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8年9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的,那时院长是吴作人先生,我们很少能见到他。低年级的同学以课堂学习为主,国画系自己的老师教,U字楼里有固定教室,老师三周、五周的连续排课,边讲边示范。国画系的两大名师李可染、李苦禅,都直接进教室上课。也有请来校外专家讲座,天南地北都有,海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都来过。当时流行外出写生,系里很多老师都带过写生课,其中叶浅予先生带我们最多,有时候既是写生、采风,也是体验生活,做美术调查。

图 | 上世纪80年代,龚继先探望李可染先生(右),在可染先生家中合影
第一堂课就叮嘱学生:画画要吃得起苦
记得可染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就叮嘱我们说:“我是苦学派,做什么事一定要练功,你们画画要吃得起苦。”他讲自己早年跟孙佐臣拉胡琴的事,说孙老师要他记住“稳、准、狠”三个字。学艺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最冷的冬天,手冻得僵硬,通过拉琴,手慢慢热起来,关节活络,最后灵活自如。可染先生的胡琴拉得出神入化,堪称一绝。他以此为例,很有说服力。他说,基本功就要这样打下,要对自己下得了狠心。你们下五年的基本功,并不吃亏。画画不是轻松的事,不是马马虎虎对付一下就交差的事,要非常认真。他常挂在嘴边的,是“严肃扎实”四个字。在课上他还提出一个问题。他问大家:“中国园林里面用太湖石布景,西方园林则多摆放雕像。为什么?”他说:“这正是中西艺术的差异所在,差异在似与不似。中国画不具形,不讲究相似,追求神似。齐白石先生说太似则媚俗。这是中国人的艺术哲学。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不能对立。”与李苦禅先生的随意亲和不同,可染先生为人清冷、认真。苦禅送过我好几幅画,可染先生从不主动送人,我们也不敢开口。课堂上,他很少讲题外话,话少而简捷,也从不讲伤人的话。他话不多,更不重,若说“你用点功”已经算是很重的批评了。他非常重视“功”,强调学画要能沉下心,要有吃苦的准备,踏踏实实,不走捷径。可染先生自己画画,在技法上多得益于扎实的书法功底,以书代画,落笔极慢,慢慢地积点成线,有人赞誉可染先生的画是点线的舞蹈。即使课上演示,他也画得极慢,一幅简单的《杏花春雨江南》,往往要画两个上午。也因此,我们得以看得清晰,学得明白,先生怎样下笔、运笔和收笔都清清楚楚。1960年,他提出“采一炼十”的艺术主张。本意是采矿非常艰辛,冶炼更加需要付出。引申到艺术上,他想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创作必须兼具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双重艰辛和勤奋。可染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在艺术领域孜孜以求、不懈耕耘的苦行艺术家。

图 | 1959年春,刚刚入读中央美院国画系的龚继先(前左一)跟随李可染先生(中)在颐和园写生时合影
偏爱碑的金石气,建议我们多临碑
可染先生话不多,但无疑是一名优秀的美术教育家。可染先生为我们讲山水,讲笔墨,建议我们多临碑。他更喜欢碑的金石气,这是北派书画家的偏好。受其影响,我常去厂甸淘汉碑拓本。我逛厂甸,每次必去庆云堂,就在荣宝斋对面。每到店里,我自己翻,自己找,看到中意的就付钱。老板是位老先生,上世纪50年代仍旧穿长袍,戴瓜皮帽,圆面眼镜,厂甸卖碑帖的门店就数这家权威,多年经营,渠道很广。我去得多,和老板后来混得很熟,买东西看东西方便不少,挑东西比较随便。

