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黄河安澜却也白发三千，一匹伺伏的鲸鱼，用脊梁拱起了祁连；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亦有忠义，和然诺，事了拂衣去，一般不露痕迹；那时候没有磨石，刀子一直闪光，拳头上可站人，胳膊上能跑马；那时候的路不长，足够走完一生，谁摸见了地平线，谁就在春天称王。

写作近四十年，叶舟的文学疆域没离了他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叶舟在黄河上游这一带生活、歌哭、书写、成长，甘肃埋着他的胎印，也是他的寄梦之所。而只要看见“敦煌”两个字，他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雪夜投奔，喜乐，信仰，醉氧了一般。

2019年，叶舟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持续热销，并入选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10部提名作品。《敦煌本纪》描述了清末民初当地三大家族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它以敦煌沙州城为俗世支点，以莫高窟为信仰高地，叙述了西部百姓于跌宕曲折中寻路、开路、拓路的现实遭际与心路历程。

在叶舟看来，这部小说试图去重新发现这个国家的边疆，去眺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去厘清这一伟大文明的来路，并获取今天的力量与担当。而叶舟自己也曾在采访中讲述他眼中的敦煌和文学创作。

《敦煌本纪》译林出版社 2018年12月

以下是叶舟的访谈内容。

我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有一百多万字，很多人说没想到我会写这么“大”的一部作品。不过，可能也只有如此大的体量与规模，才能配得上敦煌吧。许多年前，我就打定了主意要为敦煌写一本大书，现在这个心愿达成了，就像兑现了一个诺言。记得写到半途中时，我想着等书出版之后，要带上一本崭新的《敦煌本纪》去敦煌，在莫高窟的九层楼下去还愿。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文学创作的版图，或者说文字的疆域。于我而言，这片文学的版图就是大西北。我喜欢荒凉、干旱、空旷、遥远的风景，我常年游走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黄土高坡和新疆南北……我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她们壮大了我的精神，开拓了我的眼界，哺育了我的想象，又赐予了我美妙的诗篇。在这些浩瀚而辽阔的地理中，只有敦煌时刻凸显了出来，就像是一枚黄金的钉子，钉住了我的文学版图，时至今日。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铁路系统的一所中专里面当老师，有了一张职工免票，出行比较方便，一下子就跑遍了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地，甚至还坐着一辆破吉普，去了遥远的西藏，第一次看见了那么壮烈而荒凉的风景。我知道了什么叫戈壁，看见了雪山的真容，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方言，以及斑驳陆离的风俗与大量的传说。这与我之前的生活经验完全不同，我找到了大自然这个创作背景后，自己的文学视野一下子广阔起来，里面有的是我用一双脚丈量过的土地。

“敦”和“煌”，这两个字一旦分开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是组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根闪电、一座天空，乃至于一本巨大浩繁的经书，充满了无限的神奇。我第一次接触敦煌却是“路过”。1986年暑假，当时还是个穷学生，我坐上绿皮火车去了一趟新疆，中途停在了一个小站——柳园车站。那时柳园车站是敦煌的唯一门户，兰新线在甘肃境内最西的一站。去程时，因为吐鲁番一带刮大风，火车在柳园车站停了许久。回来时，恰逢清晨，霞光铺满了整个车站，铺满了敦煌。我下了车，在站台上散步，心想这就是敦煌啊，我现在就在敦煌的天空下啊。这以后，虽然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敦煌了，但第一次的路过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它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留下了震撼。我喜欢河西走廊，到了那里我感觉是吸氧，是输血，那里也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地方。

作家叶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下了将近几百首诗歌、散文和随笔，后来以《大敦煌》的名字结集出版，另外还有《敦煌诗经》《丝绸之路》《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但我知道，对于敦煌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存在，对于西北这片深沉而广袤的写作疆域而言，一定要有一部真正的长篇才能供养，也才能匹配。2000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整整一天，我独自逗留在宕泉河的两岸，沉浸于千佛灵岩之上，一个人享有了莫高窟的伟大宁静，以及这一座辉煌的文化遗址赐予我的灵感。我当时就发愿，将来的一天，我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一部心血之作，道出敦煌的秘密，说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让那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去占据舞台的中心，并以此作为我这个儿子娃娃的反哺和报恩。

