玉面狸的命。这些故事都可看出古人对动物的爱护。

人类文明不可缺失好生之德

除法律的层面外，在民间，平民出于道义的约束也不会去随意滥杀野生动物，如太行山，山高沟深，过去多猎人，但凡是真正的猎人都有自己的捕猎准则，虽然他们说不出诸如保护自然的大道理，但他们懂得滥杀无辜是一种罪过，也正是这最朴素的道理，让他们有所选择，有所捕有所不捕，再老练的猎人，也只是捕一些野兔或山羊，甚者狼都不会去伤害，更不会吃蝙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加强市场监管，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其实，人类文明到今天，好生之德最不可缺。管住自己的嘴，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

（作者为文化学者、青年作家）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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