图 | 李可染国画作品《枫林暮晚》1978年
中国书画南北风格不同,在央美我大多接触的是北派画家,1963年我分配到上海人美,开始较多接触海派画家,吸收和融汇进南派的笔墨与气质,加之从事美术出版工作,大量接触经典书画和顶级画家,我对南北风格感受明显,也注意吸收两者之长。正如白蕉先生所说,碑和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中国文化讲求辩证,反对走极端。可染先生偏爱碑的金石气,追求苍茫的历史感,喜欢岁月沉积的厚重感,这和他的笔法吻合,都是一样沉厚有力。我们常说从事艺术要有天赋,可是从我多年的观察,特别在可染先生身上看到的,是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只争朝夕的勤学苦练。我没看到过一个功底不扎实的大家、名家。黄永玉先生回忆说,自己的画室与可染先生画室刚好是九十度角,每次自己深夜准备休息时,看到可染先生的灯还亮着。可染先生也曾说过,自己平时很喜欢荷花,可是从来不敢轻易去画它,假若真要画的话,就需要买十刀二十刀纸,把这些纸都画完了,就可以真正地画荷花了。他始终在强调苦练艺术基本功,他要求我们多临碑也蕴含此意。坚持写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发生过一场中国画的改造大讨论。可染先生参与其中,在《美术》杂志创刊号上撰文《谈中国画的改造》。他给我们讲过,自己在中国画变革上的执着和艰辛,“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图 | 李可染国画作品《颐和园扇面殿》1957年
他说,画好中国画,要“有胆有魂”,“胆”是敢于突破传统中陈腐框框,“魂”是要有时代精神的意境。可染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正是1949年后新时代的转型期,美术界紧跟形势,必然会催生新国画的崛起。他属于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位,经常外出写生采风,创作出《万山红遍》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新画大胆铺色、创新构图,营造出辉煌灿烂的时代图景,让他赢得圈内外的如潮好评。他说起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艰辛和探索,克服了很多矛盾和困惑,如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现实生活与艺术境界的矛盾。可染先生不畏山高路远,始终坚持外出写生,体验火热的生活,他说:“绘画最重要的,要精读两本书,第一本是大自然,第二本是传统,任何大学问家都要读这两本书,离开大自然和传统,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可染先生可能是中国写生地点最多、路线最长的画家,行程数万里,堪称艺术上的两万五千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永玉先生曾评价他:“可染先生其实是一种聪明而淳朴的农民性格,勤劳是他的天性。”为了写生,可染先生带上类似修鞋匠的“马扎”,还发明了自己缝制的画夹。这种画夹用帆布包两块硬板,橡皮筋一勒,画纸夹在中间,不脱不掉,里面是够一天写生的纸,硬板还可以做画板。比起西方的标准画夹,可染先生的发明既轻便,又小巧,非常适合他这样长距离的野外写生。

图 | 李可染国画作品《颐和园扇面殿局部》1957年
颐和园写生,慧眼识得周思聪
我曾有幸跟随可染先生外出写生。大一下学期开春,可染先生带领国画系同学,去颐和园写生两个礼拜。那次参加的人很多,两个班级的人都在,国画系的很多专业课都安排两个年级一起上,可染先生写生也带着两个班级。

图 | 1959年,李可染(三排右三)带领中央美院1957级、1958级国画系同学在颐和园写生时合影,三排右四为龚继先
我们就住在颐和园里面。颐和园漂亮,适合写生,张大千33岁那年,曾住进听鹂馆画荷花。在皇家园林里面,颐和园也算得上是翘楚,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都美不胜收,移步换景,可画的东西很多。我们集中写生和分散活动相结合,自己觉得好的地方,就可以展开画纸,画上一两张,晚上回到住处就一起聊天,谈白天画画的体会。那时候大家都年轻,风华正茂,情绪特别饱满。这期间,一起写生的同学拍了合影,大家挤坐在台阶上,人头簇拥,无不兴高采烈。我挨着可染先生,就坐在他身旁。照片我一直留着,里面一张张年轻的笑脸,范曾、周思聪、王振中也都在其中,回想当年的学子生涯,感慨无已。颐和园写生回来后,大家都创作了一些作品。这些作业送到可染先生那里,他从中挑选出一幅,说这幅好。那是周思聪的作品。周思聪是天津人,因为喜欢画画,又画得好,中学便离开家乡,考到美院附中。当时,她已经比我们多受了3年的正规美术训练。她的画笔墨清新,表现力强,女性画家的特点很鲜明。那一年,维也纳正在举办世界青年联欢节,可染先生选中周思聪的画,亲题画名为《万寿山一角》,推荐去维也纳参展。后来《万寿山一角》获得国际青年作品展银奖。这个奖对周思聪影响很大,从此她就成了学生中的名人。大三分科之后,她选了人物方向,进入蒋兆和先生的工作室,但她一直感念可染先生的知遇之恩,很尊重可染先生,过世前的最后一幅作品即是李可染人物肖像画。

