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黄河安澜却也白发三千,一匹伺伏的鲸鱼,用脊梁拱起了祁连;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亦有忠义,和然诺,事了拂衣去,一般不露痕迹;那时候没有磨石,刀子一直闪光,拳头上可站人,胳膊上能跑马;那时候的路不长,足够走完一生,谁摸见了地平线,谁就在春天称王。
写作近四十年,叶舟的文学疆域没离了他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叶舟在黄河上游这一带生活、歌哭、书写、成长,甘肃埋着他的胎印,也是他的寄梦之所。而只要看见“敦煌”两个字,他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雪夜投奔,喜乐,信仰,醉氧了一般。
2019年,叶舟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持续热销,并入选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10部提名作品。《敦煌本纪》描述了清末民初当地三大家族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它以敦煌沙州城为俗世支点,以莫高窟为信仰高地,叙述了西部百姓于跌宕曲折中寻路、开路、拓路的现实遭际与心路历程。
在叶舟看来,这部小说试图去重新发现这个国家的边疆,去眺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去厘清这一伟大文明的来路,并获取今天的力量与担当。而叶舟自己也曾在采访中讲述他眼中的敦煌和文学创作。
《敦煌本纪》译林出版社 2018年12月
以下是叶舟的访谈内容。
我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有一百多万字,很多人说没想到我会写这么“大”的一部作品。不过,可能也只有如此大的体量与规模,才能配得上敦煌吧。许多年前,我就打定了主意要为敦煌写一本大书,现在这个心愿达成了,就像兑现了一个诺言。记得写到半途中时,我想着等书出版之后,要带上一本崭新的《敦煌本纪》去敦煌,在莫高窟的九层楼下去还愿。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文学创作的版图,或者说文字的疆域。于我而言,这片文学的版图就是大西北。我喜欢荒凉、干旱、空旷、遥远的风景,我常年游走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黄土高坡和新疆南北……我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她们壮大了我的精神,开拓了我的眼界,哺育了我的想象,又赐予了我美妙的诗篇。在这些浩瀚而辽阔的地理中,只有敦煌时刻凸显了出来,就像是一枚黄金的钉子,钉住了我的文学版图,时至今日。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铁路系统的一所中专里面当老师,有了一张职工免票,出行比较方便,一下子就跑遍了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地,甚至还坐着一辆破吉普,去了遥远的西藏,第一次看见了那么壮烈而荒凉的风景。我知道了什么叫戈壁,看见了雪山的真容,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方言,以及斑驳陆离的风俗与大量的传说。这与我之前的生活经验完全不同,我找到了大自然这个创作背景后,自己的文学视野一下子广阔起来,里面有的是我用一双脚丈量过的土地。
“敦”和“煌”,这两个字一旦分开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是组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根闪电、一座天空,乃至于一本巨大浩繁的经书,充满了无限的神奇。我第一次接触敦煌却是“路过”。1986年暑假,当时还是个穷学生,我坐上绿皮火车去了一趟新疆,中途停在了一个小站——柳园车站。那时柳园车站是敦煌的唯一门户,兰新线在甘肃境内最西的一站。去程时,因为吐鲁番一带刮大风,火车在柳园车站停了许久。回来时,恰逢清晨,霞光铺满了整个车站,铺满了敦煌。我下了车,在站台上散步,心想这就是敦煌啊,我现在就在敦煌的天空下啊。这以后,虽然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敦煌了,但第一次的路过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它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留下了震撼。我喜欢河西走廊,到了那里我感觉是吸氧,是输血,那里也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地方。
作家叶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下了将近几百首诗歌、散文和随笔,后来以《大敦煌》的名字结集出版,另外还有《敦煌诗经》《丝绸之路》《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但我知道,对于敦煌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存在,对于西北这片深沉而广袤的写作疆域而言,一定要有一部真正的长篇才能供养,也才能匹配。2000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整整一天,我独自逗留在宕泉河的两岸,沉浸于千佛灵岩之上,一个人享有了莫高窟的伟大宁静,以及这一座辉煌的文化遗址赐予我的灵感。我当时就发愿,将来的一天,我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一部心血之作,道出敦煌的秘密,说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让那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去占据舞台的中心,并以此作为我这个儿子娃娃的反哺和报恩。
