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周边的“老邻居”里，印度常给国人带来“喜感”，比如骑个摩托拍个电影，都常叫中国网友欢乐半天。但实事求是说，这个“喜感”的邻居，绝不能小看。

比如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印度，就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邻居，且不论“唐僧取经”这样的大事，就连一些当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也能深远影响中国的古代经济文化史，比如“贞观盛世”年间的一件“小事”：大唐使节揍印度。

这“小事”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打架斗殴”的范畴，甚至对古代中国的经济版图，都产生深远影响。

一、“打架”是小事儿，学手艺是大事

这个“大唐使节揍印度”的典故，就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的“王玄策出使”事件：是年大唐使节王玄策率团出使印度大陆的摩揭陀国，好不容易到了地方，却正赶上摩揭陀国国王去世，其国内爆发叛乱，抢红眼的叛军手一滑，把使团也顺手抢了。这下王玄策大使暴怒，立刻集结卫队，又找吐蕃等“实在亲戚”借了些兵，接着大败叛军，单俘虏就抓了一万两千人，还把篡位的叛军首领拉到长安坐牢。

实事求是说，这确是一件“大唐维护印度半岛和平”的大事儿。但完成这桩大事的王玄策大使，回来后只是升为散朝大夫（从五品下）。因为在唐太宗看来，此次出事，另一个目标要比“维护印度半岛和平”更重要——得到印度的一件“美食”：糖。确切说，是要学习印度的制糖技术。

中国制糖历史久远，公认世界上最早“吃糖”的国家。但放在隋唐年间，比起水分多易融化的中国糖来说，当时印度产的糖，即中国史料里的“石蜜”，公认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沙糖，但放在当时，那是绝对的名贵奢侈品！

“唐僧取经”回到大唐后，也给唐太宗带来重要信息，印度大的寺庙，都会种蔗制糖，生产干固体沙粒糖，也就是“石蜜”的原料糖。于是，为了能吃上这上好的蜜糖，唐太宗这才决定派王玄策带上一批留学生，非学到印度的产糖技术不可。这才误打误撞，打了一仗。

但经过这一仗，“大唐学印度制糖”这事儿，也基本扫清了障碍。彼时世界最先进的印度制糖技术，从此源源不断传入中国。“打过架”的王玄策，此后又从印度带回十名制糖高手，确保这门“神奇手艺”，稳稳在中国生根。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初，归国的制糖留学生们，在唐太宗的宴会上大秀国产的“石蜜”，《新唐书》形容“色味逾西域远甚”，开始了对印度制糖技术的“完美反超”。

也伴随着这“完美反超”，自唐太宗年间起，中国的本土制糖业，从此开始上规模，进入井喷式发展。其意义何止是让统治者“吃上糖”？更激活了糖果贸易，持续带来滚滚财源。就连一些“相关产业”，也跟着大受裨益，比如——铁锅业。

二、铁锅大卖，和制糖技术有啥关系？

制糖和铁锅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可真大了去了。

古代的熬糖，主要用铁锅，铁锅的质量，自然关系糖的产量与质量。制糖业越火爆，铁锅的生产技术，也就日新月异。比如在制糖业发达的广东，铁锅业也是驰名中外，其中以“佛山铁锅”为代表的“广锅”，更是以质量强大而著称。佛山产的四尺大铁锅，一次就可煮糖汁七百斤，快速生产大量优质白糖，源源不断的“吸金”。

所以，伴随着制糖业的火爆，以佛山铁锅为代表的“广锅”，也成了古代中国手工业，一项媲美瓷器丝绸的“国际知名品牌”。佛山铁锅采用当时世界独有的“烘模技术”，不但生产率奇高，且耐高温耐烧，堪称当时大明“性价比最高”的锅。如此“好锅”，不止方便老百姓熬糖烧菜做饭，甚至还肩负起特殊使命——维护北方草原和平。

