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经有本充满种族主义色彩，却得以出版和广为传播的书《狼图腾》，书里面灌输了这样一个观点，游牧民族更有狼性，所能更能打！那么，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真的更加能打吗？这个问题既是个历史学问题，又是个社会学问题。如果只看女真、蒙古入主中原以及契丹占据燕云以北这些时期与事件来看，固然游牧民族在当时曾经一度压倒中原王朝的政权，但若游牧文明的军队真能够吊打农业文明，那为何汉人政权曾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占据主导地位？

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自古便有，而大部分时期农业文明对于游牧文明都有着极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经济之上，还表现在军事、社会关系等许许多多的方面。

尽管现在大多数学者依然将游牧民族军队的腐败化归结于汉化，但这种观点不免有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故而不得不避免去分析“农业文明以及游牧文明军队战斗力何者更强”这一命题。

但直接讨论这一命题，或许是没有意义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对兼顾渔猎、游牧、农耕的女真军队进行讨论。

在掀起反辽旗帜之前，女真的军队并没有严格的军事制度，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为女真诸部首领，充当最高军事统帅。

他所统领的大部分兵马来自于女真诸部族，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渤海及招募。

在进行决策之时，诸部族的代表“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

当要打仗之时，“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

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三朝北盟会编·卷3》）。

在金朝建立前后，中央的政治与军事机构基本保持着原始社会部落的议事会形式，此为中日学者所说的“（中央辅政）勃极烈制度”（王曾瑜《金朝军制》）。

▲完颜阿骨打画像

然而女真在攻打辽国疆土之时又收拢、征发了不少辽国的军队，女真军队在数量上扩张、在成分上变得复杂，故而收国五年（1116）金太祖攻打辽朝辽阳府时，任命主将完颜斡鲁为南路都统，都统承袭自辽制，虽然在制度上金军与辽军并不相同，但都统一职确实表示完颜斡鲁有节制辖下诸部军队的权力。

到后来，金太祖“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金史·卷78》），即女真仍沿用勃极烈制，而其他统治区则沿用辽旧制。

出现这种情况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女真原有的行政、军事体系极为简单。

而在占领辽统治区后却面临着更大的疆域，官僚体系也必然随之扩张，这也就必然面临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规模负效率”，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其内部的效率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下降。

其直接表现就是管理体系的复杂化导致监管困难，行政体系与军事体系逐渐出现腐败化（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如果说皇帝有决心整顿吏治对整个国家的行政、军事体系进行变革，那么统治便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然而正如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帝一般，金朝在其统治后期皇帝亦相当无能，而官僚体系也出现了很严重的腐败化，至金哀宗“讳言过恶，喜听谀恶，又谙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归潜志·卷12》），而将领则是通过荫补和世袭的方式选拔而能力有限，在北部边境的将领剥削当地部族，而在南部的将领甚至因利益与宋朝间谍私通，军队战斗力极剧下降。

在一个腐败的行政环境下，政府会对基层社会加以很强的剥削，故而以整合地方军事力量为本质的“签军”制度（征兵制），理所当然地面临挑战。

金朝后期在军队之中实行募兵制，而募兵制下对于军队的监管责任上移至中央政府，但金朝朝堂上下都已经严重腐败，又如何能够对军队实行良好的监管？

金哀宗时期，官僚“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金史·卷124》）。

这理所当然地导致了1211—1234年金军的军事失败。

自1213年秋至1214年春，蒙古军“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

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6》），1218年攻占河北、山东、山西诸州百余城，其后虽收复平阳及太原等地，但终究难以挽回颓势。

其后于1232年三峰山会战之中，金军15万精锐几乎被蒙军全歼，而关陕一带的会战之中金军十万兵力也近乎覆灭，金朝也最终于两年之后灭亡。

金军战斗力在百年之内急剧衰败，绝非是因为汉化的缘故，而是其制度与监管等方面，未能够跟得上疆域、军队以及官僚体系的扩张。

而那些学者们又何必给汉族扣上这么一顶大帽子，仿佛汉族的政权与制度本身便是原罪？

事实上，中原王朝除了国法这一正式制度以外，往往还通过科举制度换取地方社会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并给予君主限制，这样的制度结构在当时反倒更具有政治上的稳定性。

▲木华黎画像

当然，影响军队战斗力的也绝不仅仅是制度，还与将领的指挥水平、战争工具、军事动员、经济水平等等因素相关联，战争的走向往往会被这些因素共同决定。

故而从总体上来说，以民族或者生产方式作为判定战斗力强弱的标准，抑或是仅拿上面所说的任何一个影响因素作为标准，依然是有缺陷的。

▲王曾瑜著《金朝军制》

比如金朝初期，士兵“器甲鞍马，无非自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但金军在与宋辽交战之时，在战胜之后往往会对敌军以及对当地百姓进行掠夺，而这便是其军需后勤的基本来源。

毕竟对于这样一个短期内崛起而并未在地方上建立有效统治的王朝，根本无法通过税收收入来赡养军队，而只能进行所谓的“以战养战”。（王曾瑜《金朝军制》）

但这并不能保证女真的胜利，岳飞曾经以极为出色的指挥才能，抹平兵力等诸多差距对金军造成不小的伤亡。

而在和尚原、仙人关地区作战之时，金军面对的不仅是同样极有非凡指挥才能的吴玠、吴璘，还有宋朝的利器神臂弩，其时“番（金）兵来攻击官军营寨，我（宋）军并用神臂弓，施放炮石，打死番兵无数”（《北海集·卷8》），可见装备也可以带来一定的作战优势。

然而历史却证明了，它不能为北宋守住北部的疆土，这种优势也只是“一定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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