2017年,我开始动笔了,我写下了《敦煌本纪》的第一句话。
“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
有了十六年的酝酿,具体的写作过程其实并不长,最终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我为这部小说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写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作者直来直去,从故事的源头一路线性地发展到终点。我更喜欢的则是首先确立整个故事的那一根“脊椎骨”,让故事能够站立起来,挺直了,然后再去填充血肉,形成人物的命运弧度和具体的故事走向。
《敦煌本纪》中有上百位人物,并且各自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我起笔时立下一个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二十世纪初的敦煌沙州城,并且要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一群群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
这部小说试图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他们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如何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
敦煌道士塔,叶舟/摄
“少年”是《敦煌本纪》的关键词,我喜爱这个词。每个作家有着自己不同的写作风格,于我,则是少年。这可能和我的天性有关,就像西北人爱说的“儿子娃娃”一词。《敦煌本纪》中的少年策马扬鞭,意气风发,在敦煌大地上奔走守护,生死相伴。读者可能会觉得他们似曾相识,是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当年的班超、卫青、霍去病、张骞,他们代表着梦想与力量。
《敦煌本纪》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清末民初,从1910年开始,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八年。彼时,朝廷摇摇欲坠,时局动荡,河西走廊的四郡两关由于深处边陲,政经落后,所以少人问津。在民国年间报章上的一篇专栏文章里,我发现了“锈带”这个词。所谓“锈”,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指向了政治、文化和经济,还包括人心和偏见。于是,我撒出了这一群少年,让他们去清除这些锈迹,不仅要把大地上的锈迹擦掉,更重要的是去擦掉人们心中的锈迹。
一百多年过去,当年的锈带如今已变成一座座朝气蓬勃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创作上来看,我在以后的小说中会渐渐触及当下火热的生活。小说不是简单地编一个过去的故事,它一定要指向当下和未来。这也应是一个作家的抱负:用文字发声,在文化上开疆拓土,构建当下甚至未来的精神文化空间,永葆这个民族少年时代的那一份昂扬自信和光荣梦想。
《敦煌本纪》叶舟在访谈中道出了心中气象,而在作家赵荔红看来,《敦煌本纪》同样是“气象万千”:
敦煌,一个地名,为他写“本纪”,好似他是一个复活的胸襟浩大的“圣王”。在这部1200页的大著作中,叶舟将历史书写的“编年体”(从清嘉庆到光绪年间是引子,从嘉庆到国共分裂的28年是正文),与“纪传体”(三大家族,两代人,记录三大“世家”波澜壮阔的命运)融合在一部小说中。气象万千。
从某种意义讲,小说就是史诗。全书45卷,好似敦煌的一卷卷藏经册,将被膜拜、阅读、摩挲;小说一百多个人物,好似莫高窟那些被雕刻师反复凿磨的雕像,好似那些摄心弹魂的壁画人物。
史诗的胸怀,辽阔的书写,细节的锻造,独特的西北方言,故事中的故事,层层叠叠,时空回朔往返——河西走廊的漫漫黄沙,祁连山下的连绵绿洲,埋藏着多少奔突血勇的魂灵啊?!豪杰英雄,卑微商客,柔情烈女,衰微的败坏的家族,复兴的勇敢的少年。悲壮的血衣,覆盖着英勇的魂灵;欲望的诱惑,黯淡了高义的家族。
何为“义”啊?义者,诚也,信也,义在理明,义是一种拯救、一种行动,是怜悯普渡那转瞬洇灭的芸芸众生的庄严法相。小说末了,无论是腐败了的义庄索氏,还是复兴的义人胡家,古老传统代代秉承的义,追求精良与纯明的善,在现代国家组织面前,皆不堪一击,必要被歼灭,胡梵义逃走披了袈裟直到死,索朗被亲弟弟枪毙镇压,正在开挖的“义窟“也终于塌陷了……正是:梵音渐寂灭,久坐纳衣寒;世事沧桑改,人伦何可亲。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小说中,触摸到了叶舟那颗砰砰跳动的血勇的心。冰河怒醒,金戈铁马,这里,曾行过一群少年,司马迁、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班超、张骞,还有一个坚韧的少年行者,叶舟。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