怎么维护？

明朝隆庆年间时，大明朝通过“隆庆和议”，册封了鞑靼部落并实现“互市”，长城沿线终于实现了和平。而在“互市”里，铁锅更是鞑靼各部落最“刚需”的产品，贸易十分火热。但这火热贸易里也暗藏风险——万一有哪个部落不怀好意，把买来的铁锅扔炉子里炼化了再铸成刀剑，脸一翻呼啦啦杀过来。好不容易实现的和平，分分钟白忙活。隆庆年间之前的明朝，没少吃这种亏。

但有了“广锅”，这事儿就好办了。大明阁老张居正在《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里特意交代，“互市”上的铁锅贸易，只能卖给鞑靼部落“广锅”。因为这锅最大的好处，就是耐烧，哪怕像《西游记》里一样“烧个七七四十九天”，拿出来一瞧，它依然还是一口锅。除非对方真的破罐破摔，扛着锅骑马上战场。否则再有野心，也只能乖乖做大明“顺义王”治下的守法子民。

以这个意义说，“隆庆和议”后长城沿线“六十余年边氓生息，遂长不识金草矣”的繁荣景象，各族百姓民生经济的发展，真有这“广锅”的功劳。

而放在当时的“国际贸易市场”上，“广锅”更是公认的“宝货”。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中国铁锅本就是“国际市场”的稀罕货，比如在当时的欧洲，铁锅就是名贵奢侈品，甚至是被贵族君王们用来“传代”的宝贝。“隆庆开关”后，“广锅”的身价当然也暴涨，大明境内卖七分银子一口的普通“广锅”，倒腾到日本，价格就涨到一两白银。卖到南洋甚至更远的地方？那都不知什么价。

如此“商机”，也令东西方商人纷至沓来，年年来中国砸钱“买锅”。高品质的“广锅”，从此“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发展到清朝雍正年间时，造访广东的外国船舶。百分之八十都为“买锅”。有的外国大船来时满载白银，离境时，满船竟装了一两万斤铁锅。当地的铁锅产业，利润赚的盆满钵满。

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东南沿海强大的制糖工业，一直推动着铁锅的技术进步。

三、白花花的糖，赚足了西方世界白花花的银钱

当然，比起相关产业的意外惊喜来说，制糖业本身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更是深远。特别是明代时，中国的制糖产业，又终于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黄泥水淋糖法。

黄泥水淋糖法，以《天工开物》的记载，就是把甘蔗榨汁后火熬，先制成黑砂糖，然后把黑砂糖放入瓦制漏斗里结块，再把黄泥水浇入漏斗产生反应，就能得到雪白的白糖。这么个简单技术，意义却无比震撼：中国古代糖果中最为昂贵，一度只是达官贵人专享的白糖，从此可以大规模生产，走入寻常百姓家。

比如在当时制糖业发达的广东，明清年间时老百姓“无论贫富”，婚嫁等大事上都要用糖果做“宴客答礼”。市面上的糖食多达数十种，不但民间食糖成风，每年更远销全国各地。吃糖，已经是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需求。这事儿放在现在看，似乎不算啥，但放当时“全球范围”，却是意义重大——欧洲直到16世纪才吃上蔗糖，白糖更是其中珍品，英国的贵族只有在生病时，才有机会享用一点。

这么一来，在当时中国可以用“亲民价”买到的糖，贩卖到欧洲就是天价。“隆庆开关”后，单是近邻日本，每年就要从中国进口数万担糖。17世纪初时，“海上马车夫”荷兰通过大规模向欧洲倒卖中国糖，年年赚取暴利。后来英国也参与进来，明末时每年就要从中国购买上万担糖，到了清代时“即远如不列颠三岛，亦有华糖踪迹”。

建国早期的美国，对“中国糖”的需求更到了狂热地步，《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上给出的不完全统计：1804-1829年中国输往美国的搪和搪果，由几百担火速窜升到几万担。可以说，这白花花的糖，赚足了西方世界白花花的银钱。在鸦片战争之前，给世界上唯一的产糖大国——中国带来了巨额财富，令国人受益数百年。

如今想来，正是古代中国人这开放学习的精神，才能造就这样的财富奇迹。“拥有核心技术才能强国”的真谛，其实就包裹在糖果的美味里。

作者：杨基宁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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