图 | 李可染国画作品《黄山烟云》1978年
周思聪才华横溢,人聪明,基本功扎实,是我们班的风头人物。上大学后,系里号召大家争取入团,我们当然积极响应,争取了半天,学习毛选劲头十足,我还是学毛选积极分子呢。最后我也没入上团,说是出身不好,得往后排。实际上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确定成分为职员,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这说明当年入团门槛高,入团很难。周思聪不光入团,还当了团干部,属于又红又专的学生。叶浅予先生、蒋兆和先生和可染先生都喜欢她。

图 | 李可染国画作品《青山密林图》1965年
家中常年只挂林风眠与关良先生的两幅画
当年读书时,我们常去可染先生家。那时他住中央美院的一处宿舍大院,大雅宝胡同甲2号。他家不大,当时住宿紧张,分的宿舍房间都很小,画家的纸、画、画具堆得满满的。差不多家家如此,看上去拥挤又杂乱。很多画家家里的画经常更换,但可染先生家里常年只挂两幅画,一幅林风眠先生的,一幅是关良先生的。他对我们说,这两幅画,你们现在看不懂,是给50年后的人看的。

图 |龚继先作品《凌波》(指画)1992年
可染先生是个念旧重情的人。他出身贫寒,早年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美术熏陶,但是极为刻苦,勤于绘事。上世纪30年代,他报考杭州国立艺专,被林风眠院长破格录取,读书期间受到林先生颇多关照。据说林先生曾一度准备送他去留法学画,后来由于可染先生参加进步活动,被当局盯上,没去成。当时,为了避祸,林先生给可染先生几十元钱,送他离开了杭州。1944年可染先生和师母邹佩珠在重庆喜结良缘,请来同在重庆的林先生主婚。可染先生不多言辞,这些和林先生之间的岁月旧事,他始终念念不忘。
可染先生爱讲一些美术理论,聊天多围绕艺术主题,有时我们晚饭后去他家,一直待到九十点钟,大家还在聊天的兴头上,不愿散去。他敬佩黄宾虹、齐白石,黄宾虹讲得最多。他的积点成线法,就受有黄宾虹的影响。可染先生说,齐先生的字和画力能扛鼎,这份功力跃然纸上,能够透过线条传递给观者,他们作为学生辈,作品都不敢挂在齐先生的画旁边,因为功力不够,云泥立现。

图|龚继先临李苦禅作品 1962年
齐、黄两位笔墨厚重,其实可染先生本身也非常重视艺术的浑厚。他给我们讲书法,提到的作品都是笔力雄强,气势阔大,其中列举汉碑最多。唐碑他提到李北海。当代书法家,上海的,我听他提过两个人。一位是沈尹默,说沈先生的字肌骨自然流畅,神韵起伏飘逸,有境界,有趣味,非常难得。另一位是鲁迅先生,他说鲁迅的字好啊,好到不怕推敲,你们去找他的字来看,小方格里的字放大以后,不失真,不会垮掉,仍旧耐看,那可真不容易。可染先生重视文化底蕴,沈尹默和鲁迅学养深厚,是一代有思想的学者,他们的字自然也韵味丰厚。

图|龚继先近照
我们去可染先生家的时候,偶尔会见到邹师母。师母是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的毕业生,当时也在央美当老师,教雕塑。她曾为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塑像,那是她的代表作。师母为人开朗,喜欢文艺,也擅长文艺,体育和京剧都在行,京剧唱得能够上票友水准。可染先生拉胡琴,师母善唱,妇唱夫随,非常和谐。1961年,央美国画系分科,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几个方向。可染先生教山水,带山水工作室。我对花鸟有兴趣,更多从李苦禅先生学画。此后便很少直接受教于可染先生,但他的艺术见解和课堂教诲,我却一直牢记不忘。
(本文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五辑之《龚继先口述历史》,原标题为《我在央美问学李可染先生》载于《世纪》杂志2020年第1期,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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