2017年，我开始动笔了，我写下了《敦煌本纪》的第一句话。

“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

有了十六年的酝酿，具体的写作过程其实并不长，最终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我为这部小说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写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作者直来直去，从故事的源头一路线性地发展到终点。我更喜欢的则是首先确立整个故事的那一根“脊椎骨”，让故事能够站立起来，挺直了，然后再去填充血肉，形成人物的命运弧度和具体的故事走向。

《敦煌本纪》中有上百位人物，并且各自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我起笔时立下一个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二十世纪初的敦煌沙州城，并且要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一群群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

这部小说试图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他们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如何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

敦煌道士塔，叶舟/摄

“少年”是《敦煌本纪》的关键词，我喜爱这个词。每个作家有着自己不同的写作风格，于我，则是少年。这可能和我的天性有关，就像西北人爱说的“儿子娃娃”一词。《敦煌本纪》中的少年策马扬鞭，意气风发，在敦煌大地上奔走守护，生死相伴。读者可能会觉得他们似曾相识，是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当年的班超、卫青、霍去病、张骞，他们代表着梦想与力量。

《敦煌本纪》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清末民初，从1910年开始，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八年。彼时，朝廷摇摇欲坠，时局动荡，河西走廊的四郡两关由于深处边陲，政经落后，所以少人问津。在民国年间报章上的一篇专栏文章里，我发现了“锈带”这个词。所谓“锈”，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指向了政治、文化和经济，还包括人心和偏见。于是，我撒出了这一群少年，让他们去清除这些锈迹，不仅要把大地上的锈迹擦掉，更重要的是去擦掉人们心中的锈迹。

一百多年过去，当年的锈带如今已变成一座座朝气蓬勃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创作上来看，我在以后的小说中会渐渐触及当下火热的生活。小说不是简单地编一个过去的故事，它一定要指向当下和未来。这也应是一个作家的抱负：用文字发声，在文化上开疆拓土，构建当下甚至未来的精神文化空间，永葆这个民族少年时代的那一份昂扬自信和光荣梦想。

《敦煌本纪》叶舟在访谈中道出了心中气象，而在作家赵荔红看来，《敦煌本纪》同样是“气象万千”：

敦煌，一个地名，为他写“本纪”，好似他是一个复活的胸襟浩大的“圣王”。在这部1200页的大著作中，叶舟将历史书写的“编年体”（从清嘉庆到光绪年间是引子，从嘉庆到国共分裂的28年是正文），与“纪传体”（三大家族，两代人，记录三大“世家”波澜壮阔的命运）融合在一部小说中。气象万千。

从某种意义讲，小说就是史诗。全书45卷，好似敦煌的一卷卷藏经册，将被膜拜、阅读、摩挲；小说一百多个人物，好似莫高窟那些被雕刻师反复凿磨的雕像，好似那些摄心弹魂的壁画人物。

史诗的胸怀，辽阔的书写，细节的锻造，独特的西北方言，故事中的故事，层层叠叠，时空回朔往返——河西走廊的漫漫黄沙，祁连山下的连绵绿洲，埋藏着多少奔突血勇的魂灵啊？！豪杰英雄，卑微商客，柔情烈女，衰微的败坏的家族，复兴的勇敢的少年。悲壮的血衣，覆盖着英勇的魂灵；欲望的诱惑，黯淡了高义的家族。

何为“义”啊？义者，诚也，信也，义在理明，义是一种拯救、一种行动，是怜悯普渡那转瞬洇灭的芸芸众生的庄严法相。小说末了，无论是腐败了的义庄索氏，还是复兴的义人胡家，古老传统代代秉承的义，追求精良与纯明的善，在现代国家组织面前，皆不堪一击，必要被歼灭，胡梵义逃走披了袈裟直到死，索朗被亲弟弟枪毙镇压，正在开挖的“义窟“也终于塌陷了……正是：梵音渐寂灭，久坐纳衣寒；世事沧桑改，人伦何可亲。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小说中，触摸到了叶舟那颗砰砰跳动的血勇的心。冰河怒醒，金戈铁马，这里，曾行过一群少年，司马迁、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班超、张骞，还有一个坚韧的少年行者，叶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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